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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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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代表作，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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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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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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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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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佛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究》、《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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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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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1
中文版简评1
致谢1
导言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1
第一部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
第二章政治领域的封闭
第三章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
第四章话语领域的封闭
第二部单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否定性思维：失败的抗议逻辑
第六章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第七章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第三部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
第八章哲学的历史承诺
第九章解放的大变动
第十章结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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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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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中文版简评
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
何萍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进的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把革命和人的解放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主旋律。在理论上，马尔库塞以人的幸福和社会变革为主题，批判地吸取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合理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有益的成果，致力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中，他强调，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成份：一是对人的幸福的关注，一是深信这种幸福只有通过变革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达到；在《论快乐主义》中，他明确地指出，批判理论的主题就是解决真理与幸福的普遍性问题。围绕这一主题，马尔库塞从三个方面开展批判理论的研究：一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展开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二是对马克思哲学作了存在主义的解读，说明人的历史性存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在1932年对刚刚发现的马克思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作的存在主义的解读，这一解读对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是批判地吸取弗洛伊德的成果，对人的心理及其解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马尔库塞理论创造的目的，决定着后两个方面的发展方向，而后两个方面又是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他开展现代工业文明批判的哲学基础。可以说，他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和在对待新左派运动的态度上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他的富有个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正是这样，在马尔库塞思想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他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方面的成果，马尔库塞也由此而被称之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事实上，除此之外，他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前期，还接受了柯尔施、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一个有影响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实践上，马尔库塞早年曾于1917年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因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参与暗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退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后，他不再参加任何政党，但却始终保持激进的政治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支持新左派运动，被誉为西德和美国青年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与马克思、毛泽东并提为三M。直到晚年，他还发表了《论解放》、《反革命和造反》等小册子和系列论文、讲演等，总结新左派运动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后工业社会的革命动力等问题。马尔库塞的激进政治立场对他的哲学理论创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政治变革和人的解放。正因为如此，他的批判理论比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更加彻底而富有激情。
一、《单向度的人》的理论定位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创造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单向度的人》既是这个过程的完结，也是他的批判理论的最高表现，因此，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这部著作的思想，就必须先考察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
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创造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8年至1932年。这是他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时期。当时，马尔库塞在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的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为了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融合起来，借助存在主义的历史性概念说明具体的人类。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论》、《论具体的哲学》等著作都体现了他最初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尝试。
