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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读懂传统园林
通过对我国首部园林专书《园冶》的缜密研究,重新解构《园冶》书里书外的世界,从古籍版本到明代社会。本书带读者了解古典园林的营造法式,窥视明代园林背后的文化,有如置身园中,寻入曲径,通幽转折而揽胜,领略尽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趣尚。
领略活色生香的明代时尚文化生活
以扬州名园影园为例,兼涉豫园、拙政园等各大园林,考察明代士人阶层如何以文人化的园林来作为其身份表征的文化符码,为读者展示了园林中雅集宴会的情形观鱼、赏花、藏书,以及收集假山奇石、古董名画等玩赏活动,亦论述蓬勃发展的园林化的茶馆、食肆各种,还原出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更完整丰富的面貌。
內容簡介:
《园冶》一书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书,一部汇聚古典园林整体兴造知识的宝典,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
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通过将《园冶》与江南文人及其园林生活、江南园林的建筑美学结合起来,考察明代江南的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学,探索了传统建筑的文化密码、美学意蕴及宗教内涵,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關於作者:
康格温(Kang Ger-Wen Oliver)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汉学)系历史学博士,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并获李氏基金会汉学研究金奖。曾四度获得杰出教学奖,并因其对保留新加坡传统中华文化的研究与贡献,获颁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的特殊成就奖。曾担任新加坡古迹保留局特约研究员,现为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主任、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理事。专注于艺术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包括建筑文化与符号、海外华人与方言、明代物质文明等。发表多篇论文和四部专书,如《南海明珠天福宫》(合著)、《新加坡方言童谣选集》(合著)、《日治时期台湾建筑彩绘瓷版研究:以淡水河流域为例》以及Decoration & Symbolism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Understanding Singapore''s Historic Chinese Buildings等。
目錄 :
前 言
第一章 筑园风尚下的书籍出版与《园冶》
一、明代江南的筑园风尚
二、明代园林风尚下的书籍出版
三、明代的园林营建用书
四、首部园林兴造专书《园冶》
五、《园冶》于园林史的文化意义
第二章 《园冶》的版本学研究
一、与《园冶》相关之园林研究成果
二、前人研究《园冶》之待商议处
三、当今《园冶》研究中的版本问题
第三章 《园冶》与明代文人叠山师
一、叠山师之名位初兴
二、叠山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三、神工哲匠:文人叠山师计成
第四章 闲雅与修藏:《园冶》中的明代文人园林
一、文人园林的文化认同以影园为例
二、从《园冶》看明代文人园林生活
第五章 风尚与消费:明代江南的城市园林
一、筑园风尚与消费活动
二、筑园风尚与品位展示
三、筑园风尚与园林产业
结 语
参考书目
內容試閱 :
前言
中国古典园林为古代生活艺术的总体凝练,一座园林所反映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成就,其高度绝对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就整体而言,园林包括物质载体,如楼阁亭台、花木泉石,亦包括精神载体,如美学思想、哲学思维等。若以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为社交的场域,提供了人们宴集文会的场所,也是借由其中的珍贵收藏、建筑布设,彰显拥有者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媒介,具有标志园林主身份的文化象征作用。明代为私人园林大量出现的重要时期,不论在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抑或在明人绘画上的记录,均足见当时的园林生活。而明代的江南,因为拥有极佳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在三者的相互配合下,亦成为明代私人园林最为兴盛的区域。
《园冶》一书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书,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顶峰,于崇祯四年 1631成书,崇祯七年 1634付梓。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代吴江人。原为山水画家,他将其施画山水的理念与技巧布列于所构建的园林之上,使得所施作的园林享誉一时。五十三岁时,因感无力将其所能施展于更多的园林之上,而薪传无着,故穷其毕生心血与智慧,将冶园的心得与经验援笔成书,以成《园冶》。本书以明代社会的园林时尚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园冶》为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出版产物,体现了明代园林中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文化,亦总结了明代的园林需求与审美价值。
在空间范围的设定方面,本书以江南地区为探究主体。明初政治初靖,社会多将关注力集中于物质文明之恢复,当时政府的强势控制,除表现在政治上,亦兼及生活与文化。《明史舆服志》中可见洪武(1368 1398)当时的禁令:
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
因此明初园林的发展十分有限。然在明太祖建国一百年之后,于明中叶宪宗成化年间( 1465 1487),政令开始逐渐松疲,海禁渐开,抑商政策逐步放宽,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高度发展,三吴地区趋向追求精致、奢靡的生活风尚。而江南地区原本即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浓郁的人文气氛,故于此时期之前后,在各地兴起的蓬勃造园风气中,又以江南地区为最盛。
然学者探讨江南,多本其地理定义而言,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最大的范围可涉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而本书着眼于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聚焦于江南地区的消费经济、商品交易、城市发展与水陆贸易运输,因此,涵盖的面积更广,对江南的定义更宽,亦即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江南,包括明代南直隶的十四府四州、浙江布政使司的十一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十三府。就江南的自然条件而言。根据统计,明代苏州当时的园林共有二百七十多处,其中私人园林二百五十多处。园无石、水不成,园林以水为灵魂,江南境内有太湖、阳城湖、昆承湖等为数众多的
