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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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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薛庆超著的《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翔实、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本书共分三部分：“逆水行舟”、“砥柱中流”、“拨乱反正”。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介绍，阐明了十年浩劫对党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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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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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翔实、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本书共分三部分：“逆水行舟”、“砥柱中流”、“拨乱反正”。本书通过对“文革”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介绍，阐明了十年浩劫对党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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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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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庆超，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领导秘书、科研管理、宣传教育等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南方决策”》（华文出版社）、《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粉碎江青集团在徘徊中前进》（四川人民出版社）、《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红墙决策——粉碎四人帮与共和国拨乱反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艰难抉择——1976年至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台海出版社）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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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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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
1.“所谓‘毛派’的头子”
2.山雨欲来风满楼
3.“”的全面爆发
4.全国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5.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不亡，天理难容！”
7.邓复出始末
8.“人才难得”
9.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0.“三项指示为纲”
11.“评《水浒》”风波
砥柱中流
1.“反击右派翻案风”
2.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
3.“事件”
4.“你办事，我放心”
5.粉碎“”
6.“两个凡是”
7.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8.真理标准大讨论
9.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拨乱反正
1.“抓纲治国”
2.转折的前奏
3.“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4.为，彭德怀翻案
5.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6.全面调整社会关系
7.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8.否定“”
9.拨乱反正，重铸辉煌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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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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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这大概是史学研究的唯一办法。研究问题非一日之功，著述立说更是需要长期积累。
我认为，牛顿通过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球万有引力定理”，决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长期潜心研究、深入思考、终日琢磨的结果。只有这样，也只有F了这样的工夫，才能达到“铁棒磨成针”的效果，才会在看到“苹果落地”的自然现象时，触动灵机，得到启发，产生灵感，豁然感悟，头脑中在瞬间进发出思想火花。于是，长期的研究转化、升化、上升为一个“质”的“飞跃”，长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同样，瓦特从“壶盖为什么会跳动”到发明“蒸汽机”也有一个漫长的、艰辛的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实验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之功。
几十年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节假口、晚上和早上都用来读书、研究和写作。因此，发表了一些党史文章、出版了一些党史著作。所以，每当听到有的同志和朋友问道“你怎么发表了那么多研究成果”时，我总是说：你们只是看到了农民在获得丰收时的喜悦，哪里知道农民为了丰收——开荒、耕地、选种、播种、育种、施肥、除草、灭虫、灌溉、抗旱、排涝……从播种到收获而付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劳动呵！
假如把古人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改为“谁知书中文，字字皆辛苦”，倒也是极为贴切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出版一本书，可能只需若干个月。但是从选题、研究、思考、写作到成为书稿，再从书稿反复修改以后成为正式印刷品，其间却是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和辛劳的。
这部著作也是如此。
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工作的还有：薛志超、薛梅芳、李景林、李鹏、薛玲、王金多、王鹏飞、马静、薛庆芳、杨国和。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出版社。《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这个选题的立项和确定，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借此机会，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7年6月
文摘
这样，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得到了最权威的确认。
但遗憾的是，遵义会议迄今已经召开好多年了，而这次会议的记录却直没有被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以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当时在遵义会议上唯一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占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的决定。
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哪里去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时，一次过浮桥时，驮“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于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的地方留下的痕迹冲刷得一千二净，谁也记不得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大概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是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的。既然《六火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丢失了。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共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46年后，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决议》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
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凡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始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并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踏着楼梯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日]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这个地方进行过改建)。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后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里壁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造反组织”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号，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了黑×，邓小平的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拆了下来。
但是，邓小平对一些人在关于他是否参；参加了遵义会议题上制造的混乱和恶意诽谤，始终不屑一顾。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一天，有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谈话间问到参加遵义会议之事，邓小平泰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不会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证，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终于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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