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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巴尔干问题的经典之作
揭开欧洲火药桶的秘史
一带一路的必经节点 不可略过的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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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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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为什么会被称为“欧洲火药桶”？为什么这个地区会成为欧洲动荡的地方？著名地缘学家在游历巴尔干诸国的深沉旅行中，回顾了巴尔干地区的漫长历史，以深刻的洞察力、以冷静犀利的纪实笔触，呈现了这一地区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以及背后大国势力的竞相角力，从奥斯曼征服到科索沃战争，巴尔干一直扮演着欧亚政治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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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伯特·卡普兰美国著名智库Stratfor公司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家。1952年生于纽约，长期为《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华尔街日报》《国际利益》等**媒体撰写评论，出版的著作有《阿拉伯人》《地球末日》《帝国的野蛮》《地中海之冬》《季风帝国》《地理的复仇》《在欧洲的阴影下》《南海困局》等。
译者简介 赵秀福 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作品《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批评与文化理论种的关键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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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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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圣人与魔鬼
1 他自律到不去亲吻自己的未婚妻
斯蒂匹纳茨的魂灵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的重要符号，而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最关键的民族仇恨都围绕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展开。
斯蒂匹纳茨红衣主教是克罗地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的风云人物，被当作打击九十年代塞尔维亚的风云人物米洛舍维奇的武器，反之亦然。在萨格勒布，因为历史没有移动，所以，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似乎仍然与现在一样。在欧洲，如果要说在什么地方纳粹战争犯罪的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那么，这个地方就非萨格勒布莫属了。
“萨格勒布”的意思是“在山的后面”，山通常是城市的上区所在地，上城则控制着地势较低的下城。在山的高处，是俯瞰下城、坚固结实的萨格勒布大教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克里姆林宫，在13世纪被祝圣，19世纪末得到整修。该教堂是巴尔干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建筑，并且是萨格勒布大主教管辖区所在地。
斯蒂匹纳茨于1898年出生在萨格勒布西部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是家中8个孩子中的第5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学习农艺学，并成为天主教学生联谊会的积极成员。1924年，他解除了与一位当地女孩的婚约，成为神职人员，随后七年，他就读于设在罗马的、耶稣会会士管理的著名的格里高利大学，而他富有的父亲恰好也能负担得起他上学的费用。毕业时，斯蒂匹纳茨要求被派到一个小的教区。但是（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他的学术资历），萨格勒布当时的大主教安顿·鲍尔安排这位32岁的天才到大教堂的档案室工作。
年轻的斯蒂匹纳茨发现，他在天主教学生联谊会的伙伴远远不够虔诚。在他成为神职人员之前的订婚仪式上，斯蒂匹纳茨甚至拒绝亲吻他的心上人，并说：“这不符合圣礼。
根据斯蒂匹纳茨自己的日记，他认为天主教关于纯洁性的理想也应当传播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他说：“如果有更多的自由……塞尔维亚二十年之后将是信仰天主教的。”