大小湖泊与水道,极具筑园的先天优势。加上太湖地区又盛产造园所需的奇美石材,为江南的园林盛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处若要造园,则需以河道或是陆路运送石材,如宋代将南石北送的花石纲即为一例。此外,江南水乡的优良气候环境,也为造园所需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因此,江南得天独厚,具有先天丰富的造园自然资源。
就江南的人文条件而言。据韩明士( Robert P. Hymes)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开始以经营地方上的事务为主要思考核心。自南宋以降的精英,在地方主义的框架下,更多地思考地方策略,经营地方化的婚姻关系与人际互动的交流网络。于此前提之下,江南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人文发展基础,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明史》曰: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
当时文化的繁荣与人文教育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南宋后,江南地区经济日趋发达,尤以苏、杭为甚。富庶的江南,生活悠闲,品位优雅,为文人的雅适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孕育环境。成化以后,以文人为主要参与者,且以苏州为活跃范围的吴门画派兴起,更成为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而吴门画派的绘画作品中,以山水园林为内容的画作占据相当比例。因此,吴门画派与园林的关系亦至为密切。如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 1427 1509)、仇英(1509? 1551)、文徵明( 1470 1559)、唐寅( 1470 1524),皆有为己、为人的园林记文,沈周、仇英、文徵明甚至还有许多为园林作记的画作留存下来。因此可知,明代江南地区的画坛与园林之间的互动甚为紧密。除了画家与园林关系密切,明代亦有许多以园林之癖闻名的文人,如王世贞( 1526 1590)、祁承?(1563 1628)、倪元璐( 1593 1644)、祁彪佳( 1602 1645)等。他们所留下来的许多文献记录,丰富了园林研究的参考资料。
就江南的社会条件而言。明代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趋富庶,而生活亦渐趋奢侈,以张岱( 1597 1679)《陶庵梦忆》所记录的扫墓风俗的变迁为例: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
文中可见奢华风俗于二十年之间的转变,即便是监门小户,生活用度已显奢侈。而张岱早年家业富厚,所回忆的往事中,记其家中的布设装饰更是极显华丽:
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缨络罩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
由以上张岱之言,可见明人富裕、精致的生活,亦可以看出江南工匠的极工尽巧,匠意出样。早期江南地区的工商活动,多以单一的商品贩卖与近距离的市镇商业形态为多。然而随着社会形态与风尚的变迁,商品数量增多,获利渠道多元化,社会对各种行业的接受度也开始增加。外来人口带来大量的过剩劳力,加上繁重的赋役,这些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而逐渐转成独立性的手工业专职,间接为苏州、松江一带能工巧匠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过于看重财利、欲望的风气,与追求华丽的消费形态,造成了社会上相互竞争奢靡的风尚,工匠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提高,进而又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业中心。而江南地区奢侈华丽的竞争风气、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与商品经济,均为明代的园林营建提供了极佳的产生背景。
综合以上自然、人文与社会的有利条件,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极为繁荣富裕的区域,为兴筑园林成为一时风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与文化契机。本文将以江南为主要研究界域,探讨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叠山行业,以及明代江南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兼及探究其中以《园冶》为视角的文人园林生活。
江南,既是明代以文人绘画著称的吴门画派的摇篮,亦为中国首部园林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 1582年生)的所居地。《园冶》为中国古典园林兴造的范式,乃计成集结其毕生的造园经验而成。考证文献所知,在《园冶》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专书系以园林建筑营造为主要论述范畴,并且图文并茂。计成身兼文人、画家与园林建筑师等三重身份,但是他的文人身份,几乎没有被任何前人研究所重视。虽《园冶》的研究已起步多时,但是多集中在其书的翻译与诠释阶段,迄今尚未见到根据其书的版本与传布作全然清楚的考证研究,更遑论以其书为研究起点探讨明代江南文人生活与园林文化的论述。
承于此故,本书想探讨的是:面对园林风尚与诸多园林撰作、园林相关产业的兴起,《园冶》在当世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定位?在园林文化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计成其书的撰作观点,是否曾受到其文人与画家背景所影响?假若答案为肯定,那么计成的文人与画家思维,又反映在其书主体意识的哪些方面?此外,目前学界未见针对叠山师一业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教育普及、园林兴盛、文人身份多重化的明代社会,叠山工作者的背景并不局限于艺园山匠,计成亦以画家的身份参与叠山,并且创作园林专书以满足时人叠山建园的需要。在晚明如此重视园林的风尚下,叠山师一业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深究了解。同时,叠山师一职的起源与称谓递变,也有必要一并思考探究。
明中叶后的园林是人际网络交换的场域,是品位、成功展演的舞台,所以品位的展示不仅是必要的社交条件,也是品鉴他人同时被他人品鉴的辨识基准。为了满足园林主的园林活动与品位展示的需求,也为了构筑一个符合自己心意,同时符合当世园林好事者们共同审美旨趣与价值的园林,园林主营建园林时所看重与追求的理想条件为何?在私人园林大量兴起之后,明代的江南文人在其园林中,是如何以其庭园的物质载体,来建构出有别于他者的文化载体,并进而达成表征其品位、身份地位的符号功能?而此中代表明代园林艺术创造的《园冶》,又是如何满足和成就此一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社会符码的形成?再者,《园冶》一书反映了时人园林的需求取向与筑园的审美取向,然而目前却未曾见到聚焦《园冶》一书,以其书为视角,而深究文人园林文化意义与明人园居生活样态的研究,亦未见针对园林风尚之于明代城市生活、消费经济而深入探讨的研究论述。
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希望借由此文,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