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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 延续《贾想I》的深刻思索，更多对于历史和社会剧变的关怀和反思。不一样的动物贾樟柯、戛纳国际电影节金马车奖殊荣获得者，用电影去面对：无论哪一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
2 贾樟柯说：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
2 贾樟柯的*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它。许知远
2 2000
年我正式回国定居，赶上贾樟柯在拍《站台》。他半夜三更把我和阿城叫过去，看他新剪出来的这部电影。那是夏天，马路上热得走几步汗都黏在一起。此后我陆续看他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电影*近看到的就是《三峡好人》我有幸能看到一个导演的*部电影和此后十年之间的作品。陈丹青
邮政绿皮面软精装设计，适合随身携带，细细品读柯长对电影艺术、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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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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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贾樟柯在2008到2016年间的文章、演讲与对谈，这些与电影作品并行的文字，记录下他电影内外的生活和思索，对于历史和社会剧变的关怀和反思，呈现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生命底色，也揭示出他电影的缘起和归宿。在电影中，贾樟柯记录下大时代里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凝视剧变年代里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的个人，叙述在超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放下摄影机，拿起笔，烟雾氤氲中，贾樟柯向青春告别，却无数次忧愁上身，思绪飘回汾阳的街道、北京的胡同，想起县城的少年、百无聊赖的青春，缅怀文学启蒙的恩师，感叹与侯孝贤、杨德昌等前辈的交往与遗憾，也直白道明以电影打捞历史细节、对抗遗忘和反思历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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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贾樟柯
导演、制片人、作家。
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
1993年入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
【理想国贾樟柯作品】
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
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贾樟柯
导演、制片人、作家。
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
1993年入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
【理想国贾樟柯作品】
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
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
问道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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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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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贾樟柯
2008年，《河上的爱情》
我的边城，我的国
其余的都是沉默
舌根上的乡愁
香港电影给我旧闻与新知
香港：就这么简单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东京诸君
记忆之物
再见，青春，再见——北京之春拍摄手记
校长的话——写给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学院学员的信
2010年，《海上传奇》
遗忘了细节就是遗忘了全部（对谈）
杨德昌：他的枪声，他的孤独
美国大使、革命者和汾阳皇帝
流浪到天水
忧愁上身
先生坡上易先生
春日开博
远在他乡的故乡
在怀来“被捕”
七喜少年
做了一个汉奸梦
广场种满树会是多少棵？
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侯导，孝贤
2013年，《天注定》
在《天注定》第一次主创会议上的讲话
我的夜奔
黄河的水声也是一种方言—纪念恩师田东照先生
我不想保持含蓄，我想来个决绝的（对谈）
我是叛徒（演讲）
只有虚构才能抵达（对谈）
2015年，《山河故人》
你我心知
站在人生的中间点（对谈）
他们比贾樟柯更孤独（对谈）
2016年，《营生》
108次短打
阿里巴巴吃苹果
戛纳：我们为什么会来？
高考之后，放虎归山
又到正午（小说）
附录 贾樟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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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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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
贾樟柯
飞机降落敦煌机场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沙土味。舷窗下是一片未完工的工地，灰色的楼体被风沙缠绕，像筋脉粗壮的脖颈上飘着一块金色的纱巾。风沙成了这块土地上最柔软的部分，机场跑道在一片旷野上更显人工的痕迹，人像是外来者，在这里搭建了基地，一代一代活着。
