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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冷战期间的数篇作品首度中译，其中包括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史地位、纽伦堡审判、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法律秩序所提出的深刻见解
★收入施米特在希特勒当权前后的私人日记，读者们得以看到施米特在时局变迁的学术生活。
★面对施米特热在战后西方学界的持续升温，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也撰写了评论文章，提醒我们关于施米特思想中的价值与危险。
★重审施米特与凯尔森关于宪法守护者的争论，考察这两位法学家的重大分歧是如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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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20世纪末《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等著作译介入中国学界以来，卡尔施米特便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也给思想界的讨论提供丰富资源。不过迄今为止，汉语学界的施米特研究，大多着眼于其魏玛时期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作品。随着国内施米特研究的推进，对他战后作品的阅读，以及从更多维的角度来阅读，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卡尔施米特专辑》入的施米特文章，都是首度中译，其中包括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关于冷战期间世界秩序的演讲、从合法性角度讨论希特勒问题等。同时，本书还收录了来自哈贝马斯、陶伯斯等思想家所撰写的经典评论文章，从而把关于施米特思想的讨论放置在具体的学术史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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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彦，法学博士，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研究领域为法哲学、政治哲学与宪法理论，侧重康德法哲学与自然法理论研究。
黄涛，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法哲学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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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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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主题论文
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 3
附录一：信念备忘录第一部分 35
附录二：给费希特的信（1809） 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1962 50
合法性问题1958 71
施米特19301934年日记（选译） 84
评论
评施米特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127
自主性的恐怖：英语世界中的卡尔施米特 167
凯尔森与施米特：从分歧到1931年守护者之争的决裂 181
政治民主与社会同质性 232
神学与政治理论 245
资料
德语学界施米特文献辑录 259
英语学界施米特文献辑录 268
稿约和体例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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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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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把握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往往是我们得以展开进一步行动的前提。这一现实处境在某些方面是历史性地形成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当下涌现出来的。我们往往用现代（modern）这一既表征时间又表征特性的概念来刻画这一普遍处境。在时间上，它将它自身区别于传统与古代，并以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来替代一种退化的历史观，从而，未知的未来成为我们竭力去追求的目标，远去的过去这个原本被模仿和追求的对象现在被倒转过来成为一个被我们看成是已经历过且已被我们克服和超越的东西。在特性上，它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实现了一种对于传统的普遍批判。首先是对于整个世界秩序的看法，那个有着共同目的的一体性的宇宙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事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原本被看成是遵循自然秩序的人事，现在以某种激进的方式被独立出来，它不再把它自己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相反，它把它自己看成是一种通过其自身的意志而被创造出来的独立的秩序，这既包括法律和政治，亦包括道德。
