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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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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教授下笔如行云流水。思想绵密，但文笔又具有文学性。他非常成功地把中国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和帝国主义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以最有限的篇幅做出最精确和清楚的论述。《潮来潮去》把中国的历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到全球的场域里，且把部分西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做最自然的融合。事实上，“海关”的深层意义就在于交流，当面向大海时，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相信本书就是以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展演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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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名人推荐：
《潮来潮去》写的不只是海关机构的历史，它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进入全球政治经济过程的全新历史述说。在“中国与西方”这个主题上，《潮来潮去》的历史研究水平与档案细致程度，均超越了以往任何著作。
——卜正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通过分析一个在中国政府的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长达百年之久的机构（海关），方德万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不置入全球化背景之下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方德万的研究运用了大量确凿的数据，并且让历史中人的叙述占有核心比重，这是一部最高水准的历史著作。
——Rana Mitter教授（著名现代中国历史专家），牛津大学
《潮来潮去》为中国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
《潮来潮去》充满了新的洞见和非常全面的细节。它为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激烈政治经济转型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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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复兴中的中国：蒋介石、战争与国民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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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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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001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上海试点 035
李泰国的失势与赫德的崛起 046
推陈出新 060
第二章 赫德的圆形监狱
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 085
官僚化：表格、登记簿和通讯 095
向海上去：船钞部 102
招聘及行为：“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
年轻人” 112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137
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149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177
对日赔款、清政府内债的失败、租借地
的瓜分和门户开放照会 180
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86
反弹：少年中国的崛起与税务处的成立 196
继任危机 201
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205
第五章 国中之国，1914-1929
安格联，海关和银行 236
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253
海关和国民党的兴起 262
第六章 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的海关，1929-1937
梅乐和 294
走私的盛行 306
缉私举措 315
交易中的交易 321
第七章 维护完整，1937-1949
日本的攻击 351
没有出路 363
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364
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378
海关的终点 387
后 记 回响和阴影 409
译 跋 421
译名对照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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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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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
翻译是一个困难的工作，而且它很少获得其应得的表彰。翻译者面临的困难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的确是非常的真实，尤其是读者手上的这本书，它所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更是如此。《潮来潮去》的主题是中国旧海关的历史，从1854年起到1949年止，这个机构纵横百年，在这一运作期间，英文和中文都被大量使用而成为主流语言。为了把本书中所使用到的专有名词、惯用语、职称头衔、无数的人名、各种行政机构、地名和各种相关程序翻译出来，除了对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有十足的知识外，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更是不厌其烦地从字典、地图、各种手册、海关职员录和年鉴中搜寻当时的中文词汇用法，来照应本书英文本中所提到相关词汇。此外，又因为本书所涵括的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非常巨大的变化，翻译的难度的增加可想而知。任何尝试过翻译的人都会发现，如何掌握文本中的语气和精神更是另外一种难度；而这个挑战在翻译《潮来潮去》的工程中可说是更加困难。这个任务不仅要呈现我的写作风格，还要呈现出书中所涉及到的很多人物的特点。这些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独特的风格来显示他们的个性、背景、教育和所处的时代。我在书中大量引述牵涉到海关史的重要人物的信函和文件，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物的个性以及时代氛围摊在读者眼前。这个做法对身为作者的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把信函和文件中适当的段落放到文中即可。但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蔡维屏教授愿意把她在旅英多年以及参与海关计划之后所累积的丰富英文和海关史的知识投注在翻译中，让这个中文版受惠良多，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翻译不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基于中国史和英国史的不同，两国在文学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中文和英文在本质上和习惯上的根本异质，所以我以为最好把翻译当作是一种再造（recreation）；完整地说，也就是再度创造的意思。单就这个recreation的英文字，就足以突显出翻译的困难：recreation这个英文字可以指涉再生、再现，但也可以是指休闲的意思。据我所知，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同时具有这个双重意思。