不知道为什么，每到人口密度不高的地区，就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听收音机里播放《国际歌》的感觉。70年代末，冬天的汾阳人迹稀少，《国际歌》在清寒的街巷上响起，大合唱总有一种抽身世俗之外的“杀气”。现在，我开始觉得《国际歌》非常科幻，“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是人类学的宏观视点，并延伸出人类的系统性问题。人在这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奴役，阶级，贫富，人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被管理？
陌生之地总会带给我精神的穿越：回到过去，去到未来。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短暂的出走会让我和自己固有的生活告别。离开熟悉的朋友，离开说来说去好多年的话题，离开自己的专业，离开自己深信不疑的精神系统……出走是自我叛逆的契机，让自己流动起来，悬浮起来，倒置起来，让自己颠覆自己。
就像现在，风沙中的敦煌让我想到了《国际歌》。但在当地制片老何的车里，放的却是凤凰传奇的音乐。我们一路往嘉峪关的方向开，要找一片雪山下的戈壁，那里有绿皮火车通过。老何一直埋怨我搭错了飞机：嘉峪关也有机场，为什么不在那里落？那样可以节约300公里的路程。老何不知道，我是信马由缰的心态，目的地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一路穿越“瓜洲”、“玉门”，这些古诗词里出现的地名依然是现实的存在，除了一条细线一样伸向远方的高速公路，以及偶尔驶过的通勤火车，人类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太多的痕迹。沙漠里依旧是一片孤城，天空中应该还是当年明月。
只有在广阔中行走过，才能知道人的渺小。只有在历史中神游过，才能知道人生的短暂。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在一片戈壁上我们找到了雪山前的铁路线，副导演秋森和同事佳欢纷纷用手机定位，希冀摄制组来拍摄的时候可以准确到达。老何看着他们，然后搬了块石头扔到我的脚下。这是他在戈壁滩上的定位方法。你如何区别这块石头和十公里外的另一块石头？你会记得它吗？老何对着我笑，他说：你放心，这是我的方法。
我相信他，就像这本《贾想Ⅱ》收录有我从2008到2017年所写的十几万字的文章，但我记得写每一句话，写每一个词时的心境。这些文章犹如老何丢在戈壁上的石头，告诉我去过何处，身在何方。
文摘
《我的边城，我的国》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十四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得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其余的都是沉默》
2006 年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 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营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给我，新中国五十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五十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这家工厂周围，决定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第一个个展，看画里面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多年过后，常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想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艺术活动了。
我想我这样的文艺青年，在90 年代，我们的青春，都在胡同里。
《记忆之物》
夏天拍《海上传奇》，约了张行做访问，张行是80 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星，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青春故事里都有他的歌声。《小秘密》、《迟到》……他在邓丽君之后、齐秦之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国里，他是我们的王。他已人到中年，坐在弄堂里，撩拨起琴弦，一首歌脱口而出，“一条路，落叶无际，走过你走过我……”我站在摄影机后看他唱歌，听他讲他的路，想想这十几年，我们忘却的太多，这首歌又让我想起呼朋唤友的时代，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狂奔，那无数躁动的青春的日日夜夜。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抽烟，打架，恋爱，离家出走，做白日梦。
《校长的话》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杨德昌：他的枪声，他的孤独》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
《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两年前在法国南特电影节，我见到了杨导的太太和他们的小孩。那是影展安排的纪念杨德昌的会议。侯孝贤导演在上面发言，杨导的儿子在下面拿着游戏机一直低头在玩，远远望去，他有如他父亲一样的孤单背影。
《侯导，孝贤》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导演里面，侯孝贤、张艺谋跟冯小刚是最会演戏的导演，他们如果只做演员，也会非常成功。忘不了侯导在《风柜来的人》里面扮演的姐夫，烫了满头的鬈发，嚼着槟榔，打着麻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粗话，那样子鲜活而准确。就像忘不了张艺谋在《老井》里面，背着沉重的石板，一摇三晃地在山谷中行走的背影。侯导从来不玩理论概念，他告诉我们拍戏一定要让演员有具体的事儿干，演员有事做才能自然。
那时候我已经在筹备第二部影片《站台》，剧本改了又改很不满意。我告诉侯导我创作上的困境。侯导说：这是很自然的状况，我在拍完《风柜来的人》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处女作导演，你已经有了电影经验，你在创作上必须面对你的过去。不用怕，每个导演都要过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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