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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俄罗斯珍藏的中国革命档案新近解密：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罕见的、极具价值的张国焘全传，客观、完整再现这位争议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深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姚金果教授。数十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张国焘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叹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均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近年来，国外尤其是俄罗斯，有大量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从历史的尘封中解密，众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本书充分参考和引用了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令人大开眼界。
◎张国焘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早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红四军的负责人，长征途中由于执行错误的路线险些葬送中国革命；此后背叛革命，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四处漂泊，寓居海外，晚景凄凉。本书将张国焘的对与错、功与过加以客观描述，是是非非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张国焘遗留的历史照片并不多，而本书将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一网打尽”，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张国焘的曲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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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出生于诗书传家的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是热血青年，五四运动中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
他是中国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为建党积极奔走；
他是红四方面的领导人，“肃反”中制造冤案无数；
他在长征时野心勃勃，拥兵自重，另立中央；
他不愿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审判，竟然投靠国民党；
他曾风光无限，后来却客死异国。
……
他，就是张国焘。
本书以近年俄罗斯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大量档案资料为依据，结合作者*研究成果，向读者讲述了张国焘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以及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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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姚金果
1956年生,山西永济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巡视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尤以中国大革命、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见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负责人。著有《解读中国大革命史》《孙中山》《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著作。另发表文章100余篇。
苏若群
1983年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著有《亲历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解密档案中的张国焘》等著作多部。在《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探讨》《江汉论坛》《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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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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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走向马克思主义
萌发爱国之心
追求进步与温和请愿
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南陈北李联络人
第二章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
主持中共“一大”
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
首次莫斯科之行
贡献于“一劳大”和中共“二大”
第三章受挫于国共合作之争
影响深远的西湖论争
代理委员长
指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三大”落选
固执己见
第四章隐瞒背叛 危难受任
牢狱之中
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应对排共浪潮
难挽狂澜
受任于危难之时
第五章莫斯科岁月
处分与分歧
争论于中共“六大”
代表团风雨
第六章初到鄂豫皖
支持王明中央
辗转抵达苏区
立威：整顿组织、解决粮食
第七章分歧、争执、“肃反”
东进南下之争
制定“肃反”政策
问罪许继慎
妄杀无辜
第八章巅峰与跌宕
辉煌鄂豫皖
四大战役
反“围剿”失利
漫漫西征路
第九章川陕根据地：“惊人的胜利”
新创根据地
扬威通南巴
统战工作
第十章强胜与苦战
川陕再“肃反”
反六路围攻
广昭战役
第十一章会师后的分歧
策应中央红军
雨中拥抱
碰壁两河口
喜怒芦花镇
波澜再起沙窝
第十二章矛盾扩大 铤而走险
分裂
另立中央
南下是死路
第十三章曲折的北上路
争取张国焘
北上途中
西路军
第十四章受批与叛党
批评与检讨
反国焘路线
叛逃
第十五章最后岁月
人在矮檐下
失意的“反共强人”
随江而下
另觅他途
海外终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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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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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从崛起、辉煌，到挫折、堕落，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他曾有过令人炫目的成就，也犯过令人发指的错误，最后走上了人所不齿的背叛道路。总之，他是一个成就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人。
张国焘的成就与光荣在于：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是学生领袖之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他是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建者之一，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主持会议的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公开指导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他是第一任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大会上，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接见殊荣的人。在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他是直接领导者。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受任于危难之时，接替陈独秀成为中共临时常委负责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他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 年初，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他带领红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开创了川陕根据地，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他率军深入四川腹地开辟了新的战场。
张国焘的错误与耻辱在于：1924 年，他突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出卖了李大钊等人。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他因为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歧见，最后犯下了“另立中央”的重大错误。在到达陕北之后，由于他深知自己问题之大之多，便借机离开陕北，投入到蒋介石集团的怀抱，背叛了他与之共生死18 年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最终在悲凉的境况中死于异国他乡。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将张国焘的这些成就与光荣、错误与耻辱尽量客观地再现出来。但由于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有限，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恭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走向马克思主义
萌发爱国之心
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
上栗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为萍乡北边的中心市镇，距萍乡市约四十公里，与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为邻，相距不过十公里左右。由于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上栗虽然是一个山区市镇，仍不失为一个比较繁荣的贸易中心。连绵起伏、逶迤不绝的山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采矿业、造纸业和织布业在清末明初就已经相当发达。