《潮来潮去》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而在这里蔡维屏教授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对于我们同时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耙疏海关档案的共同时光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在那里以及回到英国后的对话帮助我形塑书中的想法。可以说，蔡教授不仅是个译者，也是合作伙伴。翻阅原始档案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尤其和一个也对这些档案有相同兴趣的人讨论，更是为档案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快乐。尽管翻译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识传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却给他们较为不重要的地位。过去小孩子曾经被教导在大人面前要听话不要出声。相较之下，翻译者的地位对读者而言是更糟。读者们相信译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听到。他们不愿意去想，一部译本到达他们手上之前所发生在文本上的种种过程。因此我要藉由这个中译本序言的机会来记录我对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强烈感谢。他们愿意把他们手上的研究搁置一年，来把我的这本书译为中文。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对于文字的小心，仔细和敏感都可以作为模范。我无法想象能够还有更好的译者，而我也将无法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阅读档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带着我们通往到过去的长征，并不华丽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还要耗体力，但它却相当费时。正因为我们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关历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档案中学习到它的种种活动是一大乐趣。用英文写下它的历史可以确保在英文语系里的读者不但有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也还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旧海关是个触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机构，所以它某个部分的历史也同时是很多国家的历史。我始终相信若只把海关史以英文出版，那么这个在将近二十年前所开始的计划，在本质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总算让我们得以到达这个更令人满意的终点。对于此，我也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方德万写于剑桥2016年9月15日
以灯塔为象征
借由船钞部这个媒介，海关得以在中国沿海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是19世纪后半期航海界发生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当时蒸汽机作为动力取代了风帆，船运公司有了定期航班，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通，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达中国。国际上关于船只灯光和航海避碰规章的协定，以及为编制更可靠的海图和引航书籍方面的共同合作，都有助于使海洋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提供安全的锚地、浮码头、筑堤以及建立安全的仓库，使得货物的装卸更加容易。灯塔是19世纪航海技术脱胎换骨的元素之一，它使船只以更低的成本来载运更多的货物变为可能。船钞部把这个转变带到了中国的海岸线上， 它不但加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海关在中国沿海的基础。灯塔是这些转变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其结构简单，但它是建立在精密的科学和复杂的工程之上的。化学对制造高质量的玻璃非常重要。聚拢光束的光学知识也很重要，这样一盏灯的光线就可以在大海中投射数英里远，在精确瞄准的同时，还能维持刚好就在海平面之上一点的高度，从而使水手不觉得刺眼。为了让玻璃达到所要求的纯净度，精准的制造技术是必要的。还要对玻璃施以抛光，使它们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并可以安装到灯孔的金属框架之内。灯塔还必须建的足以抵挡各种严酷的天气，这也需要良好的物理学、材料学和工程学知识。此外需要复杂的蒸汽驱动机械装置，来让灯光可以持续不断地旋转以保持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以上种种还需要靠一个官僚系统来支持，否则都是惘然。这个机构会确保不同的灯光有不同的特征，以让航海员可以对它们加以辨别，在其主导下，这些特征也能准确地被传达给世界各地的水文机构，以便它们能够将之标示在海图上。灯塔需要有人看守和维护，这也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机构。很少有其他设施像灯塔一样，象征着现代性全球化对技术、专业知识和机构的依赖。灯塔还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从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中，我们可以看到灯塔所包含的复杂性，它有一股可以扰乱地方或者激起当地焦虑的力量。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灯塔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 （Armstrong & Co.）生产的熟铁所建，高达50英尺，同时它也是一个堡垒。在其内部，有起居室、储藏室、一个厨房、一个水漕和一个军械库。在院区的砖墙上还有向外放射的枪眼，四周有20尺宽的壕沟和布满铁丝网的篱笆。两架18磅的加农炮，此外，格林机关枪和追击炮各一挺，这些都是新式武器，用来确保灯塔抵挡住猛烈的围攻。这些都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的西方报道中，南台湾被野蛮的土著占领着。在第一任灯塔看守员泰勒（George Taylor）的报告中，尽是对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之间冲突的描述。对灯塔全体人员安全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1867年，一艘遇难的美国船的船员被杀害，船上其余人被一位自称卓杞笃（Tok-e-Tok）的人绑架以作勒索。这位卓杞笃向泰勒介绍他自己是台湾南部8个部落的首领。台湾在当时是个人人竞逐之地，不仅有特别集中在南边的土著，也有来自福建和中国其他南方地区的客家人。自从数十个日本水手被台湾土著杀害以后，日本也在1874年派兵向台兴师问罪。来台湾的还有清政府、海关，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台湾北部基隆的法国人。鹅銮鼻灯塔正是建立在这个纷争不断的领土之上。总理衙门希望借由同意兴建鹅銮鼻灯塔以加强清政府在台湾南部的存在性。然而，也有一些官员担心灯塔在战略上可能引起的后果和海关的最终目的为何。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刘璈在1882年1月呈上一份奏折，表达了对鹅銮鼻灯塔的担忧。刘璈出身左宗棠的湘军，他怕这个灯塔的建立可能会为那些反对清朝拥有台湾主权的人，提供一个向北渗透的基地。海关曾经想雇用当地人来帮助建设，但这也增加了刘璈的焦虑，因为这样海关就会与当地社会建立起强大的联系。他对灯塔员工不会与当地民众混在一起的承诺并不放心，因为外国职员肯定会在空闲时外出打猎。刘璈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假如泰勒的说法可信，那么他的确有过游玩台湾南部的欢乐时光，并享受和蔼、好客的泰雅（Kang kou）、排湾（Koalut）和阿美（Amias）的首领的接待。正如鹅銮鼻灯塔的历史所展现出来的，灯塔是个象征，也是个统治工具；它可以有着多重和互相矛盾的意义。海关通过船钞部创造了一幅为人类谋求福祉的清楚形象，这个形象变成中国海岸传奇的一部分，也进而合理化了海关的立场。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保护灯塔公共服务的内涵，禁止灯塔的船只参与打击走私。（见第六章）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德如此倾力于建设船钞部，因为除了赋予海关一项全新的职责活动外，船钞部也体现了他在《局外旁观论》中所提出的要义，那就是要采用西方科技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以及有效率和清廉的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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