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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财新全新经济类书系——“理享家”图书第一辑：许小年《回荡的钟摆》、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汪丁丁《经济的限度》、谢平《互联网金融九堂课》重磅上市，与众多大牌经济学家一起共享理性的力量。
2.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是国内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求解中国经济与社会基本问题。本书对“中国经济奇迹”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都有着深刻的论述，见解独到。
3.在汪丁丁教授看来，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物质”这一单一维度之中，而由于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激烈变迁引发了重重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物质”之外，解决社会正义与公民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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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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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新作品。本书中，汪丁丁教授将“中国奇迹”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中国经济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完成了“中国奇迹”的第1个维度。但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正义与道德感的缺失，腐败横行。要想让经济奇迹延续，必须同步社会改革，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三者并驾齐驱，才可能赢来真正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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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丁丁
著名经济学家。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著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行为经济学要义》等20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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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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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周濂对话
中国转型的可能性及其道路
正义与人生的中国式思考
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
互联与深思
复杂思维为何艰难
竞争与合作
互替与互补
自由与自律
“锁死”的路径
永远的贝克尔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生应该读科斯的书
他刺痛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
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美食经济学
经济学的“错置实境”迷途
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
资本与财富
嵌入在社会里的公司——重温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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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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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感谢徐晓和她的编辑团队至少两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本“文选”（选自2010年以来我写的文章）终于出版。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有机会重温这组文稿，并惊讶地发现它们被编辑重新安排之后简直可说是“焕然一新”。这本新书的序，我认为，最合适的标题是“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我在以往三十多年里写了不少文章探讨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至少两篇以此为主题。其一是2014年我在杭州湖畔居与周濂的长篇对话，另一篇的标题是《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也是2014年写的——那一年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界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思想冲击，为此，我写了一组文章，收入张进主编的《中国改革》。张进在财新网发表的评论中特别列出他理解的我这组文章的关键词：“中国奇迹”“收入正义”“资本财富”“复杂思维”。读者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以这些关键词为标题的文章——《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资本与财富》，以及上述两篇关于复杂性的文章。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是这本书里其他文章的主题，例如我为阿瑟《技术的本质》2014年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在财新网发表时的标题是《锁死的路径》。又例如《互联与深思》《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互替与互补》《竞争与合作》《自由与自律》。逐渐地，读者不难理解这组文章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借着探究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理论或许能够超越以往的局限性。例如，这本书里有两篇这样的文章：《美食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核心议题是“稀缺性”——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稀缺”所以“竞争”，或者，当我们观测到“竞争”时，我们可以推断“稀缺”。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学派”经济学，核心议题是竞争稀缺资源时不可避免要有的各种“歧视”标准的孰优孰劣之分析。于是，经济学关于稀缺与竞争的理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至群体的决策行为。如果群体人数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更愿意运用“博弈论”方法于群体行为。不过，当群体人数众多时，博弈论并不是好用的分析方法。例如，当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时候，由于群体人数众多，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任何理性选择模型的主导因素。注意，这里出现的是奈特在百年前考察的那种不确定性——特指那些不可重复从而不可预期“事件”，它们当中意义重大的，现在被称为“黑天鹅事件”。这种不确定性无法被假设“信息完备”或“信息完全”的博弈理论容纳，尤其是，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再可能如以往的博弈分析那样是“逆向推演”的。取而代之的是，例如“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也称为“基于以往经验之间相似性的非贝叶斯决策理论”），又例如来自统计物理学的随机过程分析方法（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里的版本是“动态随机过程一般均衡”方法）。但是经济学家在引入这两种新方法之后，几乎立即意识到伴随新方法的核心议题——“复杂性”，或任何复杂系统的“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典型的各态历经，就是布朗运动的特征——假以时日，空间内的简单布朗运动可以达到任一位置。可是，复杂系统的特征在于，它以往的演化改变着它现在的结构于是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某些位置，所谓“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在这样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如果这些永远无法达到的位置的集合包含着各种被称为“均衡”的状态，那么，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演化可能达到另外一些状态，例如“崩溃”或“解体”。