第二个阶段是1932年至40年代。这是他成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时期。1932年，马尔库塞在柏林《社会》杂志上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对刚刚发表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了人道主义的解读。在这篇文章中，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阅读虽然还保持着存在主义的观点，但已经不再借助存在主义的历史性概念来弥补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人的研究的不足，而力图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部资源的关注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资源的发掘，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他用于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资源。马尔库塞在发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一文时，还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但这一研究成果却为他从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在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后，马尔库塞始终坚持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主线，从事批判理论的研究。由此，我们可以把他最早阐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成果视为他从事批判的社会理论研究的启端。1932年，马尔库塞因与海德格尔之间发生政见分歧，不得不离开弗莱堡去法兰克福，经人介绍，结识了霍克海默，并很快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后，他放弃了先前用存在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开始以批判理论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受霍克海默的影响，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从事批判理论的创造，其主要成果有《哲学与批判理论》、《理性和革命》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主要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研究人的理性和自由，在哲学资源上，他转向了关注柯尔施、卢卡奇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致力发展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些都构成了他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特色。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直至他逝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同，马尔库塞开始以新左派哲学家的身份从事批判理论的研究，其研究的主题和研究的视角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前一个阶段，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探讨人的理性和自由，而在这一阶段，则转向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的文化心理、探讨革命和人类解放问题。为了开展这一研究，他批判地吸取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分析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人的压抑状况，发表了《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论解放》、《反革命和造反》、《审美之维》等著作，提出了他的关于工业文明批判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人的文化心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而《单向度的人》就是这些成就中最具有理论性的、影响最广泛的一部著作。
概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变化，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创造经历一个从存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总会根据研究的需要而改变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却从来不曾摒弃先前的观点，而是将先前的观点纳入新的理论框架之中加以阐发，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善。因此，在马尔库塞那里，越是往后的著作，就越成熟、越能展现他的思想个性。《单向度的人》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批判理论的人类学原则，凸显了他的批判理论的革命性特征，从而完成的他的批判理论的建构。
二、《单向度的人》的研究主题：批判理论形式的建构
在哲学史上，素有质料和形式之分。质料是内容，是消极的、被动的方面；形式是原则，是积极的、能动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最早用质料和形式的范畴来说明事物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到了近代，康德用质料和形式的范畴来说明现象的构成，力图解决人的认识是如何构成了。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质料和形式转化为一种方法，用于分析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一方法也适合于分析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概括地说，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创造，在早期着重于内容的建构，而在晚期，尤其是在《单向度的人》中，着重于批判原则的建构。从批判理论内容的建构到批判理论原则的建构，可谓是批判理论研究主题的一次转向。在马尔库塞那里，这种转向不是任意的，而是从他先前的批判理论的否定性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他先前的批判理论的扬弃。因此，我们要了解这部著作的研究主题，就必须先了解他早期著作中对批判理论的建构及其不足。
在马尔库塞那里，研究批判理论内容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传统，从政治经济学中找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基础，建构历史理性。这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哲学与批判理论》和《理性与革命》这两部著作中。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中，他反复强调哲学就表现为唯物主义理论的经济概念形式，批判的社会理论就其对它的创始者的信仰来看，根本上是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因而就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哲学体系相对立的一个哲学体系。社会理论是一个经济的体系而非哲学的体系。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他进一步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证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既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超越，也是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的变革。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最有生命力的内容就是历史理性的思想，因为黑格尔哲学概括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要在工业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和理性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上升为理性的辩证法，把对现存社会的否定看作是理性的实现。这样一来，黑格尔的理性就具有了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意义：在肯定方面，它指的是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这是理性中的现实内容；在否定方面，它指的是理性对现实的否定，这是理性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亦是理性的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黑格尔的理性本质上是历史的、实践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历史中的否定的、革命的因素。