新文化的南北之争：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一、引言北京大学是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更形成莫之能御的新文化风潮，领袖群伦。五四爱国运动之起，由于欧战结束后，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中国以战胜国而丧权辱国，国内舆情大哗，引发抗争，以及随之而来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唱新文化者在文化上刻意求新，将中国的挫败与羞辱归罪于旧文化而欲摒弃之，甚至高唱全盘西化之论。唱此新文化之群贤，齐集北大。蔡元培校长虽以兼容并包闻名于世，然主要在容纳新派，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多为其所延揽。蔡校长虽不排斥旧派，但心向新派，且旧派已非主流，不是靠边站，就是引退南下，北大成为新文化的重镇，势所必然。所以南北之分并不是地域之暌隔，不能共通声气，而是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各据一方。当年反对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人文学者，聚集在东南中央大学（包括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他们经常被视为反对新文化的一群抱残守缺的顽固派，紧抱传统文化，拒绝外来文化。事实上他们之中亦多清华出身，留学欧美，教育背景实与新派略同。他们坚决反对的是以新文化来取代旧文化，尤其痛恨旧文化之被摒弃，所以极力要维护旧文化，因而被称为反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其实，他们明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并不反对新文化，他们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舶来品，也是一种新文化，只是他们所要吸取的新文化，有异于陈、胡。他们对新文化的态度也不相同，不要拿来，而要融化。这群人以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楼光来、柳诒征、张荫麟、徐子明、黄季刚、吴梅、胡小石、汪辟疆等学者为中坚，以东南大学（1927 年改组为中央大学）为基地，创办《学衡》杂志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者争锋，俨然是一场民国学术界的南北战争。所谓南北不是地域之分，亦非省籍之别，恰恰因两派学者展开论战时分居于北京与南京而有南北之分。不过，分居南北，并非偶然。北京大学原是五四运动的摇篮，该校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与主要执笔者。与北京学者唱反调者聚集于南京东南大学，则由于梅光迪的策略，要大家刻意避开北大，而在南方的高等教育机构站稳脚跟。度梅氏之意，无非是别树阵地，与之相抗衡。历来论及新文化运动偏向激进一派，将温和派视之为保守与落伍而忽之。届此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激情过后，回顾与反思，理当重新检视以新人文主义为旗帜的南方新文化运动。换言之，吾人不应再将焦点聚于新旧之争，而聚于温和与激进之争。激进胜出未必是福，值得检讨。先将双方交锋的主要议题分述如下：二、文言与白话之争民国九年（1920）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校改用白话教学，自此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开展了蓬勃的白话新文学，最后导致文言成为一般读书人难以索解的古代汉语。此一转折影响的深远，称之为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并不为过。更具体而言，可说白话革了文言之命。其实，白话并非新创，古已有之，只是古来视白话为俚语，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而文言则是典雅的正式文字。北派大将胡适于五四之后成为提倡白话文的健将，远在五四之前留美期间的胡适已开始与同学兼同乡的梅光迪展开文、白之辩。辩论的结果双方都坚持己见，以致于因反目互诟。在形象上，胡适成为识时务者的英雄，而梅光迪则成为反对白话文的不识时务者。其实，梅氏长胡氏一岁，与胡氏一样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先入西北大学，后入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并不反对白话文，他自己也写白话文。他反对的是废文言而用白话，不认为文学的演变是新文体取代旧文体，而认为是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换言之，新旧文体应该承先启后，可以并存，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所以明确地说，梅光迪他们并不反对白话文，重点是反对废止文言，认为不必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惜文白之争最后沦为无意义的赞成或反对白话文之争的假议题，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议题：文言是否应该废止，必须被白话所取代？提倡白话最卖力的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一书里，如何界定白话文就出了问题。他所谓的白话文是听得懂的不加粉饰的明白畅晓的，自然包括了那些浅显易懂的古文在内，至于所有深奥华丽、小老百姓看不懂的古文都应该被排斥的、不及格的僵死文学了。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以死活来界定文言与白话，认为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学，活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取代死文字。