2 圣人与魔鬼
关于斯蒂皮纳茨，克罗地亚人视之为英雄、圣人，而塞尔维亚人则视之为屠夫、战争罪犯。南斯拉夫政府里的一位官员在贝尔格莱德告诉说：“我们的判断是确定的：斯蒂匹纳茨是一个内奸屠夫——名义上是神父，一只手为人们洗礼，另一只手却用来杀戮。”这位官员接着告诉我，天主教的神父们如何在斯蒂匹纳茨的指挥下，在克罗地亚的恐怖分子要处决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前的几分钟，主持宗教仪式对他们进行强迫性的集体皈依，“于是他们就可以上天堂”。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年通货膨胀率增长数十倍，贫穷的压力逐渐加大，南斯拉夫联盟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原本就有冲突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越发难以调和，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因此，人们就从越来越多的层面来解释斯蒂匹纳茨问题。
1989斯蒂匹纳茨的私人日记节选在周刊杂志《达纳斯》（Danas）上发表。日记所显示出来的斯蒂匹纳茨，尽管是一个在罗马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深受农民迷信思想的影响，而且相当看重共济会的阴谋之类的观念。
斯蒂皮纳茨在二战年代担任过大主教，与此相关的诸多事实远比其他任何单个的问题更具影响力，使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心理上产生分裂。
3 与纳粹的暧昧和决裂
1941年4月10日，紧跟着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Ustashe）就宣告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反应是“愉快的”，因为他觉得，在克罗地亚首次与罗马教会建立联系第13个百年之际创立一个“自由的”克罗地亚是上帝的恩宠。4月16日，他正式拜访了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Ante Pavelic）。
斯蒂匹纳茨并非喜欢甚或相信德国人，他把纳粹的意识形态称作“异教的”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萌生了难以释怀的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恐惧；而且，和与他同时期的梵蒂冈的官员一样，他一想到那种意识形态，就想到了俄国的东正教，并进一步联想到了塞尔维亚的东正教。
到1937年，斯蒂匹纳茨已经明白了纳粹是如何把他从小所熟知的传统的排犹主义转化成一种更为极端的东西。因此，从那以后，排犹主义的材料就从《天主教要闻》的激烈言辞和论述中消失。
可悲的是，这样的模棱两可是这位大主教的典型风格。例如，当乌斯塔沙的掌权者在攫取权力一个月之后，下令所有的犹太人佩戴特殊的徽章时，斯蒂匹纳茨私下向内政部长安德里贾·阿图科维奇（后来在美国寻求庇护）建议说，也许犹太人应当被要求花钱购买徽章，从而补偿国家的生产成本，但不必非佩戴不可。斯蒂匹纳茨接着要求所有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儿童的措施，都应当以一种“人道的”方式执行。
在那一关键的节点上，斯蒂匹纳茨的幼稚麻痹了他的感觉，以至于他的意识处在近乎于盲目的状态。当他欢迎乌斯塔沙政权的时候，他说：“由于了解今日左右着克罗地亚人民命运的这些人……我们相信并期望，在我们获得重生的克罗地亚，教会能够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清楚地表明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这些无可争辩的原则。”
这位大主教显然没有意识到，乌斯塔沙控制下的克罗地亚不过是游走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的一个傀儡国家。斯特拉·亚历山大在《三重神话》中注意到：“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清楚无误的。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甚于任何东西；他发现，很难踏实地相信克罗地亚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当然这始终不包括圣座在内。”
当乌斯塔沙的法西斯小分队在邻近的波斯尼亚把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妇女和儿童扔下悬崖的时候，当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大举进攻莫斯科，建立集中营并犯下各种暴行的时候，斯蒂匹纳茨依然在颇为坚定地宣告：“整个文明世界，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因为它不仅威胁到了基督教，而且使整个人类的积极价值岌岌可危。”
大规模屠杀的报道逐渐让斯蒂匹纳茨感到痛苦不堪；结果，他慢慢地开始认清了真相并发出自己的声音。1942年3月，在对学生的一次讲话中，这位大主教声明说：“如果对履行上帝的戒律缺少毫不含糊的尊重，自由就是一种空洞的假象。”在1942年4月的一个礼拜天，斯蒂匹纳茨手拿面包和盐在萨格勒布大教堂的台阶上迎候独裁者帕甫里奇。斯蒂匹纳茨盯着独裁者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镇定而威严地说：“第六诫说，你不应当杀戮！”不可一世的帕甫里奇暴怒不已，拒绝进入大教堂。