由此，这一与自然的脱离，实现了道德、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全面的革新。首先，道德的重心开始从德性往自由转移：道德的核心不再被看成是对于自然性情的塑造[德性]，而被看成是一种通过其自身而实现的对于其自身的塑造，由此，自由这样一种自我建构的能力便被凸显出来而作为道德的核心要素予以讨论。自由的凸显赋予个人以某种脱离自然这一统一体的独立性，并进而生发出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革新。自由、个人以及独立性的凸显，将原本那个被自然目的所统合起来的世界以某种原子式的方式彻底地碎片化。一方面，目的不再被看成一种共同的内在于人自身的目的，而是被看成是个人的目的，只属于某个单个的个体。由此，原本立足于自然目的的道德的普遍性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抛弃，从而，人们或是去其他地方寻找这种普遍性，或是索性以某种相对主义来替代它。另一方面，伴随普遍道德之崩溃的是个体间冲突的凸显，既然道德无法保证这种统一性，那么就只能诉诸道德之外的力量，此时，政治这一原本被道德所吸纳和被归属于其下的力量便分裂出来以作为这种外在的力量来应对这一危机。由此，政治不再去诉求善（good）这一极富道德意涵的概念来作为它的目的，而是将之代之以旨在消除冲突和战争的和平。作为政治的一个附属品，法也不再像以前那些把它自己理解为是为了促成某种共同善[如阿奎那对于法的定义那样]，而是把它自己理解为是为了保障某种和平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再关心人的内心秩序，而仅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的和平关系。所有这些对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置身的这一现代秩序的核心，在其中，个体、战争、和平与国家等概念既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形塑着我们的现实处境。
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思想界以某种近乎激进的方式接受了这一现代秩序的基本理解，并沿循着这一秩序的基本逻辑而进行着某种自我的形塑，由此，在这一形塑的过程中也展现出某些由这一逻辑所必然带有的固有弊病。自由和权利被当然地理解为是一种可做任何属于自由和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的权力，道德的个体化则削弱了普遍的道德感，并进而生发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在这一基本的氛围之下逐渐被弱化和祛除，由此而使人的生活渐渐为娱乐所取代，缺乏严肃的东西，没有应必须予以履行的东西，一切都只不过是利益的一种交易而已。这一基本的道德境况进而扩散到政治和法律领域。替代这种虚无主义的是一种以强力为基础的法律观，法律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国家制定的产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与之相类似的约束力，并且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家所制定的不是它自身所认为属于其自身的东西，而是那个应予以模仿且有着理想色彩的西方的法律体系。由此，这两种原本看起来近乎对立的要素糅杂在一起。这一强烈的有着固定内容的实证主义立场支配着80年代之后整个民族的基本法律意识。
施米特的传入，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下，而其所引发的论争和挑起的激情也正赖于对抗上面所描述的这一基本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境况。对于战争和区分敌友的强调，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于娱乐的严肃性和男人的英雄气概，对于决断和例外状态的强调，则试图攻击那个被原本糅杂在一起的东西，将之区分开来并一一予以击破。我们在法律的体系之外看到了一股强大的塑造力量，人民和领袖的概念被激发出来并散发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现实感。对施米特的关注乃至入迷，正赖于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时代一些被压抑、被忽视乃至原本被祛除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好可作为对抗现实和反思现实的力量。研读和思考施米特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才具有其正当性和某种现实的迫切性。
本辑所讨论的话题聚焦于施米特的宪法及政治哲学。自施米特的思想被引入中国之后，其首先被关注和被予以讨论的是他的政治神学。但是，施米特首先是作为一名宪法学家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与凯尔森、黑勒、斯门德等一起被誉为魏玛时期最重要的宪法学家，这几个人的观念相互之间亦有纷争。他们之间的这些争论为后世人们研究那段历史，以及研究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本辑所录之内容并不聚焦于国内比较流行的从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神学的视角来审读施米特，而是试图从法学，尤其是宪法和国家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施米特，将其置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争论语境之中。本辑收录了黑勒、基希海默尔、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对于施米特的评论，以及著名的凯尔森学者鲍尔森撰写的施米特与凯尔森之间有关宪法问题的那场著名争论，同时亦有施米特本人的日记。从这些资料中，国内学人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法学视角下的施米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1962）（节选）