其实，我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问题意识当中始终有上述复杂性的牵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乘客攀谈，而且喜欢发表政经评论。在以往五年里，我遇到至少三位这样的司机，非常不满意“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不满，我这样概括：当初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些富起来的人却“为富不仁”（当然还要“官商勾结”）垄断了全部经济资源，致使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我的这一概括，可追溯至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公认的老师奈特在1930年代为学生们讲授微观经济学时的开场白，他提醒学生们，首先，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其次，完全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竞争很可能导致财富积累和权力垄断到完全消灭自由的程度。阿罗是奈特的学生，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相关的理论贡献而获诺奖。但是我认为诺奖委员会忽视了阿罗的另一个“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表述为：不可能有包含全部社会系统在内的自由市场。换句话说，只能有嵌入于既定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有嵌入于市场经济的良序社会。
文摘
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只要粗略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不难看到，可称为“经济奇迹”的，例如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 且持续20年以上的时期，仅发生于1990年以后。 这里的“近代”，依照常见的一种解释，上溯150年，由2000年上溯，始于“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即涵盖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或当代。 由于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A 与现象B 之间的因果联想，我们早已习惯于将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着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 任何一个经济的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都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候，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不能称为奇迹的社会现象而言。 经典的奇迹发生于耶稣传道时期，记载于《新约》。由于显著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熟悉的、不被认为是奇迹的现象，耶稣由信仰而来的行为，被当时的民众称为奇迹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学昌明，凡科学可以解释的，或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可以解释的，不再被视为奇迹。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至今，经济学家仍在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毕竟，这一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增长时期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中国人面对的是未来，是不仅与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所引发的重重危机。 第1重危机是精神生活的，特别在中国，表现为文化危机，或借用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人文精神的危机”。其实，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内在的，是“自足”，或“不外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晚期“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求诸于野。至秦汉时期，不论依据台湾的钱穆先生，还 是依据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人文精神毕竟是止于宋了。宋以后只有“乾嘉诸老”，人文精神“命悬一线”。随后，是唐君毅先生所述的“花果凋零”时期。 第二重危机是社会生活的，特别在中国，核心是情感危机。哺乳动物的情感可分为“原初的”——惧、怒、哀、喜、厌；“派生的”——例如恨、爱、嫉妒；“复合的”——例如又爱又恨、悲喜交集、惆怅莫名。哺乳动物演化至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情感，例如道德感、正义感、审慎与悲悯，以及与高存在相通之感——宗教感或信仰。是否有单纯指向个人的私己情感？日常生活中，当然有，例如懊恼、悔恨、自恋之类。但深入探究之后，我认为那些表现为私己情感的，归根结底是米德早论证的每一个人“社会自我”（social self）之反映，我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孤立于社会生活的人（以著名的“狼孩”为案例）怎样产生懊悔、恼恨、自恋这类私己情感。 第三重危机，读者不难推测，是物质生活的。毫无反思能力的经济发展，势必耗竭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可是，对物质生活的任何反思，只能来自物质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 情感的稳定方式，简称“情感方式”，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生活的。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想象是，乡土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以及这些同心圆与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表现为“远近亲疏”，或“爱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此处，人之“伦”，从物之“仑”，即繁体字“侖”。据我的朋友吴雪君考证，龢之大者，谓之太和。和与侖，源自音乐的和谐秩序。侖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侖，箫管之侖，琴弦之侖……不同侖之间的共振共感，谓之龢。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特征之一是乡土的“熟人社会”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万陌生人组成的都市——这些都市不再单纯是政治中心，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调的集聚效应的经济中心。转型期社会的新生活瞬息万变风险骤升，对不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毫无秩序可言，至少，难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 中国并非特例。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所谓“经济起飞”时期，不仅有经济的“奇迹”，而且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等显著高于稳态时期的情感危机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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