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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集结卢梭、雪莱、托尔斯泰、萨特、罗素、海明威、易卜生、布莱希特等伟大知识分子的高清书籍，在聚光灯的探照下，大胆揭露其私生活。
2.本书用大量史料，揭示了12位享誉世界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矫情、做作、愚昧、狂妄、自私和腐败。
3.《知识分子》首次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这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著作，充满争议与话题性。
4.作者保罗约翰逊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每日邮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2006年获小布什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并被总统盛赞美国以保罗约翰逊为荣，是上个世纪至今*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
5.本书被《纽约时报》《伦敦书评》等多家知名外媒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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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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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详尽地展示和评说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十多位人文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私生活。《知识分子》的作者抽丝剥茧，将这些知识分子放在聚光灯下探照，富于喜剧性地呈现出他们的表里不一、利欲薰心、欺世盗名，包括眼花撩乱的两性关系、错综复杂的亲友问题。他们惯于居高临下指导别人，私下生活却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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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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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约翰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曾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他撰写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涵盖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 包括《犹太人史》《摩登时代》《英国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他定期为全球最著名的报纸及杂志写稿，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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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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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译序
1 卢梭：有趣的疯子
2 雪莱：无情的理念
3 易卜生：恰恰相反！
4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5 海明威：深渊
6 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
7 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
8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9 威尔逊：因忏悔得救的人
10 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11 赫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
12 理性的逃亡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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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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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俄国、西欧和东欧，一些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
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二百年，世界历史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不再需要依赖恩主的庇荫和供养，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但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一种精神的财富。
毫无疑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 ；可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贡献常常被人忽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似乎并不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34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 ：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 ：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这位五星上将尽管说他是借用别人的话，对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饰。这也难怪，在一些西文中，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有夸夸其谈的人空谈家这样的含义。至少在英语国家，不会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而那些贬低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和职业来看，许多也正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范围，看来他们不愿意同知识分子同流合污。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
在这场讨论中，一位英国作家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更消极的评价 ：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至少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
对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尖锐批评的是保罗约翰逊（1928）。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此后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著作极丰，有二十余种，大都是政治和历史作品，诸如《犹太人史》《现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英国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
《知识分子》涉及的人物中多数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并深深敬仰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一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人 ；其余的几位，一般中国读者不一定熟悉，但也是西方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比如英国出版家维克多高兰茨、美国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剧作家莉莲赫尔曼等。