其实西方人所谓dead language指得是已废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use），然而文言在当时仍然是通行的现行文字（language still in use），绝不可能是已废文字，废止不用之后才会死亡。据南京中央大学的徐子明教授说，刘半农在巴黎学位口试时，曾说中国文字（古文）已废，被法国汉学教授Vissiere驳斥如下：中国文字是已废的文字吗？呸！它全没有废，它是极其通行。（La langue chinoiseest-elleune languemorte? Non，ellenest pas du tout une langue morte，maiselleestune languevivante par excellence）。胡适自定文字的生死之余，却又以一己的主观价值在《白话文学史》里收揽了一些自称已死的古文，又完全忘了如何处理不明白畅晓的白话文。钱锺书先生曾说：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往往钩深索引，难有倍于文言者，又说以繁简判优劣者，算博士之见耳、以难易判优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见耳。若按胡适的说法，难道内容艰深不容易看懂的白话文也都成了僵死文学了？其实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的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所以，凭难、易、繁、简来判决文字的死活，是站不住脚的。按文言与白话都是汉文，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白话是口语（spoken language）而文言是雅言（written language），口语成为可读的白话文，仍需要雅言作为根底与资源，诚如梅光迪所说：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已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同时，白话也可使古文除去陈腔滥调而更具弹性。换言之，白话可使文学普及，但无须废止讲究贵族的美学的精英文学，原可双轨并行而不悖，如吴宓所说：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文言，白话殊途，本可并存。徐子明更明言：夫岂知英美德法，其政令公牍及学人著述所用之文字，与寻常之语言绝殊。伦敦、纽约、巴黎，其贩夫走卒孰不能各操其国语。然而授之以通人之撰述，则茫然不解。何则？著述之文字，简洁精窍，不似口语之俗俚畏琐，故未加研习则不能解。然则，口语与行文不可能合一，中外皆然。但是五四之后，文学革命风潮高涨，白话通行，北派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南派沦为守势，不得不亟力攻击白话独尊，原意是反对尽弃古文，如南派的胡先骕所认为的，古文是前人留下的遗产，不应尽弃，创新必须要植根于传统。抗战前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的徐子明教授从历史观点指出，罗马帝国通用拼音的拉丁文字，帝国崩解后各族以其土语为国语，各立一国，欧陆便永久分离。中国的方块字根据六书而成，与拼音文字的性质完全不同，异族虽然不断入侵，但无法拼出其土语，只能认中国字，读中国书，最后因认同中国文化而成为多民族中国的成员。所以徐先生认为，华文的统一文化之功和用夏变夷之力，不管以时间之久长或空间之辽阔而论，可说史无前例。换言之，中国文字自有其特性与功效，何必强同，一意西化？幸而汉语拼音化只是纸上谈兵，未付诸实施，否则更难以挽回矣。然而在相互攻防之间理性的讨论很容易流为情绪性的抨击，因而失焦，如吴宓痛斥北派偏激的主张卤莽灭裂，徒以谩骂为宣传，发没有根据的言论，使国家社会受害。但北派乘趋新的优势，根本不把南派放在眼里，胡适很高傲地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夸大得意之状，溢于言表。发抒情绪之余，几无理性讨论的空间，变成简单的文白之争，反对独尊白话被认为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不宜偏废被认为是食古不化。北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南派则普遍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但实情并非如此。今日尘埃落定，表面上看来，南派败北，白话胜而文言败。平心而论，白话俗语诚然已经证明可成为精致的白话文，但白话文的精粗好坏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如何使拖沓繁复的白话成为简洁明畅的文字，有赖于善用文言。他们认为偏废古文不仅是枯竭了白话文的泉源，而且舍弃了汉文化的宝筏，因千年古文所载，乃整个传统文化精神之所寄，也就是吴宓所说民族特性与生命之所寄，与吴宓精神相契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虽未参与文白论战，但毕身不用白话作文，以贯彻其信念。吴宓的学生钱锺书虽以白话文创作，但不废文言，晚年巨著《管锥编》即以典雅的古文书之。证诸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手，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只因古文遭到废弃与漠视，能够借文言使白话文写得精简雅洁者日少，能写文言者更是日见凋零。对极大多数的国人而言，古文不啻已成为枯井竭泉，读来犹如有字天书，反而因受到西语影响，污染了白话文的写作。至今有人呼吁加强国文，岂不晚矣！亦不得不令人感念当年南京中大人文学者，反对废弃古文、独尊白话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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