这就是黑格尔哲学中历史理性的思想，也是黑格尔哲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些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却被隐藏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超越，就是实现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而否定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走向社会理论的建构。这是由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趋向决定的。马尔库塞说：通过辩证法，把历史变成理性内容的部分，黑格尔证明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已广泛得到发展，足以达到要求人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去实现理性的程度。哲学本身因此直接应用于社会理论和实践，不是作为某些外在的力量，而是作为其合法的继承人。如果存在着超出这一哲学的任何进步，那么，它必然是超越哲学本身的进步。与此同时，也是超越哲学所依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秩序的进步。在这里，马尔库塞阐发了这样一个思想：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的实现即是把历史变成理性的内容，然而，这一内容的实现本身又是哲学的变革。因此，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一旦实现，它就不再属于黑格尔哲学了，而是属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了。这就是说，马克思颠倒黑格尔哲学不是在哲学体系中完成的，而是通过建立批判的社会理论实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从哲学走向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由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这一性质所决定，人们不能用旧的概念、在旧的哲学框架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而应该用新的概念、在新的哲学框架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马尔库塞所说的新的概念、新的哲学框架，就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但是，在当时，马尔库塞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发重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主义的内容，而把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当作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悬置起来了。从历史辩证法的结构看，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和唯物主义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经验基础，而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原则。因此，当马尔库塞把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的不成熟思想悬置起来，只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主义思想时，他的批判理论也就只论及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容方面，并未涉及其形式的方面。在哲学史上，理论形式的研究总是与能动性、主体性和批判性的建构相联系的，任何哲学，一旦缺失了形式的建构，就会失去批判的品格，沦为宿命论和机械论。马尔库塞前一阶段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就是如此。他重视批判理论的内容研究，揭示了历史理性的经验基础，的确取得了理论建构的成就，但是，他因悬置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去研究批判理论的形式问题时，又消解了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不能不说是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缺失点。这一缺失点在《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弥补。
《单向度的人》一书最早发表于1964年，堪称马尔库塞晚年的一部批判理论杰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依然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理论框架，但不再强调它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强调它的人类学思想。在这个新的视角下，马克思劳动理论中的否定概念凸显出来，被赋予了方法论意义，提升为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批判理论的形式问题也由此而提了出来，成为马尔库塞晚年批判理论研究的主题。由此可见，在马尔库塞那里，批判理论的形式问题，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建构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单向度的人》一书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研究展开的。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阅读这部著作，要理解其中的内容及其在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创造乃至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就不能沿袭他先前的研究思路，从批判理论内容方面来解读这部著作，而必须转换视角，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解读这部著作，厘清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对比这部著作与先前著作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存在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评价这部著作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三、《单向度的人》的核心概念：单向度
马尔库塞把该书定名为《单向度的人》，初看上去，是把单向度的人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其实不然。从全书的篇章结构及其叙述方式看，该书的真正核心概念是单向度。
在马尔库塞那里，单向度和单向度的人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单向度的人指的是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存在，是经验的、现象的东西；单向度是单向度的人的内在规定，是本质的、原则的东西。前者是马尔库塞研究的经验基础，是出发点，后者才是马尔库塞研究的对象，是要展开论述的方面。正是这样，马尔库塞将全书辟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为正文，分别冠之以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思想、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其中，《导言》部分主要描述单向度的人的存在状况，而正文的三个部分分别从社会本质、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上剖析单向度的特征，揭示单向度的内涵、起源以及内在根据，并从中建构起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这一结构足以证明，《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向的人，而是单向度，也就是说，这部著作所关注的不是批判理论的内容方面，而是它的形式的方面，即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的、原则的方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读这部著作，把握其中的思想。
下面，我们按照全书的结构，逐一地介绍该书的思想。
四、《导言》：单向度的人的存在
