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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缓解增长焦虑的书
把脉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建言当下应为的宏观政策；探寻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吴敬琏力荐：在众多（对中国经济）的名家解读中，本书可谓独树一帜。
韦森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一直颇受政界、学界和业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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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减税？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还多？
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
继续刺激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萧条？
要回答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就必须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逻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近年来，韦森教授将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研究形诸笔墨，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的文章。本书是相关文章和访谈报道的结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以及背后的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减税？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还多？
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
继续刺激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萧条？
要回答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就必须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逻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近年来，韦森教授将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研究形诸笔墨，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的文章。本书是相关文章和访谈报道的结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以及背后的理论依据。
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韦森教授认为，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不必也没有办法强行改变。为了维持GDP的增速而盲目投资，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并最终将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在这种形势下，*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减税富民，减轻企业负担。中国政府有减税空间，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之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应该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宏观政策的*要务是救企业。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华人所具有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处于当前大转型阶段的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应该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是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故本书所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反思未来中国应该走的社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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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韦森教授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属于经济学家中的改革派、市场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减税富民、市场主导和法治民主等观点。
韦森教授向来秉笔直书，直指问题核心，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是少有的朝野双方都欢迎的经济学家。他曾被《南风窗》读者评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风窗》以行动派的经济学家为题报道了他最近几年在推动中国的《预算法》修订、政府减税和宏观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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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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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现实的中国经济
1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2 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
3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4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5 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移
6 经济周期与良序市场经济制度
7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8 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
中篇
合宜的宏观政策选择
9 中国需要总量减税
10 减税当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1 政府拿走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
12 通胀与通缩之谜
13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14 人民币汇率当由市场供求决定
15 去杠杆、保增速与防风险
下篇
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6 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17 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
18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1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解释
21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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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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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恢复和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外汇比价为2 138.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 506.0亿元（110 082.3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名义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 028美元。无论以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也无论与近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对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这些既是现实问题，实际上也是理论问题。这部文集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篇访谈，主要是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和判断，已经被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证实；一些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设想（如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和正在准备做的事情。为了减少前后重复，部分文章作了适当删节，标题也有相应改动。
按照这几年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当下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的判断。根据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点认知和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点观察，我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中的工业革命过程，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应该是一个自然趋势。根据这一判断，我在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采访和讲演中，对自己觉得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谈了一些看法。这方面的文章被汇集在中篇中。而这些想法，都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运行做的一些评论，与每年中国政府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减税，自2010年初在《理论学刊》上发表《减税富民：
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一文以来，我已经在媒体上连续呼吁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的决议之前，减税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政策选项，乃至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仍然是个未知数。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当有政府出于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讲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些文章中，我也针对政府实际采取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曾连续13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11月一度调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后，央行6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在17%的高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没有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选项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从紧，即控制贷款规模和广义货币的再创造。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中国央行这些年已经为控制广义货币的增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广义货币从2010年底的44.6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55.01万亿元，净增了110.38万亿元。到2016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也高达2.08，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仅低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一直定在20%上下，社会各界很多人都还在大谈央行超发货币。怎么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中国的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几年中还以每年15%上下的速率增加？