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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英博物馆正式授权，全彩四色印刷，数百幅精美、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大英博物馆珍藏文物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完美联结，还原莎士比亚舞台世界呈现的历史原貌！
1.出自名门，至臻精品：大英博物馆精品文物展，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与大英博物馆策展人专业解读，2000年伦敦奥运会特定文化工程。
2.数百幅精美、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普通读者难得一见，足不出户观赏大英博物馆珍藏文物。
3.阅读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新维度：宏观的历史视野与直观、精微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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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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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的世界》是基于“莎士比亚的舞台世界”展览活动的成果总结，该展览是大英博物馆为支持伦敦奥运会而举办的一次文化活动。展览汇集了数量庞大的物件，这些实物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该书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实物照片，以大量真实、可信的分析与论证为基础，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置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历史的视角探索莎士比亚及其艺术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以点带面，描绘了一幅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形象生动、特色的世界。本书为读者还原出了一幅在处在黄金时代的英国原貌，同时也是属于莎士比亚创造的戏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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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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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桑顿是文艺复兴时期收藏品在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也是众多出版物的作者。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德的指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卢克锡森合著）、《他的研究中的学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权及经验》。乔纳森贝特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院长，曾任华威大学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教授。他是备受赞誉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作品全集》一书的编辑，也是其他众多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威廉莎士比亚的生平、思想和世界》。他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董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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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馆长寄语 6
作者前言 8
第一章 17世纪初的伦敦:世界之城 11
第二章 “我现在身处阿登吗？”：国家、乡村风俗 53
第三章 “上帝保佑哈利、英格兰和圣乔治！”王权与英国民族 87
第四章 “小心3月15日”：罗马的遗产 117
第五章 “人口稠密的美丽城市”：伦敦人眼中的威尼斯 145
第六章 尊贵的摩尔人 169
第七章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苏格兰戏剧 185
第八章 不列颠：过去、现在与未来 211
第九章 辉煌、拥挤的新世界 229
第十章 遗产 259
致谢 268