1943年3月，当乌斯塔沙命令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去警察局登记时，斯蒂匹纳茨在一次面向公众的布道中宣称：“每一个人，不论他属于什么种族或民族……内心都携带着上帝的印记，因而拥有任何世俗的权力都不可剥夺的权利……”
六个月之后，斯蒂匹纳茨说得更为直白：
天主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种族天生就是统治者，什么种族注定就要受奴役。天主教所知道的任何种族和民族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在天主教看来，中部非洲的黑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同样是人……因为犯罪而枪杀成百上千人质的体制（乌斯塔沙就经常这样做），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信仰的体制
终于，在大屠杀进行到中途的时候，这位大主教开始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对峙。虽然遭受法西斯分子的不信任，斯蒂匹纳茨仍然拒绝了所有逃避到罗马的机会，尽管他完全清楚，不论哪一方获得了暂时争斗的胜利，他都会被当作现成的替罪羊。他也没有完全断绝与乌斯塔沙政权的联系，尽管他也知道，这样做会保全他的名声。根据亚历山大的说法，斯蒂匹纳茨觉得，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分道扬镳，会使他“无力帮助任何人；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挽救任何可以被挽救的一切”。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拖延，斯蒂匹纳茨越来越得到了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抵抗人士的信任，他们把他当作无望的地狱之中仅存的孤零零的同盟。
另一方面，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斯蒂匹纳茨仍然在组织反对宣誓效忠的游行，并继续相信乌斯塔沙运动存在“诚实的”一面。一张照片显示，晚至1945年2月22日，斯蒂匹纳茨仍在与独裁者帕甫里奇握手言谈。他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直接的、顽固的，丝毫也不顾及这样的态度给他自己或他人可能带来的危险；然而，他对待乌斯塔沙反人类罪行的态度，却充满了一再的妥协和矛盾的行为，因而让人难以捉摸
在战争期间，他把一个犹太教拉比及其家人藏在大教堂之中。他遇到了乌斯塔沙的前警察局长，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忙掩护他躲避追捕。
4 为他人而战
铁托使斯蒂匹纳茨成为克罗地亚的殉难者。1945年，铁托佯装不知斯蒂匹纳茨早先对于乌斯塔沙的支持以及许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詹森诺瓦集中营里与屠杀者的合作，两次与斯蒂匹纳茨会面。在这两次会面时，他试图胁迫大主教成立独立于梵蒂冈的“国家天主教教会”，从而能够像南斯拉夫的东正教教会一样，对政府俯首帖耳。尽管斯蒂匹纳茨很痛苦地意识到铁托掌握着他与乌斯塔沙有联系的证据，但他仍然拒绝受铁托的敲诈。他不仅没有与梵蒂冈决裂，反而继续谴责政府。斯蒂匹纳茨的被捕和把他当作“战争罪犯”进行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发生在1946年。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强迫东正教教徒皈依天主教事件，激发了塞尔维亚人的嗜血欲望，也为政府毁灭大主教提供了手段。
事实上，在大部分暴行发生的波斯尼亚，斯蒂匹纳茨绝对没有办法约束那里的神职人员。
铁托的公诉人对这类细节并不感兴趣。他于1946年9月26日在一次演讲时解释说：“我们逮捕了斯蒂匹纳茨，我们还将逮捕所有反抗现在事态局势的人，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这时候的铁托才是诚实的。曾是铁托内部圈子成员的米罗万·德热拉斯在事后说，斯蒂匹纳茨“如果不是继续阻挠新的政权，是不会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他与克罗地亚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的合作而被审判的”。
他被判在以上问题上都有罪。他在孤独的监禁中过了五年，然后被流放到他的原籍卡拉西克村。
1952年，由于认识到斯蒂匹纳茨对一个铁托压迫下的教会的价值，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他为红衣大主教。从那以后，所有来自梵蒂冈的迹象都表明，它始终把斯蒂匹纳茨当作对抗铁托政权的英雄。
斯蒂匹纳茨说过，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即便乌斯塔沙不杀他，铁托主义者也会杀死他。由于最初政治上完全的盲目性，斯蒂匹纳茨已别无选择，他自愿去做献祭的羔羊，并不是出于鲁莽的自以为是，而是为了他人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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