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基于凯恩斯本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我在几年的评论中一直认为，在现代各国的记账货币的货币制度中，是商业银行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基于这一逻辑，我一直认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随着2007年起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央行因结汇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外，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巨量的各类固定投资引发了巨量的银行贷款，而贷款到了卖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即是说，目前中国155.0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扩张时期内生出来的，这并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是，控制不了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时期，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长。且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增加，最后表现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货币创造机制中，货币的多少，并不能只看广义货币数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的多少。从货币内生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基于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我在中篇提出的政府应该采取的一些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觉得各方面的误识更多。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政府机构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争议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统计口径测算，2014年和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和30.1%，于是有人就简单地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专家的计算，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左右。这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认为，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一是不要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才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 028美元，与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二是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政府用在国民教育、居民医疗和健康保险等民生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份额要比我们国家高许多。第三，判断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低，要与同样发展阶段、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差不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尤其是韩国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但是它们的宏观税负都比我国内地低很多。与它们相比，我们的宏观税负确实很高。另外，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并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税负口径来做简单的比较和衡量，而是主要看企业的税负重不重。目前中国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还有，中国企业的总税费重，并不仅仅反映在其所缴纳的单个税种（如增值税）高以及各种各样的费很重，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回报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1）中国制造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经很高了；（2）中国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很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一直在随美元升值而升值，导致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些因素加起来，结果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未来要从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考虑。
收入本书下篇的文论主要是我为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林毅夫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而主要的论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几篇书评中，我都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国人智慧、勤劳、具有创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给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甚至大多数人还很难吃饱肚子的国家。正是有了过去近40年步履维艰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才逐渐把约束和窒碍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改革和扬弃掉了，这才有了过去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头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采取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闭关锁国，那当下整个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近当代世界历史已充分证明，唯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不断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但是，也毋庸讳言，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深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道路还很漫长。故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与理念还深深存在于我们政府官员的思维和实际社会管理之中。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有些已经随着过去近40年不断推进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发生了转化和变异，有些还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故本书所汇集的这些文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未来中国当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若这些即时的文论，能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我最大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一些文论能够写作和发表出来，首先得益于与一些学界长辈和同侪朋友的交流，其中首先包括我多年敬仰的吴敬琏先生、张五常先生、黄有光教授和张曙光老师，好友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余永定、夏斌、黃益平等诸位教授，以及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等学界同仁。正是在与这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交流与应邀为他们其中几位的著作撰写书评时，我自己也在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逻辑。这里也特别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秘书长、原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以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院长和聂日明研究员，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财经年会和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讨论会并发表讲演。我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成了本书文论的一些原初观点。这里也特别感谢国内外众多财经媒体包括凤凰财经、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财经》杂志和财经网、腾讯网、搜狐财经、《南方经济》、《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瞭望东方周刊》等的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没有他们的约稿、催稿和辛劳整理我的访谈文字稿的努力，这本书的许多文章、评论和访谈也许永远都不会写出来变成书面文字。因收入本书的文章牵涉到太多媒体，就祈请诸位原谅我不再一一列举各位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的名号了。这里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也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对出版我的数本文集的鼎力支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出版社之一，中信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了我的三部文集：
《大转型： 中国改革下一步》（2012），《重读哈耶克》（2014），以及这本文集。这里也特别感谢中信大方的编辑团队感谢她们所付出的编辑辛劳，没有她们的约稿、催稿和高效率的协调，这本书也许不会这么荟集而成，或至少不会这么快地付梓于世。
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儿子和我的岳父、岳母在这些年中对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近些年来，在大学教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和财经年会，以及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做学术报告的忙碌生活中，在家中几乎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嘀嗒嘀嗒地敲击电脑键盘工作时，家人对我的默许和无言的支持都是我平和且无私无畏地撰写这些文论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个和谐、平静的家庭环境中，我几乎能不用操心任何家务琐事和儿子的学习而平静地做研究，能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地思考一些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近十几年来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相对多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我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
是为序。
2017年2月28日
韦森谨识于复旦大学
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长期前景，近两年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观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也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好朋友林毅夫教授上个月来纽约，在纽交所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讲演，他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有年均8%以上的潜在增速。我个人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在下移，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首先我要在这里说明，我绝不是在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在未来十几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到5%7%的增长率，从历史上来看，仍然是个很高的增长速度。
首先我们看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见图1和图2）。图1就是把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所公布的每年的GDP总量描绘在一张图上。这张非常简单的图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