三、冷战的三个阶段：一元性、二元性、多元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确切地说是在1939年4月26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宣布引入征兵制，并说道：我们没有战争，但我们同样也不怎么拥有和平，这千真万确。在二战期间，中立性观念受到法学讨论的垂青。虽然它用新的区分把自己碎片化，一步步把自己愈加相对化，让自己消散，却从未彻底地偏离其基准点：法学国际中立性的经典观念。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过渡现象，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Nicht-Kriegfhrung和非战争措施measuresshortof war的实践。美国即以半中立或四分之一中立照此行事，直到在希特勒1941年宣战之后才公然介入战争。但是，当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中立性一直都存在的时候，同样也将有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战争。这是一条通向过渡状态的道路，是通向不再容许区分和平何时终结、战争何时开始之状态的道路。罗斯福和斯大林结成的友谊与共同对抗希特勒的战斗掩盖了批判性的洞察，斯大林方面当时对美国奉行的就是介于和平跟战争之间的暧昧态度，这构成了革命战争战略的一部分。
于是，现代冷战的第一阶段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一元性阶段，因为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世界的政治统一体在当时，也就是1943年，基本上是存在的。若想最终实现普遍和平与建立新世界秩序，只需要克服一些像希特勒德国这样的障碍就行了。自1942年起，美苏同盟变成了整个全球性政治构造系统的根基，在许多不那么批判性的观念市场上，这种政治构造直到今天仍据有一席之地。特别要提到的是联合国这个普世和平的崭新机构就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疑窦重重的友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阶段基本上不过是前奏。在1947年，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冷战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元性的，即便它只是在虚幻统一体的意义上如此，但为了与其有所区别，我们讲冷战现在进入了一个强调二元或者两级的结构当中。对一场由世界友谊的某个主角针对第三方势力而发动的战争来说，另一个主角是否中立，哪怕是局部的中立，已经不再休戚相关。更准确地说，两个世界强权彼此产生了紧张的敌意，它们迄今为止仍相互孤立，但又共同构成了联合国全球体制中并立的坚强柱石。世界统一体的幻觉破灭了。斯大林彻底改变了革命战争的策略。1947年，他的发言人日丹诺夫宣布两个阵营纲领，这意味着在分割全世界时，美苏将奉行敌友标准；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一种货真价实的中立性已不再可能。
此时此刻，同一个世界Oneworld和世界国家的观念溜走了。它们已不再被当作是与一元性早期阶段相伴相生的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但舍此以外，它们不再据有更多实质。同一个世界观念留下来的剩余物无外乎老套的进步主义乌托邦和技术主义幻象。而世界统一体与其说是个控制论问题，莫如说是个政治问题，它包含着一个严肃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任务：克服人类与诸民族之间的敌对性，克服诸阶级、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敌对性。在二元性阶段，两大强权只能容忍其他国家一定程度上的中立，除非两者停止敌对并改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否则在二元论的标志下，对立双方的敌视关系就容不下中立，甚至容不下局部的中立。如此看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第一个月对希特勒信守的局部中立，和今天冷战二元性阶段两个敌对阵营夹缝里面的所谓中立是不同的。作为临界现象或无甚意义的例外，二元论准许微弱程度的不结盟。但是如果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基于其数目和重要性而构成一股独立政治势力，并表现为第三条战线时，冷战就将进入它的第三阶段。
我们现在大概正在经历这个时刻，即世界的二元两极体系将被多元多级结构替代。因此，这个时机也尤其值得分析。事情很显然，作为全球性组织的联合国正在经历一种转变，这就是征兆，说明一个关键时刻即将来临。世界秩序的变革为形势变化所曝光，其激烈程度堪比十年以前。冷战的一元性短暂前奏之后，苏联一成不变的否决瘫痪了联合国安理会，二元性阶段因此走上前台。仅仅截至1957年2月，苏联就投了八十次反对票，而从那时起算到现在，这个数字至少已经是一百次。人们必须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初始角色应该是保卫和平的世界政治机关。但两大世界强权甚至把战火延烧到了这个赫赫有名的公共论坛上，以致它完全变成了冷战的道具。1953年，美国认为不得不推动一项动议以改变议事流程：用联大取代安全理事会，它将以三分之二多数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决定。追问这一修改是否合乎《联合国宪章》的原初品质没有太大意义；实情是，借助从安理会到联大这一过渡方式，联合国运行相当良好，而苏联实际上也容忍了这套体制。
然而近年来，非洲和亚洲诞生了数量惊人的新国家，它们都将被无条件地接纳进联合国。反欧洲的反殖民主义取代了所有其他正当性或合法性论述的地位。新成员一旦拥入全体大会，联合国组织机构的特质就将随之改变。如今，三分之二的多数不再尽为美国掌控。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只消举出阿尔及利亚、刚果和果阿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了。难以权衡的新局面产生了。北美的一位著名评论家哈什Joseph G. Harsch，甚至曾建议冷战的两个对手不拘一格达成一致，最起码从所谓有色人种帝国主义招致的混乱威胁当中拯救残余的坚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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