译后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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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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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多拉·桑顿是“文艺复兴时期收藏品在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也是众多出版物的作者。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德的指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卢克·锡森合著）、《他的研究中的学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权及经验》。
乔纳森·贝特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院长，曾任华威大学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教授。他是备受赞誉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作品全集》一书的编辑，也是其他众多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威廉·莎士比亚的生平、思想和世界》。他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董事成员。
后记
译后记
威廉·莎士比亚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团。在他家乡的教堂里记录着他的生卒、结婚日期；但他生平中的其他重大事件均无明确的记载，包括他在伦敦的几十年辉煌岁月。1564年4月26日，莎士比亚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富商，经营过毛皮、肉类生意，后来还担任过市参议员。莎士比亚曾在本地的一所文法学校学习，后因父亲的生意破产而中断了学业。于是，他不得不设法独立谋生。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时主要从事一些下等的差使。1588年，他的早期剧作才得以问世。但是没过多久，莎士比亚就凭自己的勤奋在戏剧创作、戏剧表演、十四行诗三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大约在1612年，莎士比亚离开伦敦，返回故乡斯特拉特福镇，孤独地度过了几个春秋，之后于1616年4月23日病逝。这些背景资料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渠道的公认，但事实上，他的生平经历和戏剧创作过程却充斥着许许多多不确定和主观臆测的东西。就莎士比亚而言，现存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有记载的事实，内容差别不大；二是传闻逸事，这种资料往往有多种版本，没有统一的说法；还有一种是推测，这种资料往往没有明确的证据，可靠性不足。
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也是世界的。我国学者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和研究起步较晚。1856年，在上海墨海书院印行的中译本《大英国志》中，首次出现了莎士比亚的名字。近年来，针对莎士比亚作品与学术性著作的翻译与日俱增。尽管许多作品都配了一定的插图，但是大多数都是出自戏剧作品的人物肖像。200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亚画册》，该书由英国多位著名皇家科学院的艺术家根据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所绘。这些版画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莎翁笔下的众多人物，生动有力地展示了人物的身份、自然风貌、植物建筑等，营造出一丝浓重的历史感。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版画作品毕竟只是虚构的画作，并非真实的图片与实物。
近年来，我国学者就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所刊发的论文数量十分可观，而当前的莎学研究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杨金才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西方莎学研究呈现多元化、创新之势，但就其研究范式及其采用的方法而言，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即“历史主义派”和“当下主义派”。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期。世界主义成了当下文学批评关注的理论前沿，学者们纷纷运用这一理论重新挖掘经典文本。耶鲁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大卫·卡斯顿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文化，对莎士比亚做出特定的解读，这是莎士比亚永恒性和全球性的重要表现。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莎士比亚及其文学创作就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英国政府和文化部门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永恒的莎士比亚”系列纪念活动。2012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戏剧公司举办了名为“莎士比亚的舞台世界”的展览活动。此次展览虽为支持奥运会而举办，但它亦是向世界展示英国国家艺术和文化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英国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的世界》是此次展览的成果总结。