或许正是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张国焘的祖先，清朝初年，张氏家族的第一百五十五代集翰公由广西迁到上栗。
张氏家族迁到萍乡上栗的一支，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勤俭精明的持家之道，逐渐发达起来。到了张国焘祖父一辈，已经成了当地人丁兴旺、理财有方、殷实富足的大户。
优越的家境使得张家子弟有条件谙习诗文。张国焘回忆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 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
张国焘的曾祖父名子峻，生有六子，张国焘的祖父居长，名恭丞。恭丞的长子名觐珖，字鹏霄，即张国焘的父亲。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国学生刘廷汲的次女，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张国焘有三个弟弟，大弟张国燕，早年病逝。二弟张国庶，生于1905年，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春回国后化名周之德，先是担任中央巡视员在上海工作，1930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张国庶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被抛入赣江，年仅二十六岁。其妻晏碧芳被敌人砍头后暴尸三天。1986年11月20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国庶夫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留有一子，名张光怡，1948年迁往台湾。
三弟张国杰，1918年萍乡中学初中毕业后，遵祖父之意，回家挑起家庭重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深受村人尊敬。他的家训是：“多做少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没有光辉的历史，只有安稳踏实的农家生活。”张国杰有三子一女。他的儿子们这样评价父辈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时事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三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
张国焘的少年时代，清王朝走向灭亡，民国初创，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发动反清和反袁革命，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历史的发展注定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他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组织反对清朝的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1906年冬，还处在童年时代、对世事变化懵懵懂懂的张国焘，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所办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他的家乡忽然爆发了反清的洪江会起义。
张国焘当时年仅九岁，耳闻目睹了洪江会造反和这次造反失败后绿勇捉拿、残杀“会匪”的情景。他后来回忆说：“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1908年，张国焘来到离家五十公里的萍乡县立小学读书。这座小学虽是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但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反对新生事物，把经书以外的知识全部称为“异端邪说”，禁止学生接触。
进入20世纪，守旧的理念逐渐失去往日的阵地。无论旧派先生们愿不愿意，学生仍然被新派先生们所吸引。张国焘在学校里知道了拿破仑、华盛顿，知道了牛顿、瓦特和卢梭，也知道了维新变法和反清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共和思想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成为社会主流。新的风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和漫延，人们的思想由禁锢封闭而渐渐趋向追求自由。
在上栗，张家的一帮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追求新生事物的冲动了。他们常常在家里的客厅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对家长们不准外出、保留辫子的禁令尤其不满。他们羡慕那些剪去发辫的同龄人，欣赏那种青春焕发的感觉。相形之下，他们认为自己脑后拖着的东西，简直就是“守旧”的标签。
终于有一天，张家二十多个青年统一行动，全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示威似的出现在家长面前。张国焘虽年纪较小，也效法其他男子们剪下发辫。张家子弟们的这一举动，在家族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 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业。
这一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内外交困之中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代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袁世凯执政后暴露了其反动真面目。1913年3月，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被暗杀，革命党人遭镇压，孙中山等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当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非常同情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遭遇。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执，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1914年，张国焘因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开除学籍的威胁。出于义愤，他离开萍乡中学，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
孰料，这一变动竟成就了张国焘追求进步的愿望。心远中学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时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敲响近代知识的大门”。
1915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写满耻辱的一年。
1月，日本军队借对德国宣战之名，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继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5月即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并为复辟帝制精心准备。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与日、英、俄、法、意等国的劝阻，公然发表承认帝位之申令。次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大封群臣。31日，正式下令，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次日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国内外一片谴责，内政外交均面临困境。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纪年。6月6日，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众叛亲离中一命归西。
中国政治和外交形势的一系列变化，成为张国焘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契机。报章杂志对“二十一条”的揭露，学校师生们对袁氏称帝的愤慨，都深深触动着青春热血的张国焘。他回忆说：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我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就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而言，可以说张国焘已萌发爱国之心，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从此，这个在新旧文化撞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
追求进步与温和请愿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校址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乾隆皇帝弘历的四公主府。1916年10月，张国焘步入这所大学时，学校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专业，还设有预科，学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本科。当时全校约有学生一千五百多人，大多是富家子弟。经过分班，张国焘成为理科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纷纷革新，但这所位于京城为培养京官而设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这里担任校长，公开宣布：“大学学生， 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起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和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已颇有名望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西洋哲学。11月，起用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不久，又聘用了刘半农、鲁迅等，加上原在校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一时间，北京大学真是英才荟萃。
曾有过留德留法经历的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校内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新青年》裹挟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
关于《新青年》对张国焘本人乃至北京大学的影响，他曾这样记述：