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很难说它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或传记著作，实际上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约翰逊在追寻这批知识分子的足迹，不过他不是要记述他们的生平，或是评述他们的业绩、表彰他们的功勋，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他清扫历史的尘埃，找来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他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搜索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充满怀疑的眼光把这些大人物重新检视一遍，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看看他们是否配得上他们头上的光环。有人称约翰逊是一位道德侦探，确实如此。他的辛劳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已经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
约翰逊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约翰逊所要证明的，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 ：文人无行。
卢梭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他自称生来是为了爱的，他是人类的朋友，可是他又最忘恩负义，他的养母兼情妇华伦夫人至少援救过他四次，他也一再表示对她的感激，但是到了华伦夫人落魄时，卢梭对她的求助却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 ；他自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但他又把自己的五个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此后就不再过问。雪莱道德纯洁的说法，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对宠爱他的父母十分粗暴，甚至可以诬蔑自己的母亲同妹妹的未婚夫通奸，还说母亲同意妹妹的这门婚事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布莱希特除了自己的名声，其他什么也不关心，他说 ：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他两面三刀，周旋在两大敌对的阵营之间，终于从各个方面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奥地利的护照、东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瑞士的银行户头。
托尔斯泰所以信奉博爱，是因为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嚣、更富戏剧性和轰动效果。其实，他是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他的日记充分而生动地反映出他的自私，他以为别人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没有爱过一个具体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对自己的私生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给予丝毫的关心。对临死的兄弟，他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他同自己的夫人索尼娅之间的争吵，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的行径。他自认为是上帝，甚至是上帝的兄长，他希望创立一种新宗教来改造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结果是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一片混乱的荒野。
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妇女当作满足自己性欲的工具，他们看中了妇女就不择手段地勾引，什么时候对她们厌倦了，就一脚踢开，无论这可能给对方带来多少痛苦，他们都毫不在乎。雪莱不断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实际上同他有关系的妇女，总是因他而落入灾难。萨特一心想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的帮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他如同东方的君王，她们组成了他的后宫。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布莱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们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
他们当中一些人爱慕虚荣，一些人对金钱特别贪婪，也有些人两者兼备。罗素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赚钱和存钱是易卜生生活中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他是个十足的市侩，他逢迎权贵，他最喜爱的是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勋章，一有机会就挂在身上，炫耀一番，并且乐此不疲。他回到挪威时，当年出身微贱的酒友去码头迎接他，他却躲进船舱，不肯相见。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幸归咎于父母，同他们以及弟弟妹妹断绝了一切联系，当他十分富有以后，也不肯给他们任何帮助，他用五个克郎就打发掉他的私生子，还说 ：这对你来说是足够了。
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对他们自己并不适用。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
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甚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萨特也迷恋暴力，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头目就是接受了萨特必要的暴力理论，结果造成了柬埔寨几百万人的死亡。
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各种媒体也纷纷予以评介。《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也有趣的书 ；即使那些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纽约邮报》则认为任何人一拿起这本书就难以再放下。《纽约时报书评》则俏皮地说 ：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扬扬得意，书中扬扬得意的部分读来十分有趣。
尽管《知识分子》写得很生动，一些材料是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
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评价卢梭、萨特和罗素，不研究他们的著作和他们所创造的新概念、新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说到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又无视他们是自己时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让人感觉到如同在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撇开了那位丹麦王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都很多，经历一般都非常丰富，性格也常常相当复杂，对他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作出全面的评价，约翰逊所作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物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恐怕他也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各种专业知识。