该书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实物照片。这些实物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者以大量真实、可信的分析与论证为基础，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置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历史的视角探索莎士比亚及其艺术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作者以点带面，描绘了一幅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形象生动、独具特色的世界。
正如本书作者乔纳森·贝特和多拉·桑顿所言，四百年前的伦敦正是全球现代性在诸多方面刚刚萌芽起步的阶段。透过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我们可以领略当时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书罗列了数量庞大的展览物件，这些物件基本上都属于各大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的撰写采用了一系列实例研究，聚焦于广阔的地域、文化和主题，从而在莎士比亚的想象世界和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真实物件之间建立了对话。”诚然，书中所罗列的众多物件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它们在构建现代初期的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欣赏这些图片与文字的时候，我们仿若在倾听大师的灵魂低语。他深邃透彻的精神变成了一缕温暖的光，时而划破苍穹，时而为我们展现一大片无垠的神秘世界。透过这些物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置身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之中，“穿越”历史回到四百年前，回到“环球剧院”的门廊和舞台……这些物件与文字就是一张张书写历史的面具。掀开它们，我们似乎窥见莎士比亚曾经踏过的每一行足迹。我们发现，这些足迹所构成的过去“始终就在我们跟前”。透过一件件历史的展品，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混乱与矛盾，看到了各种人物的放纵与沉郁，看到了盛名远扬与坎坷潦倒，看到了激越反叛与自由虚无……这些参展的物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化初期的多元文化之门，特定的物件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场景、时代背景形成了某种互文式的呼应，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思路和阐释空间。
2014年10月，笔者接到《英国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的世界》一书的翻译邀请时，正在紧张地准备博士中期考核，当时难免有些犹豫，但出于对书稿的喜爱最终仍然答应了下来。之后不久，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南京大学举办了“全国莎士比亚研讨会”。而我也“趁热打铁”参加会议并宣读了论文。由此，我对莎士比亚的情感随着这两次事件而逐渐“深厚”起来。
虽然这本名为《英国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的世界》的著作并非莎翁作品，但却是对莎翁弥足珍贵的纪念。由于本书配有大量插图，注释和说明较多，翻译时需要格外仔细，所费时间自然就成倍增加。为了不耽误出版社的出版时间，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邀请了青年教师韩立俊与我一同翻译。我负责翻译第一、二、三、十章，韩立俊负责第四、五、六、七、八、九章。及至书稿译毕，笔者对全书做了细致的校译和统一。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二人自始至终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马虎，只求译文能够忠实、通达和神似。然而，由于译者才疏学浅，能力有限，虽竭力为之，或许仍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本书历经三载终得译成，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学者与朋友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最后，真诚感谢所有参与本书策划、编校和出版的人士，他们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出色的职业素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保证了本书以较高的质量展现在读者面前。
刘积源
2017年8月
文摘
第一章 17世纪初的伦敦世界之城
公元1612年，伽利略成为第一个观测到海王星的天文学家（虽然他误以为那是一颗恒星），约翰·罗尔夫在这一年首次从詹姆斯顿出口了他的第一批经过改良的烟草（种子是从特立尼达进口的），在这一年，当时最伟大的小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文翻译版正式出版。
