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深入研究唐代金银器,须知道马尔沙克。他1971年出版的英、俄文双语的《粟特银器》,一直影响至今,时隔半个世纪翻译出版,也说明了它仍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丝绸之路畅通后,唐代金银器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亚粟特银器的传入和影响。可以说,研究唐代金银器,《粟特银器》是必读书。
译者让我为该书写序,令我想起一些事情。早年我撰写《唐代金银器研究》,对前辈学者及著作评述时,重点评价的人物有两位,一位是瑞典的俞博,一位便是苏联的马尔沙克。完全没想到,后来我有幸分别见到了他们。
1991年,我有机会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联进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我手持《粟特银器》一书,带着不少问题,想请教马尔沙克。可惜他正在外国访问,我只能遗憾地留下了一封信。可恰逢苏联解体,那封信石沉大海。
2000年我访问瑞典,拜访了84岁的俞博教授。记得那是4月某一天晴朗的下午,入座后,当我把我的《唐代金银器研究》呈送给他时,俞博老人眼里露出旁人难以察觉的一亮,边翻书边指着书中的图深情地说这些图我亲手一张张地画过。四十多年前,它们每天都陪伴着我度过愉快的时光,像是找到了多年的知音。在愉快的长谈中,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当他已经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瑞典国家东方博物馆的馆长时,仍然十分遗憾他1957年出版的心血之作《唐代金银器》在欧洲学界没有多少反应。直到70年代初的一天,秘书告诉他,一个苏联青年学者要拜见他,工作繁忙的俞博,只想在下班前用上十几分钟接待这位来访者,没想到两人竟然一见如故,有说不完的话题,俞博电话告诉夫人在家里为他准备晚餐。我立刻接过话茬,说这个苏联青年叫马尔沙克,我们会心地相视一笑。俞博仍然称已经七十多岁的马尔沙克教授是younger man。
当时马尔沙克正在撰写他后来闻名世界的《粟特银器》一书。那时研究西亚、中亚和唐代的金银器,主要对象是传世品。俞博收罗了世界各个博物馆的藏品,论证了唐代金银器有中国传统风格、波斯萨珊风格、印度风格、中国唐代创新风格。俞博的大作具有开创性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所谓萨珊金银器中,混杂着很多粟特或东伊朗地区的产品,这一困扰使他无法对粟特金银器与唐代的关系进行阐述。后来,就是这位马尔沙克,从传统认为的波斯银器中,鉴别出一些粟特银器,并将粟特银器分为三个流派: A流派带有萨珊风格,B流派为当地特征,C流派与中国唐代银器接近。这又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贡献。因此我完全理解当年俞博与马尔沙克相见时的兴奋。
巧合的是,在我同俞博会面时,马尔沙克正应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课堂上他提到我的一篇论文,还特意说齐东方最近出版了一部著作,我还没见到。碰巧下面的留学生中有我的学生,电话打到了中国,又传到瑞典,我立刻托人把书给马尔沙克寄去了。想来不是巧合,而是因缘。
2001年5月,我终于见到了马尔沙克。他是在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受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其间我两次单独拜访了他。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勺园宾馆他的房间,我带上他1986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东方银器: 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的发展》Silbersch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t,几乎是逐件讨论了10世纪以前伊朗萨珊、中亚粟特的银器,受益匪浅。第二次是我专门请马尔沙克和夫人来我家,讨论的还是中亚与中国金银器的问题。
马尔沙克的学术不断超越自我,《东方银器: 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的发展》,代表了他《粟特银器》之后新的研究成果。那么,翻译《粟特银器》的现实价值何在?我想,尽管《粟特银器》书中涉及中国的个别资料的准确性,甚至有些重要观点会引起讨论。然而,在当时金银器出土品很少的情况下,能以精妙思路、完整框架,得出如此前瞻的结论,不仅令人佩服,至今还有指导意义。精彩的错误,比平庸的正确启发更大。
学术高手总有特别之处。马尔沙克取得的卓越成就,除了他是在中亚考古学和艺术史,以及欧洲中世纪东方的视野下研究金银器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所研究的器物都要亲自绘图,绘图必须要对器物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理解自然不同。马尔沙克对我说,萨珊银器与粟特银器的差别,就是在绘图中发现的。如果仔细参看《粟特银器》一书的线图,就能体会出一位优秀的考古、美术学者,是如何超越同行而取得成就的。历史靠一个个细节组成、支撑,器物的细节有时会精准地透露出背后的文化内涵。读马尔沙克的《粟特银器》得到的启发,远不止书中的结论。
大约在2003年,美国西雅图美术馆筹备一个关于吐蕃文物的展览,专门邀请了马尔沙克、我和林梅村参与。马尔沙克在美国已经把一些展品绘制了草图,他总是通过亲自绘图,有超出常人的发现和理解。尽管那次展览因为其他原因半途而废,但在那一次遥相合作中,我更加理解和钦佩他敏锐严谨的特殊学术风格。《粟特银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书中的某些材料、某些观点今天看来或许可以商榷,可它的基本结论、学术思想、学风特色,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在启发、指导着后学者。感谢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