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这世间的好文字都是要勘破些什么的。李叔同勘破红尘，所以有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史铁生勘破生死，所以有《我与地坛》，胡兰成勘破情欲也可能是更深的沉迷，所以有《今生今世》。什么也勘不破的俗人，只有埋头赶路。
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头写道：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少年时代起，我着迷于幽暗堆积尽头的那一抹微光。在我看来，那就是东方的审美和格调。还有一年，去西宁，带了一本陈渠珍的《艽野尘梦》路上看，书上写的是民元之前，他带兵驻藏的经历，还写到一个爱上他的藏女西原，一路跟着他，最后历尽艰难回到西安，却死了。写边地风光，非常硬辣的文字，写到男女之情，却又变得柔软无比。常读的还有沈从文在沅水漂泊，写给女友张兆和的那些私人信件。读着这样的文字，总觉得他们都是特别认真赶路的人，在途中，处处可以安身立命。
将近知天命之年，突然发觉，这世界有多少地方是我没到过的。我未曾到过的地方，此生或许不会再去。即便机缘凑巧去过某些地方，也时常恍恍惚惚，不知是在途中，还是在家里。
人年轻时，随便买一张车票就去了远方，年纪混大了，却愈发懒了，离城十里，就像是在异乡。常常就那样痴坐竟日，但心神还是不安分，常常作着远游。这时回想走过的路，远的、近的，原来地理就是一生最早的启蒙。三十五岁时，我借同乡王阳明之口说，地理是我记忆的核心。我那时说的地理，是一次次的离去、抵达、思乡、怀念以及旅途中归属感的疑问。它们构成了一张复杂、密致的网，是一个人成长并获得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部分。
我现在多么怀念那些远游的时刻。我原来写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写长篇小说和历史非虚构，中间有两年，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以为我此生再也不能写作了。是一次突然降临的远游，帮助我走出了心理困境。那是2004年秋天，我一个人走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拉远了的地理空间给了我返观自身的一个机会。
出门准备行囊时，正好手头有一本美国汉学家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就随手带上了。正是这本书使那次行走成了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的爱情。那些公元8世纪前后的物事，在一千余公里的旅途中一一得到了印证，万物各归其位，每个词也坐到了实处。收在集子中的《向西，向西》记录了那次行走。此后每次出门，不论长途短途，都要带几本书在路上。有时，带去的书与风景相宜，途中便有悠然心会。但更多时候，走了，也读了，人与事、词与物，却都隔膜着，碰不出一点火星，费心费力准备的书，到回来还没有打开过。
但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毫不气馁地准备着书和行囊，相信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心头的时候，相信旅途中会有爱情发生，会有灵光闪现的一霎，让四时沧桑、胸中海岳在某时某地如通了电般，圆融正觉了起来。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每个词都坐到了世界的实处，而凌乱着的物，也在天地间的秩序中一一归位，如同头顶的星空，无言中却有大美。
就像华莱士斯蒂文斯找到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凌乱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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