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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 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蕴含丰富的史料，并且经由徐先生的辑录、校勘与考订，可以为史学界提供完整、系统、可靠的文本依据。
2.徐苹芳先生多年致力于古代城市的考古发掘，本书的出版对于理解其思考方法和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3.对北京史地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城市史的撰写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会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乃至当代城市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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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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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起自辽太祖五年（911），至蒙古宪宗九年（1259）；《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起自蒙古宪宗九年（1259），至明洪武元年（*68）。二书以辽、金、元的正史为主要来源，辑录其中涉及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的史料，铺之文集、方志、碑刻等资料，统一以年代为序加以编排，并做了标点和校勘工作，系统说明了北京地区各类建筑的兴建、修复、存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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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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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考古所原所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查发掘工作，著有《明清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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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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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
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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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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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联合出版社即将出版徐苹芳先生的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其中所收各部作品是徐先生为做宋元考古研究，尤其是北京城市史研究而辑录的基础资料。在书稿付梓之际，徐师母嘱我写一篇前言，编辑也不时催促，我却一拖再拖。拖延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先生的著作，我哪里敢写前言，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徐苹芳先生是自己的恩师，在他去世之后的日子里，我不时想写一些感怀的文字，却一次次欲言又止，此次亦然。
徐苹芳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最早毕业的学生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兼职教授。2008年秋至2009年夏，徐先生还为北大研究生开了最后一个学年的专题课。现在回想起来，2009年春季徐先生已经身患重病，我们只是在察觉到他嗓子沙哑、身体疲惫的时候提醒他保重身体。2011年春节之前，徐先生明显消瘦，我已经有种不祥的预感。4月29日，徐先生坚持到北大参加了他与宿白先生合带的博士生刘未的博士论文预答辩。那个时候徐先生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精神尚好，我们总期待奇迹能够发生，不意徐先生于2011年5月22日晨溘然长逝。徐先生去世之后，不少媒体刊文悼念，有媒体用的标题是考古界的良心徐苹芳走了。这个标题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几年来我想到徐先生的时候就会想，什么样的学者能够被称为一个学科的良心？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徐先生以抱病之躯，频繁参加各种会议，为考古学科的健康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鞠躬尽瘁式的呐喊。他反复提醒考古工作者关注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关注考古学的局限性。在北大的专题课上，他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展和传统为题，带领同学重温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意在提醒年青的学子鉴往知来，不要在喧哗声里迷失了自己。他被称为北京城的保护派，看那时他发言的照片，说到动情处，真宛如一个斗士，直言气死几个（徐苹芳）都没用！在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的论争中，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我去看徐先生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承受着生命中不应承受之重。当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宿先生的时候，宿先生怅然回答：有些话也只能徐苹芳说了！
宿先生一直不知道徐先生病情的严重性，得知徐先生去世消息的当晚，宿先生狂吐不已，血压骤升，被送往医院。徐先生在病情趋重，身形消瘦之后，也刻意不让宿先生看到自己生病的模样。但是，在学术问题上，两位先生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两位是师生，也是挚友，相互对于对方的学术研究都了然于心。这次出版的《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就是宿白先生亲自厘定的。徐苹芳先生一生对北京城的研究用力最勤、用情至深，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深入研究北京城的历史所做的基础文献工作。徐先生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他按照时代对北京城的相关文献资料做了竭泽而渔式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工作不但是为自己的研究所准备，同样也嘉惠学林。试举一例：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在乾道六年（1170），以副使身份出使金国，著《揽辔录》，记其出使金国经历。《揽辔录》纪事生动，陆游在读到《揽辔录》中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乃感其事做绝句。《揽辔录》史料价值很高，可惜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散佚。学界现在一般使用的辑佚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孔凡礼先生的点校本。在叙及北宋东京城被金人改为南京，范成大颇有感触地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汉族男子也像女真人一样髡发，标点本做男子髡顶，月则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做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其中不然亦间养余发殊不易解，徐先生根据《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五一顶字韵下引《揽辔录》，录为不然亦闷痒，余发做椎髻于顶上。对于黄裳《黄氏日钞》所引《揽辔录》节文，孔先生置于文后单出，徐先生则插入正文，插入正文后，在经行线路上，减少了《说郛》本的跳跃感。徐先生的校勘思路，在《辑本析津志》校勘说明中有所论及：辑录既毕，凡能核对者均为之校勘一过。直接出自大典或无他本可勘者，亦略为臆校。
可见，徐先生不单单对相关史料做了辑录，而且对辑录的史料做了认真的校勘。
徐先生字迹工整清晰，在辑录的各种史料中，还夹有一些便笺，本次影印时将这些夹页置于书稿最末，并在书中正文标出对应夹页在本书中的起止页码，供读者参考。《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残本十卷这次出版保留了徐先生原来辑录时候的名称，但徐先生后来在《元大都考古序论》（未刊稿）中指出修《永乐大典》的时候，在全国各府的韵下，皆立府，这不是各地方政府所修的府志，而是在修《永乐大典》时特别编纂的该府的地志，但是，它从来都未单行成《府志》它不是正式出版的地方志，所以，我们只能以《永乐大典顺天府》来命名，这是需要说明的。
感谢北京联合出版社影印出版徐苹芳先生的北京文献整理系列，使读者能够尽可能看到徐先生手稿的原貌。整理徐先生的未刊文稿，可以看出徐先生有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在徐先生家的书房西墙上，悬挂着他录自《道德经》的一段话：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他是一个忘我的人， 2011年五月十六日，徐先生病重入院，十七日在病榻上，他还在坚持要修改文稿。他之所争，非为个人；他之所念，全在事业。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消失的是躯体，不灭的是精神。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应有后来者去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博士参加了手稿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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