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是一个不可行（infeasible）的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有效率、有较快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体制。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趴在那里没动。人类社会20世纪的历史和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用铁的事实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只是到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即1979年之后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迅速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正是有了这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三次高速增长，才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图1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肯定在未来中国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
1978年后中国经济的三次大的改革，带来三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图2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图3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的三次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三次上行。但是自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现在也许有朋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提出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60条决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会再往上拉？目前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最近我和我的学生陈达飞用较长时段的数据粗略估算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一个高位，但是却在2007年之后折头向下了，这与中金公司的彭文生和黄海洲等经济学家用HP滤波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一致的。除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外，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想继续保持超过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不现实了。
讲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目前在中国国内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下行，当经济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的时候，当从实体部门的经济增长转向服务部门增长时，经济增速就会下行；第二种观点认为，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快吃完了，所以经济会下行；第三种观点是我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最近这两年提出的，即认为现在已到了现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现是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工业化减速，作为工业化结果的城镇化进程也会放慢，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
最近，林毅夫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还一直在讲，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8%的潜在增速。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下面这样一种推理：
目前，中国人均GDP为6 1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正好相当于1953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2年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差距，1968年韩国与美国的差距。当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的GDP相比有这么大的差距时，随后都有20年以上8%的经济增速。在对林毅夫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的现场评论中，我说这样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我认为，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不像是1953年的日本，而是像处在1973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完成了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一轮工业化过程。图4显示，日本经济在1953年后完成了一轮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速很明显地下了两个台阶：
从1953到1973年，日本有一个年经济增长率接近9%的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短期萧条，从1975年到1990年，经济增速跌了一半，只有3.9%左右；然后到1990年以后，20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速平均还不到1%。
这些年，我国台湾经济增速也是明显的3个下降台阶见图5。从1962年到1978年，台湾的GDP平均年增速超过10%，从1979年到1995年为第二个台阶，GDP平均增速为7.6%，1996年后，GDP下降到4.3%。
同样，韩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突然失速下台阶大致发生在1997年（见图6）。另外，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也有一个GDP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情形。这里就不再把它们的增长轨迹画出来了。
按照青年经济学家刘海影的研究，日本经济增速下行到4.5%的时候，其制造业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33%左右。碰巧，韩国经济到1996年增速突然下台阶的时候，产能过剩也是在33%左右见图7、图8。
现在，按照中国工信部的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也差不多是33%左右见图9。这些综合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下一个台阶的时候了，要想再保持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再说一遍，我在这里决不是唱衰中国经济。因为即使中国经济下降到5%7%的区间，在人类历史上仍然是个很高的速度。
能否靠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未来是不是仍靠大规模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学界有争议。2012年，中国GDP约52万亿元，在建项目总额约70万亿元，其中新建项目与GDP的比例已高达60%。实际上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靠高投资率来维持着7%以上的增长。整个2013年，中国的投资又在膨胀，这两个数字又在提高。我算了一下，2009年到2012年这4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0.64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还怎么再加码？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在投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会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大规模发生之后，当要收回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来了。投资没有回报，或投资回报率偿还不了银行贷款时，问题就来了。为了保持中国经济8%的增速，我们已经付出了极高的成本。2012年，中国的资本投入产出比竟到了3.03。图10表明，中国的投资率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说明我国的投资越来越没效率。另外，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把中国经济的风险全压在了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上。当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项目的收益还不了银行贷款时，经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 第一，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各行各业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观察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经济增速不是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中国目前仍靠高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决策层应该看到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仍然这样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最近以来，在国际上又出现唱衰中国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突然崩溃。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个判断，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
1 目前中国各项储蓄超过106万亿元，加上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大会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
2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为中国金融系统防范风险多加了一道保险杠。
3 感谢周小川和中国央行，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正投放，中国央行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高达20.5%的高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被保持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上，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紧，故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超过20万亿元备付金。有这样一笔资金扣押在央行账户上，即使一些企业像无锡的尚德集团那样破产和清算了，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问题是，要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不要再盲目靠政府所推动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已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地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从20世纪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给出的表1中，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只有在20世纪5070年代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才有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且大约只有20年左右，经济增速也大约只有4%6%，只有日本是例外。
表1一些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的GDP增长率（%，18201998）
自1978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一个连续30多年超过9%以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了。尽管有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低速发展、人均GDP只有250美元这一低起点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国经济毕竟连续高速增长超过30年了。现在，恐怕连一个孩童也不会相信中国经济能有一个连续50多年超过8%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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