次年，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及其年轻的合作者约翰·弗莱彻（1579—1625）似乎已经着手对那位为爱疯狂的游侠人物卡登尼欧（Cardenio）进行戏剧化改编，该剧取材于塞万提斯的游侠冒险故事。他们还共同创作了一出反映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约1509—1547）的戏剧。亨利八世国王身材魁梧、极富魅力，近百年来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与罗马教会的决裂成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决策。
正是在1612年，威廉·莎士比亚本人财运亨通，靠写作及其在“国王班底”（the King’s Men）演出公司的股权赚取了大量财富。他居住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处于半隐居状态。对这位在家创作戏剧的剧作家来说，他的日常事务就是负责把剧本移交给合作者弗莱彻。但是5月11日这一天，伦敦市民才得以见识到这位剧作家的真面目。
一桩诉讼案的文件摆在了威斯敏斯特法院的案头。在该案的证人中有“沃里克县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威廉·莎士比亚——一位48岁左右的绅士”。他对自己的作证行为宣了誓，并接受了询问。一位法院职员记录了他的证词，然后由他签字确认（图1-1）。这份证词是仅有一份由威廉·莎士比亚亲口讲述、保存至今的文献资料，这一点确凿无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的传闻，例如：竞争对手之一剧作家本·琼生（1572—1637）提及的一些，以及出现在戏剧逸事和斯特拉特福镇邻居们的商业函件、杂志、个人书信中的记录等。但是，这份证词声明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虽然那次讼诉直到1612年才对簿公堂，但它却关涉了1604年的几个纠纷事件。这些纠纷发生在贝洛特（Belott）与蒙乔伊（Mountjoy）之间，包括一场家庭纷争和琐碎的金钱纠纷，虽然有点儿不够光彩，但却是民事法院（Court of Requests）诉讼中的常见案件。民事法院的功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小型索偿法庭（Small Claims Court）。克里斯托弗和玛丽·蒙乔伊是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的晚礼服或正装制作商，具有法国血统的斯蒂芬·贝洛特是他们的学徒。在那个时候，师傅的女儿及徒弟往往会被师傅撮合成夫妻，以便传承香火，维系家业。贝洛特当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他的师傅许诺为他们的婚姻提供60英镑的嫁妆，这个约定似乎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但是蒙乔伊却从未兑现过，所以贝洛特最终把岳父告上了法庭。
莎士比亚曾经寄居在蒙乔伊位于银街的一幢寓所里，而且在那儿住了好几年。在他的证词陈述中，他清楚地谈到了贝洛特的良好人品。但他也透露，蒙乔伊夫人曾经协助丈夫“要求和说服”贝洛特把那桩婚姻持续下去，而这一点却有违年轻人的意志。这件事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例如，相关主题和内容出现在他的第一组畅销十四行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中，同时也在《一报还一报》《皆大欢喜》两部戏中有所反映。蒙乔伊夫人曾经求助莎士比亚调解此事，后者也恰当地进行了商谈。我们从另一名证人处获悉，当时正是莎士比亚主持了调解仪式并促成了那桩婚姻。这桩诉讼案同时也揭秘了当时的方方面面。蒙乔伊女士受皇室委托为女王制作衣服，而莎士比亚也受皇室委托为宫廷撰写剧本。蒙乔伊夫人经常拜访占星家西蒙·福曼，后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追随者，他的日记包含了有关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翔实亲历陈述，这也是仅有的资料（第47页）。这桩诉讼案牵涉到的另一名证人是乔治·威尔金斯——一位御用文人和妓院老板，此人与莎士比亚合作撰写了广受欢迎的旅行与游历传奇剧《伯里克利》。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该剧中生动再现妓院场景的执笔者是莎士比亚，而非威尔金斯。
银街（the Silver Street）社区聚集了大量移民。事实上，每个教区各具特色。不同民族身份的侨民往往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在主教门地区（Bishopsgate）（图1-2）有许多荷兰和法国新教徒，这些人为了逃避宗教战争而横渡英吉利海峡。移民们经常聚集在边缘地带，生活在没有城门的教区里。莎士比亚对胡格诺派的寻求庇护者流露出了强烈的同情心，这一点在由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剧作《托马斯爵士》中有所反映，该剧的创作时期大概在1601年至1604年间。这个场景——仅有随同原作手迹（图1-3）保留下来的画面——或许是莎士比亚寄居在银街的寓所里写成的，当时他的那位胡格诺派教徒女房东正在楼下做针线活儿（第43—44页 ）。
公元1612年，在远离英国的世界其他地方，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萨法维通过签署《纳苏帕夏条约》实现了和平。而在更远的东方，越过苏瓦里海岸（英语称为“斯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帆船击败了葡萄牙舰队，标志着葡萄牙对印度的商业垄断正式结束，同时也宣告英国对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正式开始。