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张国焘在学习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他还把《新青年》等刊物寄给父亲，并经常写信向父亲宣传新思潮。父亲在保持沉默约一年后，终于回信表态：反对新思潮、反对白话文，应该保存国粹。
就在张国焘的思想被新文化运动激荡起来的时候，家里传来一个消息：在祖父的主持下，家里给他订了婚，而且女方门当户对。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张国焘，已经不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他回信拒绝与一个自己从未照面的女子订婚，坚决要求解除婚约。从此，谨言慎行的父亲和要向旧社会宣战的儿子达成一致：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互不干涉。
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张国焘更加关心时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激发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请愿活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执掌着北京政权。一开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曾遭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排挤，被免去内阁总理之职。1917年7月，段祺瑞因粉碎张勋复辟有功，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段祺瑞重任内阁总理。曾与他有隙的黎元洪只得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职。
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对德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实力，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而日本方面则企图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因此对段祺瑞进行勾结拉拢。
1918年5月，在段祺瑞操纵下，中日政府秘密订立了所谓“共同防敌” 的军事协定。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并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包括由日本支配中国的军队。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
中国留日学生得知秘密协定签署的消息后，立即集会抗议，不料多人被捕。这更激起留日学生的民族义愤，他们决定全体罢读，回国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5月至8月，两千多名留日学生先后回国，并开始在北京各大学校进行反日宣传。来到北大的李达、王希天等人，向北大学子揭露了中日秘密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且痛陈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遭遇，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
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一千余人，以及来自天津的学生代表，结队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同日本签署的军事协定，“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张国焘也参加了请愿行列。
初次举行政治示威活动的学生，还不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诉求，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们没有举标语，也没有呼口号，而是把所有的要求写在请愿书里，推举段锡鹏、雷国能、邓翔海等十三人为代表，手捧请愿书，要求见总统冯国璋。
冯国璋被迫在居仁堂接见了学生代表。他欺骗学生说：此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又关系到军事秘密，不能及时告知协定内容，遭到国民怀疑，我深以为憾。如有机会一定将内容公布于国民之前，请各位代表劝告同学暂归本校，勿过于躁急从事云云。学生代表们没有经验，轻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便退出总统府。
张国焘晚年对于这次请愿仍有记忆：
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地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请愿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满怀爱国热情的张国焘大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是救不了中国的，温和的请愿是改变不了当局意志的。事实上，这次请愿丝毫没有阻挡住北京政府当局与日本的勾结，引狼入室的活动仍在继续。当年9月6日，北京政府又与日本政府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共七条，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中国的权益。
然而，这次请愿活动并非毫无价值。首先，它是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为学生运动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其次，它使学生们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萌发了在“救国第一”口号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愿望。面对祖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面，学生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越烧越旺。于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了。
学生救国会由许德珩等人发起，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兼及北京其他学校。为公开政治观点、宣传爱国反日思想，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为其成员之一。该杂志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
《国民》杂志第一期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至五四运动爆发后停刊，共四期。杂志以发表政论文章为主，公开评论时局。李大钊、杨怀中、黄侃等名流都为该刊撰写过文章。
张国焘是杂志社总务股的干事，负责向社员募集经费，及出版、发行等工作。在此期间，他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既与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接触频繁，又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过从密切，还与宣传白话文、主张反对封建礼教的傅斯年、罗家伦经常来往，可见此时他还处于彷徨与选择之中。尽管如此，在杂志社内，张国焘仍属于激进派。
1919年3月，在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邓中夏（时名邓康）、廖书仓、康白情、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张国焘也参加了讲演团的活动。在《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的启事中，标明“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讲演团的活动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前者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1 点以后举行；后者根据重大事件或节假日临时安排。
讲演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讲演活动是在4 月4 日至5 日下午，地点是北京东便门内。参讲者有二十五名团员，讲演内容十分丰富，共有三十八个讲题，张国焘讲的题目分别是《蟠桃宫》和《衣食行》。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突出乎意料之外”。
从此，讲演团深入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和市民宣讲。他们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吸引了很多听众。这些活动丰富了张国焘的社会阅历，为他进一步接触下层社会积累了经验，也为他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
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四年之久。德奥集团失败后， 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着实让中国的爱国人士欢呼和庆贺，他们认为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从此有了由弱转强的机遇。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1918年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两天在天安门举行讲演大会， 有十一人登台演讲。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都加入其中。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
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借地和租界、中国关税自主、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要求，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代表却无理提出，日本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
4月29日至30日，消息传到国内：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同意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中国知识界闻之大为震惊，失望的情绪立即转为愤怒的火焰。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校学生代表来到北大三院礼堂。会议开始后，《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首先报告了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时，通过四项决议：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北大学生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据张国焘回忆，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地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绉绉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地向天安门出发了。
