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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中古中国研究的论域与视角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中外学者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开拓新学境,创获甚丰。而本书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整体研究作为把握中古时代基本历史脉络,构建世界图式中的中古中国景象,并藉此对中古时代的文明和气质进行博观与省思。
內容簡介:
本书为余欣主编的《中古中国研究》的*卷,收录了来自中、日、美、法等多个国家学者的13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政治、思想、宗教、美术、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不乏对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成果,也有以往关注较少的比如历学方面的研究。从论文集中也可一窥当代学者对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想法以及中外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不同偏好。
關於作者:
余欣,1974年生,浙江黄岩人,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国古代博物学、中古宗教社会史、写本文化与知识社会史。
目錄 :
從西郊到圆丘《文馆词林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所见孝文帝的祭天礼仪(佐川英治)
开皇年号与道教劫运思想(刘屹)
How to Stop Eating: Natural and Inten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Taiping jing, Laozi Xianger zhu and Xiandao jing Stephen Eskildsen
Local Daoism:the Community of the Northern Wei Dao-Buddhist Stelae Gil Raz
道教造像与地域社会:四川绵阳玉女泉隋至初唐道教摩崖造像(林圣智)
中古时期中国的佛钵崇拜(李建欣)
拈花的胡人由北齐青州佛衣胡人画像管窥中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邱忠鸣)
传统保持 文化守护敦煌吐蕃期洞窟重构现象原因再探(沙武田)
论武则天称帝的舆论营造(孟宪实)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仇鹿鸣)
9至10世纪历日中的行事以身体关注为例(华澜)
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以唐代医药书《新修本草》和《千金方》为中心(岩本笃志)
Audiences and Aims of Mid-Tang Muzhiming: A Preliminary Study Alexei Ditter
內容試閱 :
弁言
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中古中国研究的论域与视角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中外学者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镕铄古今,会通东西,不断开拓新学境,创获甚丰。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在认识并揭示制度与社会变迁进程与趋向外,更为活性化地探求中国历史深层波澜之源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范式所构建的大印象之外,是否可以尝试更真切地触摸感知时代的气息和脉动?在中国史研究逐渐被纳入世界史叙事的今天,如何在与国际汉学的对话中发现中国学术内在理路与精神?换言之,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是否可能?如何进行? 前景何在?亟须海内外学界共同构筑新基盘。有鉴于斯,我们创办《中古中国研究》,以期为学术与思想的激发,埋下一颗新的燧石(Firestone)。
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整体研究作为把握中古时代基本历史脉络,构建世界图式中的中古中国景象,并藉此对中古时代的文明和气质进行博观与省思,是论丛的基本理念。尽管论丛发起者复旦大学中古中国研究班主要成员多为历史学者,但这并不是一个校内同仁刊物,也不以史学研究为限,而是开放给所有跨界游牧者的新天地。
梯山航海访收储,要为天朝补石渠。故园猿鹤应笑我,难将身迹混樵渔。内藤湖南于惊涛骇浪里作《航欧舟中》,慷慨意气,挥斥八极。夫岂不怀,高山仰止,悬于卷首,以明心志。
开皇年号与道教劫运思想
刘 屹
一引言
1957年,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先生在讨论隋文帝治国的意识形态时,认为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有可能是文帝受道士张宾的影响而采用的道教术语。周一良先生亦认为开皇乃道家语,盖杨坚取周而代之,故多方制造舆论,援引道家之说亦大有可能。李刚先生进而坐实其论,认为开皇是隋取材自道教神仙系统的年号,以此作为隋文帝力用道教大作宣传,为其政权合理性寻找依据的例证之一。多年来,学界持有类似观点的论述还有很多,当然也有并不强调此年号是来自道教的观点,在此无需一一列举。总之,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而无论对开皇年号取自道教的观点是否认可,学者们所依据的都是有限的史家记述,一直缺乏从道教教义角度出发的观照。
例如,论及开皇年号时,被引用最多的是《隋书经籍志道经序》的相关记述: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宁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
这段话中关于道教劫数的论述,应是本自魏收的《魏书释老志》:
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
两相比较,还是能看出些许的差别。例如,《魏志》认为延康、龙汉、赤明、开皇都是劫数之名,《隋志》认为延康、赤明、龙汉、开皇,都是元始天尊开劫的年号。这就引出了新问题:如果道经中的开皇是元始天尊开劫时所使用过的年号,那么杨坚是为要模仿元始天尊的开劫才使用开皇年号吗?但他为什么不选择其它三个同样是元始天尊开劫的年号?
实际上,《魏志》和《隋志》对所谓道教劫数的论说,并不能与道教经典教义完全符合。无论是魏收,还是《道经序》的作者,对道教相关理论都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这提醒我们在利用《魏志》和《隋志》来解说中古道教时,应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当然应该不满足于仅凭这两份来自史家的记述来做出判定,而应去追溯道教方面有关开皇的劫数理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概念?这才是判断杨坚究竟是不是在了解和接受道教劫数概念的前提下而采用开皇年号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我想在本文中要解决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在这一事例的探讨过程中,还想关注一个或许更重要的问题:在道教内部历经多次反复后,在经典文本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新的理论或知识体系,在实际中又能够对中古时期的道教内外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中又可反映出经教道教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怎样的一种互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