尽管单向度的人不是这部著作研究的重心，但它是马尔库塞切入单向度研究的出发点，因此，马尔库塞在《导言》中专门论述了单向度的人的存在。就此而论，阅读该书的《导言》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导言》中，马尔库塞对比了工业社会和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存在状况。他认为，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发达工业社会，都存在着异化现象，但是，两者异化的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异化只存在于生产领域，而在生产之外的日常生活领域、消费需求领域，人还是保持着自身的自由，人的活动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在这种环境下，人是双向度的存在，是双向度的人。然而，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发达工业社会普遍地受着技术的支配，技术创造了高效的生产力，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支持了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管理模式，而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管理模式又反过来强化了技术的普遍运用，把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政治统治的手段，使其成为支配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原则。马尔库塞写道，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是实现一个特定历史设计即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的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的最后阶段。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在这里，马尔库塞把极权主义和技术的合理性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正是极权主义和技术合理性的结合创造了单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消除了，人们生存的二维空间被压缩成一维空间，于是，人从双向度的存在变成了单向度的存在，双向度的人也由此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这里，社会的对立面不再存在了，社会的批判力量也随之消失了。据此，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面对这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应该是批判技术的合理性，建构一种更高的合理性，用一种新的原则来取代现行的原则。
很明显，马尔库塞在这里讲的不是批判理论的内容问题，而是批判理论的原则问题，是有关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我们阅读《导言》，就是要把握马尔库塞确立的这一研究论题和研究方法。
五、《单向度的社会》：否定性原则之真实需求的建构
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本质，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其中，单向度的社会是单向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根基，因此，他把该书的第一个部分定义为单向度的社会。该部分下设四章：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第二章政治领域的封闭、第三章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第四章话语领域的封闭。在这四章中，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一章中，马尔库塞分析了单向度社会的原则及其形成，后三章分别论述了这个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管理领域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要读懂这一部分，关键的是要读懂第一章。
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社会的原则即是用技术的合理性控制整个社会，使社会呈现出虚假的自由、民主外貌。因此，所谓技术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即是一种貌似合理而实际上的不合理存在。在第一章的开篇，他就明确地指出，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的确，以社会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机械化来压抑个性，以更有效更多产的公司来集中个人企业，调节装备上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剥夺掉那些妨碍国际资源组织的特权和民族主权，这可能再合理不过了。这种技术秩序还涉及到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协调，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然而前途可观的发展。他认为，要改变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把人从貌似合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自由原则。
所谓新的自由原则，就是按照人类的真实需求发展新的社会能力，建构新的实现方式，使个体能够从无力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和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个体的需求不受大众传播和灌输手段的强制。在阐发这一原则时，马尔库塞区分了真实的需求和虚假需求。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总之，这是一种压制性的需求。与之相对，真实的需求是个人自由选择的需求，是不受任何压制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最高层面，即本质的层面，是对人的解放的需求。据此，马尔库塞强调，真实的需求本质上是对技术合理性的否定和批判，因此，新的自由原则在把真实的需求作为社会合理性的尺度的时候，也就把自己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批判的、解放的力量。这些都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的社会内涵。
根据这一原则，马尔库塞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国家形式、话语系统和管理模式，指出，这些领域都受着貌似技术合理性的支配，因此，发达工业社会就是单向度的社会、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
六、《单向度的思想》：批判性原则之历史理性的建构
这是该书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马尔库塞从哲学史的角度分析了单向度的思想的本质及其被取代的必然性。该部分下设三章，即第五章否定性思维：失败的抗议逻辑、第六章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与统治的逻辑、第七章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在这三章中，马尔库塞分析了单向度思维的逻辑，阐明了单向度的思维是如何从辩证思维中转化而来的，以及它在当代的表现形态。
首先，马尔库塞历史地考察了单向度的思想的本质及其起源。他认为，单向度的思想在近代哲学中获得了典型的形式，具体地说，单向度的思想 就是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也是从否定辩证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在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矛盾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结构可以从两个著名的陈述中看出：一个陈述是现存的不可能是真实的；一个陈述是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马尔库塞指出，在西方思想传统上，这两个陈述都以挑衅的简略公式，显示了一种作为自身逻辑指南的理性观念。而且，二者都表达了同样的概念，即现实的对抗性结构，以及力图理解现实思想的对抗性结构。应该理解、改造甚至颠覆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直接经验的世界，以便使之成为它真正的样子。理性＝真理＝现实，这一等式把主观的和客观的世界结合成一个对立统一体。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马尔库塞把这种通过否定而达到理解现实思想的对抗性结构称之为双向度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却被近代哲学颠覆了。近代哲学以形式逻辑和语言分析消解人类思维中的对抗结构，并把人类的思维变成了纯粹概念的分析，使之远离语言、思想背后的真实存在。如同马尔库塞所说，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象掉了异化的和对抗性的不能按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东西。这种分析通过分类和区别意义，把意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思想和语言净化掉矛盾、幻想和超越。马尔库塞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单向度的思想。