当天下午，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在天安门前汇集。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代表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学生们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冲进曹宅，没有找到躲在暗室的曹汝霖，却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在此放火。
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京大学学生主导，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帷幕。
学生们的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三十二名学生被捕。这是由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大队军警赶到曹宅镇压学生运动时发生的。被捕学生在警察厅受到公开侮辱和残酷迫害，但仍然斗志旺盛。这可从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的狱中诗里反映出来：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些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
这次会议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张国焘被选为干事之一，这使他有更多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下午3时许，北京十四所高等学校三千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了下一步计划：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绝勿签字；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为把爱国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负责人。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5月12日，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顿感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围绕山东问题进行讲演，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们的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致各省各团体电》， 电文申明：“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意在外讐仇国，内惩汉奸，振国民之雄风，作政府之后盾。……而在目前，则一本“五四运动”之宏旨，合群策群力，以遂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初怀。这个通电第一次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个专有名词，从此成为表述这一划时代重大事件的标准用词。
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便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巡警的阻挠并没有减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坚持演讲并散发传单。
5月18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十八个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 日举行北京全体学生总罢课。
5月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斗争到底。在学联号召下，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惧，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遭殴打并捉拿关押，以致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6月2日，张国焘等人以号召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一起被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止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明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明、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进行审讯，学生们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藉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京城的天气似乎也在鸣不平。6月3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更多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走上街头，决心与被捕学生共命运。警察们也红了眼，凡是在街头看见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便抓了起来。
次日，同样的天气，同样如狼似虎的警察，但走上街头的学生却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北大法科已容纳不下被捕学生，北大理科楼房门外又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
受此消息刺激，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五千多名工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参加爱国运动的序幕。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的工人也以罢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场反帝风暴席卷中国。在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前一天，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张国焘成为五四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如同许多出身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着。进入北京大学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列，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是其政治追求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国焘出狱后，即作为北京学联代表之一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张国焘担任全国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但他对这项工作并不感兴趣，没有就职。
张国焘认为，上海的学生运动情况不如北京好，“到民间去”的风气也很不普遍，于是他作出一项重要决定：
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吗？”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
几天后，张国焘的行动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并威胁要逮捕他，张国焘才作罢。这时，张国焘得到一个消息，在他离京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十一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于是他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学联主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被捕，各校学生又大多离校休暑假，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张国焘束手无策时，李大钊给予了坚强的支持。以至四十多年后张国焘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
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时期，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等。虽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在北京大学学生欢迎陈独秀出狱的大会上，张国焘赞扬陈独秀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是学生们可敬的教师。
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刘清扬产生了爱慕之情。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一起工作。此间，张国焘爱上了她。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没想到遭到姑娘的拒绝。
据刘清扬后来说，她拒绝张国焘有两个原因：一是“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是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这番话显然超出了一般同龄人的思想认识。
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一员。但刘清扬为避免张国焘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
新学期开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自己究竟不过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他已经不可能安静地回到书案旁边了。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纷纷涌现，在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强迫自己一心上课，并由于十分欣赏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而转学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时，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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