而且，从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比如大诗人歌德、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相对论原理的爱因斯坦、提出无意识理论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此外，二百多年来，欧美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T . S . 艾略特、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的影响未见得就比约翰逊所评述的那些人小，约翰逊却没有论析他们，他仅仅根据不足二十个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就得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总的结论，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就更不公平、不科学，难以使人信服。
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 ：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类事情在知识分子中是司空见惯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小故事也无伤大雅，人们听了感到好笑，并不以为奇。约翰逊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发现，某些大知识分子不光是在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也可能脱离实际，但又不容易被人们发觉，他们是思想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自以为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们是公众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弱点会影响到社会，被人们所盲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的灾难。因此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发出了警惕乌托邦的呼吁。
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早在希腊时代，哲学家柏拉图就写了一部《理想国》，柏拉图对自己不中意的人物，比如诗人，就要把他们驱逐走，不过他还准许诗人们作出答辩 ；此后，基督教的早期博士们在《圣经》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柏拉图的某些思想，建立了基督教的乌托邦天堂。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基督教会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当然也包含了各种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了柏拉图，他们使用了铁与火，双手带上了浓烈的血腥味，其中包括对异端的残酷迫害和十字军的七次远征。天堂离人们毕竟过于遥远，15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设计了一个尘世的理想国，此后各种此岸世界的乌托邦就接踵而来，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他们以为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谁不接受，谁就是傻瓜或反动派 ；目标既然如此伟大，当然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至于所付出的代价，那只不过是无足轻重、必不可少的牺牲。
比如，高兰茨和赫尔曼，不惜故意歪曲事实，拼命掩盖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恐怖主义大清洗。乌托邦主义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会让人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 ：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 ：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个难题，中国历来有所谓公德和私德、大节和小节之说，许多人看重的是公德和大节，对大人物就更是如此，私德和小节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要，约翰逊所揭露的大体都属于私德之类，其实在许多地方两者是很难区分的。约翰逊认为 ：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约翰逊的这一观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世界上固然没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公德、会大节无亏吗？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两者的统一。《知识分子》的一位美国读者说得好 ：我们有着太多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20世纪真正的宗教，它导致了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中尸积如山。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致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
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 ；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谁又能保证人们现在或将来崇拜的人物当中，没有当年的希特勒？当然，英雄身上有着崇拜者的投影，偶像是自我的一种寄托、一种希望，所以偶像的幻灭总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有时人们宁愿闭起眼睛，无视事实，也不愿让泥足的巨人坍塌，这就是约翰逊所说的 ：正如意大利南方的农民，他们所喜爱的圣徒被揭露只是虚构的人物，并没有存在过，但过了很久，他们还是继续去贡献祭品和进行祈祷。约翰逊认为，人类有一种拒绝接受他所不愿承认的证据的嗜好 ；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
卢梭真的能爱一个女人而没有极端自利的保留吗？据卢梭自己说，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爱人是索菲，即居德托伯爵夫人，她是他的女恩主德艾皮奈夫人的表妹。1745年苔莱丝勒瓦塞成为卢梭的情妇，当时她是一个23岁的女仆，她同卢梭同居了33年，直至卢梭过世。他说自己从未对她感到一点点爱意我用她满足肉体的需要，这纯粹是一种性关系，这种需要同她本人毫无关系。卢梭看不起勒瓦塞，认为她是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女佣人；他也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居然与这样一个女人为伴。他从不带她外出。宴请宾客时，卢梭不允许她入座，当她送进食物时，他便拿她取乐。卢梭甚至把勒瓦塞犯的一些语法错误汇编起来，以博蒙特莫伦西一卢森堡公爵夫人一乐。他那么傲慢地使唤勒瓦塞，甚至使他的一些有身份的朋友都感到震惊。当时人们对勒瓦塞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歹毒的搬弄是非的人。其实，卢梭是否了解勒瓦塞这一点完全不清楚。这可能是因为卢梭太自恋，不可能去研究她。詹姆斯鲍斯韦尔提供了一幅关于她的最可靠的画像。他曾在1764年拜访过卢梭五次，后来他又把勒瓦塞护送到英国。他认为她是一个娇小的、活泼的、整洁的法国姑娘。
卢梭把勒瓦塞留在身边，甚至珍爱她，因为她能为他做一些动物做不到的事：比如，为他安置导管来缓解尿道狭窄的痛苦。卢梭决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他们的关系，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送给勒瓦塞一条裙子，卢梭为此大发雷霆，最主要的是，他不准孩子们来侵占他对她的权利，这也导致他犯下了最大的罪行，因为卢梭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儿童教育理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甚至还有《新爱洛伊丝》，都以许多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主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与他所写的相反，他对孩子毫无兴趣，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做过好父亲。