1月份因一位重要人物的离世而蒙上了阴影，这就是鲁道夫二世（出生于1552年），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希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国王、奥地利大公，以及土耳其奥斯曼王朝的宿敌。他有一家专门蓄养珍禽异兽的动物园，一家种植了珍稀物种的植物园，还收藏了多件欧洲最珍贵的艺术古玩。
他是各种艺术的赞助人，是神秘科学的实践者，是英国魔术师约翰·迪伊（1527—1608或1609）和全欧洲最受赞誉的英籍诗人伊丽莎白·简·韦斯顿（1581—1612）的雇主。
4月份，一位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爱德华·怀特曼被烧死在利奇菲尔德的火刑柱上。由于他自称是世界的救世主，因而成为英国历史上以异端邪说为罪名被执行死刑的人。几个月后，一种更加常见的死刑形式在汉普顿郡流行开来，一位男子和四位妇女被绞死，罪名是滥施巫术。
1612年11月6日，苏格兰和英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1603—1625）及其妻子丹麦公主安妮（1574—1619）的儿子——性情文雅、受人喜爱的威尔士亲王因伤寒而去世，时年18岁。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权随之落到了缺少魅力和外交能力的弟弟查尔斯（1625—1649）身上，37年之后，随着刽子手手起刀落，他的生命终止在白厅。亨利王子的尸体在圣詹姆斯宫庄严地躺了一个月，随后在当年的12月7日，一支逾千人、长约一英里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坎特伯雷大主教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布道，之后，送葬的民众推倒了墓室周围的围栏，亨利的尸体终于入土安葬。与此同时，一位疯狂的男子跑过哀悼的人群，大声宣称他是亨利的鬼魂。
亨利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1596—1662）即将嫁给德国巴列丁奈特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但是由于皇室经历了成员亡故，她的婚礼推迟到了次年2月。等到举办婚礼的时候，庆祝活动包括20多场御前戏剧表演。莎士比亚演出公司“国王剧社”的业务经理约翰·黑明斯如期收到了演出的费用，指定剧目包括《无事生非》《暴风雨》《冬天的故事》《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和《威尼斯摩尔与恺撒的悲剧》等。这些剧目有悲剧、喜剧和历史剧等，戏剧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设在英格兰，有的设在某个虚构的“无人岛”上（《暴风雨》），还有的设在西西里岛、波希米亚、威尼斯以及罗马等地。在这些宫廷庆祝活动中，我们发现了莎士比亚虚构艺术的巨大成就。10年之后，他的36部戏剧以精美的开本形式结集出版，他的戏剧世界以广阔的社会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图1-4）。
从英格兰农村到帕多瓦（博斯沃思和阿金库尔的交战之地），从维罗纳到米兰，多次对古罗马、以弗所、纳瓦拉、某个古老的雅典小镇（同样也有英国乡下小镇）、威尼斯、墨西拿、沃里克郡的雅顿森林的描绘，频繁光顾法国的阿登、埃尔西诺、温莎、伊利里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克罗地亚）、特洛伊的交战之地、威尼斯、塞浦路斯、维也纳、法国比利牛斯省的鲁西荣、巴黎、佛罗伦萨、古代英国、苏格兰、威尔士、罗马帝国的各式前哨战场、埃及、安提阿、提尔、塔尔苏斯、平塔波利斯（就像地中海上的一艘船）、米蒂利尼、西西里岛和波希米亚（今捷克），这些都是同时出现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想象中的岛国，莎士比亚的戏剧背景构成了一幅全景式的世界图景。
毫无疑问，这份地理列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但是剧中却有众多被利奥兰纳斯称为“世界上别的地方”来的“陌生人”（3.3.159）。奥赛罗来自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凯列班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母亲，夏洛克和杜巴都是犹太侨民。在《爱的徒劳》中，我们看到温文尔雅的绅士伪装成了莫斯科人。在《雅典的泰门》中，戴着面具的舞者装扮成了勇猛的女汉子。在《亨利八世》中，国王及其朝臣假扮成“一帮异邦人士、杰出使节、外国王子构成的高贵队伍”（1.4.69—72）（装扮成了不协调的牧羊人模样，1.4.80.1）。在《暴风雨》中，我们瞥见了一位从百慕大获得露珠的欢快精灵以及一位目睹了“美好新世界”的年轻姑娘（5.1.205）。莎士比亚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据我们所知，他的旅行也仅限于英国境内，但是他的想象世界却跨越了自己的已知范围，并把它纳入了全球性的对话之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既可领略中国菜肴的风味，还可以认识巴塔哥尼亚的异族神塞特波斯，甚至还可以听到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低语。
这个历史时期的伦敦是怎样的呢？首先，让我们跟随德国律师菲利普·亨茨纳的脚步去看看。他在西里西亚一位贵族手中谋得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西里西亚属于中欧的一个地区，位于现在的波兰以西。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亨茨纳陪同他的主人在欧洲巡演，并于1599年造访了伦敦，即环球剧院开放的那一年。1612年，亨茨纳回到了纽伦堡，并且用拉丁文出版了他在伦敦的旅行见闻，重点讲述了伦敦的建筑、居民和他所经历的风俗等。