17461747年的冬天，勒瓦塞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据卢梭自己说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服勒瓦塞必须遗弃这个孩子，以保全她的名誉。她哀叹着顺从了。卢梭在孩子的襁褓里放了一张带暗记的卡片，然后叫助产士把包裹放到育婴堂去。勒瓦塞后来又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处置了，只是在第一个孩子以后，卢梭再也不自找麻烦地放卡片了。五个孩子都没有名字，很可能都没活多久。1746年的《法兰西信使报》上有一篇有关育婴堂历史的文章说，它已被每年3000以上的弃婴挤满了。1758年，卢梭本人指出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082人。1772年平均数上升到近8000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弃婴在头一年就死亡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沦为乞丐和流浪汉。卢梭从未记住过他五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对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只在1761年，他以为勒瓦塞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凭着当年作过标记的卡片对第一个孩子的下落草草地进行了一番寻查，但很快就停止了。
托尔斯泰以一个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军中服役，几乎是偶然地，他发现了自己的专长。1851年，22岁的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儿服现役。而他到那儿去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只是想找点事情做以消磨时光。他荣获了几枚勋章，这使他在沙龙中为人注意。托尔斯泰在军队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光，先是在前线山区作战，然后在克里米亚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他是个傲慢的俄罗斯帝制的拥护者。当他被军队雇用并被派往炮队时当地人没有火炮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道：我将全力以赴地用我的枪打垮那些掠夺成性的、狂暴的亚洲人。实际上，他从不否认他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精神，他坚信，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品质（具体表现在农民身上），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在人世间履行职责。
这些也是托尔斯泰的军官同事们简单而又未说出口的信念，托尔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与众不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永远习惯于这样想：我是一个例外，我站在自己的时代的前面，或者说，我是那种不肯调和、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并且永远不会满足。军队中对于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他谦逊，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一脸不知深浅、志得意满的神情。不丢了性命。在军队中，他在炮火下表现勇敢，终于被提升为准尉，但是他想荣获勋章的努力却落了空。他曾 3 次被推荐受勋，但在某一层次上受到阻碍。在军队里，谁急于得到勋章很容易被人察觉，引起反感。实际上，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军官，他不仅态度傲慢，不愿服从和学习，而且与同事不能团结。他是个不合群的、独来独往的人。如果看不到什么有益于他的前程的事，他会既没得到允许也不告诉任何人就离开前线。他的上校说：托尔斯泰急于嗅到火药味，但这只是间歇性的。他设法避开与战争相伴的困难和艰苦。他常像个游客似的四处游荡，但是一旦听到射击声，他会立刻出现在战场上。等到战斗结束，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就又随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托尔斯泰一直都喜欢做戏。他甘愿牺牲舒适、享乐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崇高，有戏剧效果，能够为人瞩目。还是学生的时候，为了强调自己身上的俄罗斯人的刚毅性格，托尔斯泰为自己做了一个可兼作斗篷的军用睡袋。他的这种姿态引起了周围人的评头论足。在军队中，他更愿意表现而不愿意服务，那些烦琐的日常事务以及军队生活中任何不能带来声誉或不为别人注意的东西，他都不感兴趣。因此，通常的情况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严是为公众舞台，而不是为单调乏味、默默无闻的日常事务而预备的。
易卜生的虚荣心有个方面达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甚至那些对他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也感到难以为此辩护。易卜生一生都热衷于奖牌和勋章。事实上，为了得到它们，他甚至让人为难。易卜生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他常画些诱人的小玩意。《星球勋章》是他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卡通画，他还打算绘制一个易卜生之家的勋章赠送给他的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勋章。1869 年夏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个探讨语言问题的知识分子会议这是国际舞台上一场新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导致灾难的革新会上他荣获了第 1 枚勋章。这也是易卜生首次被捧为名流：他整个晚上都在王宫内同国王卡尔十五一道喝着香槟酒，国王赠予他 1 枚瓦萨勋章。后来，乔治勃兰兑斯在与易卜生初次会面时（他们已经长时间互通书信）惊奇地发现他在家中也戴着那枚勋章。
如果勃兰兑斯发现第二年易卜生已在恳求获得更多的勋章，他必将更为惊讶。1870 年 9 月，易卜生写信给一位经营这类事务的丹麦律师，请求帮助他获得丹尼保格勋章：你不知道这种东西在挪威的影响力1 枚丹麦勋章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在那儿的声望这对我太重要了。两个月后，他又给一位亚美尼亚籍的代理人写了封信，此人虽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业务，但与埃及宫廷有联系，他在信中索求 1 枚埃及奖章，因为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在挪威文学界的声望。最终，他得到了 1 枚土耳其的梅德齐底勋章，他欣喜地称之为一个漂亮的东西。1873 年是他的奖章丰收年：他赢得了 1 枚奥地利奖章和 1 枚挪威的圣奥拉夫勋章。然而，他积聚更多的奖章的努力仍旧毫不松懈。他曾向一位朋友否认他对于这些奖章有任何个人的欲望，但是一旦它们进入我的生活，我是不会拒绝的。这是一句谎言，他的信件可以证明这点。甚至据说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为了得到奖章，他会脱帽向经过身边的车身上带有皇家或贵族徽章的马车致敬，即使车上空无一人。
这个特别的故事也许是恶意的捏造。但是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奖章的痴迷，因为他坚持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展示他那堆不断增多的光彩夺目的勋章。据说早在 1878 年，他出席一个俱乐部的晚宴时，身上披挂着所有的奖章，其中一个像狗项圈似的绕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画家格尔奥格保利曾经碰见易卜生在罗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奖章（不光是绶带，而且有星形勋章）。有时，他似乎每晚都把它们戴在身上。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当有年轻的朋友们在场时，它提醒我必须举止适度。尽管如此，如果他没有佩戴那些奖章，邀请他出席晚宴的人总是感到宽慰，因为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微笑，甚至公开的大笑会如同传递酒水那样传开去。有时，他甚至在大白天也佩戴着它们。当他乘坐的回挪威的船停靠卑尔根码头时，他穿上正式的服装，佩戴着勋章，走上甲板。他惊恐地发现他的 4 个过去的酒友：两个木匠、1 个教堂司事和 1个代理人，正等着迎接他，并在大喊：欢迎老亨利克！他随即返回船舱，畏缩在那儿，直到他们离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逢迎权贵。1898年，他太急切地想得到丹尼保格大十字勋章，于是在被正式授予之前先从一位珠宝商那儿买了 1 枚；实际上丹麦国王除了颁发给他 1 枚外，还送过他 1 枚饰有宝石的样品。因此他最后共拥有 3 枚勋章，其中两枚不得不还给宫廷珠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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