尽管当时英格兰正在与西班牙交战，但边境控制并没有太大问题。亨茨纳一行抵达东南沿海的小港口莱伊（Rye），并向当地官员通报了他们的名字。该官员询问了他们的业务，他们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看看风景，于是便被带进了一个旅店，并且接受了“英格力士”式的热情欢迎。
速度极快的骏马把他们带到了伦敦（图1-5）。伦敦当时是英格兰的最大都市：塔西佗把伦敦称作伦迪尼乌姆（Londinium）、托勒密称作伦支迪尼姆（Logidinium）外国人称作伦德拉（Londra）和伦德里斯（Londres），它当时是大英帝国的核心所在，也是英国王室所在地。亨茨纳通过参阅该城市的古地名揭示了莎士比亚时代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他们是通过参阅过去而理解当下的。这是一个融汇了多语种的文化，拉丁语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通晓的一门语言。这个世界剧院曾经具有地理和历史上的意义。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间都被生动地带入了当下的对话之中。
人们对起源问题十分着迷。文化认同感已经借由传说和神话得以塑造成形。那么，伦敦的起源到底如何？按亨茨纳的记述，该城是由布鲁图所建，这一点“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
布鲁图对伦敦的选址考虑到了近河之便，因此称之为特洛亚诺瓦（Troja Nova），此名称之后逐渐演变为特利诺瓦特（Trinovant）。后来卡西比兰（Cassibilan）或卡西维兰（Cassivelan）的兄长路德执掌了王权。当时正值英国与罗马的恺撒交战之际，他便在伦敦城外修建了高大结实的城墙，修建了结构精美的高塔，并以他本人的名字把它称为凯尔·路德（Caier Lud），即路德之城。后来，这个名字逐渐演变……由于语言的变化……变成了朗德里斯·路德（Londres Lud）。路德死后被埋葬在这个小城，就位于今天威尔士人称作波尔·路德（Por Lud）的大门附近——撒克逊语称其为路德斯门（Ludesgate）。
英国的混合种族身份在这里得到了概括性的总结。英国人声称他们的民族名称源于布鲁图斯，是埃涅阿斯的后代。埃涅阿斯从燃烧中的特洛伊逃出并创立了罗马之城（第217页）。虽然一度沦为恺撒大帝及其继任者的殖民地，但是英国有望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后裔，而且当时的英国已经变成了第二大帝国。不过，尽管亨茨纳在其旅行见闻中把伦敦描述为“大英帝国的核心”，但是这个帝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它存在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掌权的整个时期（约1558—1603），它也只是在“英伦三岛”之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位于英伦三岛的凯尔特人首先与罗马人产生交往并发生战争，之后又与其他殖民列强——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法国人——纷争不断。
城市的主要运输通道是著名的泰晤士河，河上架有一座石桥。伦敦桥长约800英尺，这座“神奇的建筑”由20个坚固的桥墩支撑，一个个巨大的拱形结构连接在一起。亨茨纳惊叹道：“桥的两侧建造了无数座房子，行人仿佛置身于一条延展向前的大街，并无身在桥上的感觉。”在桥的南端有一座高塔，“在其顶部，那些因叛国罪而被绞死者的脑袋都被穿在铁制尖头上，我们数了一下有30个。”
虽然那时的伦敦远远小于今天的规模，但是若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的郊区范围是极为广阔的。泰晤士河南岸的地带——萨瑟克区——属于郊区，人们喜欢去那里进行娱乐休闲活动。1599年，即亨茨纳造访伦敦的那一年，一个被称为“环球”的崭新剧院开门营业了。首场演出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第119页）。一些观众可能通过水上出租船到达剧院，其他人都是步行过桥的。据说恺撒之死的悲剧上演时，观众可以看到河对面的伦敦塔，亨茨纳因此推断伦敦塔已经矗立起来了（并不正确）。这出古代阴谋与背叛的戏剧因现实生活中那些被穿在铁制尖头上的头颅而显得更加阴森可怖，在来去剧院的路上，观众们都能亲眼看到那些头颅。
一幅游客穿越泰晤士河的生动画面在迈克尔·冯·米尔的友谊图册里（图1-6）被发现。友谊图册是一种深受德国大学生喜爱的图片保存形式，里面保存有姓名、签名、纹章，并且记载了旅行途中遇到的人和地方。来自汉堡的迈克尔·冯·米尔大约在1614或1615年间到过伦敦。他的图册就是伦敦生活的缩影，包括了这张图片——衣冠楚楚的游人坐在泰晤士河上的小艇里，划船去对岸参加下午的娱乐活动。背景中的伦敦桥清晰可见。如果你在剧院上班，这样的旅行你几乎每天都得进行。爱德华·阿莱恩（1566—1626）是16世纪90年代最有名的男演员，他的日记披露了他每天乘渡船过河的信息。这是一个通过商业把世界联结起来的时代。亨茨纳在游记中记述，“世界财富”通过泰晤士河“漂移到了伦敦”。涨潮的时候，这条河会变得汹涌澎湃，但是当地人从河口到城市挖了一条长达60英里、又深又宽的渠道，从而使那些商船之旅变得安全可行。他在游记中这样评论：
泰晤士河两岸到处可见漂亮的乡间别墅、成片的树林、广阔的农场，再向南就是格林尼治的皇家宫殿，向北是里士满……从伦敦出发20英里就是温莎宫，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英格兰国王寝宫，同时也因一些皇家陵墓和嘉德勋章授予仪式而闻名。
乡村把城市围得水泄不通。花园和开阔的田地距离那些狭窄的城市街道和剧院只有一步之遥（图1-7）。那些气势宏伟的房子矗立在位置极好的河滨地带。与此同时，当时的宫廷并无固定场所。那时候还没有白金汉宫，有的只是一系列王室住宅：格林尼治、怀特霍尔、里士满等宫殿，还包括更偏远的温莎宫。伊丽莎白女王乘坐马车或者驳船往来于这些建筑之间，参加各种大型仪式和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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