其次，马尔库塞分析了当代实证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特点。他强调，当代实证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单向度的思想的典型形态。这些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使理论虚假化。所谓理论虚假化，就是在思维中消解思想背后的真实生活和经验世界，把物化的世界神秘化。
最后，马尔库塞指出了批判理论的原则。他强调，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颠覆这种单向度的思想，但是，这种颠覆又不是返回到古代的辩证法，而是通过否定近代的单向度的思想来建构历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不仅要在思想中纳入真实生活和经验世界的内容，而且要建构一种否定性原则。这种否定性原则的任务就是指明并确定合理中的不合理性，现实中的神秘性。这就是对单向度的思想进行治疗。在极权主义时代，这种治疗既是哲学的任务，也是政治的任务。
七、《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否定性原则之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这是该书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马尔库塞从对单向度的客体批判转向了对单向度的主体的批判。他认为，对单向度的主体的批判是批判理论的最高原则，亦是哲学的历史任务。该部分下设三章，即第八章哲学的历史承诺、第九章解放的大变动、第十章结论。
在第八章中，马尔库塞揭示了单向度的主体根源。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都是客体。这种客体根源于主体，而这个主体就是非批判的意识形态。他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设计，任何哲学的设计都取决于一定社会集团、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当哲学家为自己说话和思考时，他是从他的社会的一个特定立场上来说话和思考的，而且他的说话和思考具有被这个社会传播和利用的内容。但他在这样做时，他的言论和思考进入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和可能性领域中。通过各种经验的个别力量和层次，通过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方式从日常生活事务走向科学和哲学的设计，一个集合主体和一个共同世界的相互作用继续保持着一般概念的客观有效性。他在这里所说的一个集合主体和一个共同世界，是一般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一个集合主体，是一定阶级、一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信仰，这是一般概念设计的意识方面；一个共同世界，是一般概念的物质方面，它包含概念的材料和特定的社会结构。近代哲学成为单向度的思想，就是由这两个方面决定的。单向度的社会是近代哲学概念的物质方面，而非批判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近代哲学家的设计，是近代哲学的意识方面。由此可见，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归根到底，来自于非批判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要实现对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的批判，要走出技术合理性的陷阱，就必须消除非批判的意识形态，代之以批判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所说的非批判的意识形态不是直接的批判现存世界，而是为思想的批判提供更合理的价值理念，即为不同历史设计的真理价值提出一些标准。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真理价值的一些标准，是一种超越性设计，亦即客观历史真理的标准。他把这些标准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点：（1）超越性设计应符合在已达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上展现的现实可能性。（2）超越性设计为了证明既定总体是假的，必须在以下三重意义上证明自身有更高的合理性（a）它提出一种保存并改进文明的生产成就的前景；（b）它在其根本结构、基本倾向和关系上来确定既定总体；（c）它的实现将在一种制度的框架内为生存安定提供更大的机会，而这种制度又为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机会。马尔库塞强调，这种合理性概念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安定，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这些概念可以根据可利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及才能以及它们为减少生存斗争中系统的使用，从而在经验上得以确定。这就是历史合理性的客观基础。从马尔库塞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所说的一种超越性设计，是指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经验基础上建构起一个超经验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理性的，但却是否定它的现存的经验基础，并为这种否定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理性凝结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它为人类设计了新的需求，为个体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总之，这种理性是把对单向度社会和思想的批判与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现实的经验世界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综合为一个矛盾整体，建构起双向度的价值观念，从而引导人类走出单向度的社会。在这里，更高的合理性不仅是批判的力量，也是人类解放的新力量。
在第九章中，马尔库塞就用这个新的、更高的合理性来批判肯定性思维。他认为，肯定性思维本质上是抽象的自然科学思维，它是在对自然的实际征服和改造中提出并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因此，它与哲学的历史性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哲学的历史性原则，不仅具有经验的内容，而且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的。哲学的这两个优点，正是肯定性思维的缺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肯定性思维与哲学的历史性原则之间的对立是不可消除的。历史地分析，肯定性思维也有其产生的历史基础，它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肯定性思维被当作合理性原则又是由其背后的政治权力决定的。近代哲学把肯定性思维变成抽象的、非批判的哲学，是因为近代哲学家们把肯定性思维抽掉了它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内容，把它仅仅当作一种认识论的东西，当作自然科学的抽象思维形式，因此，今天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否定肯定性思维的抽象形式，而拯救它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并把它与生活的艺术结合起来，建构历史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哲学改造活动，也是形而上学的重建。哲学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设计将自由地趋于超功利的目的，将自由地趋于超越统治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生活艺术。在这里，马尔库塞把哲学的改造和社会的变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希望从现存的貌似的技术合理性中找到否定的社会力量，发现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解放力量。
那么，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解放力量的动力何在呢？它的基础何在呢？马尔库塞在最后一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新的解放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产阶级是唯一作为革命力量的历史解放力量；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身，意识到构成这个社会的条件和过程，便会发生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展现了决定性否定的辩证法。这种决定性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是：对现存条件的（思想和行动的）超越，以这些条件内部的超越为前提。这种否定性自由，即摆脱既定事实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的先验性；它是在历史决定中并违背历史决定的选择和决策的因素。任何既定的替代品，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否定，除非它被自觉地把握，以便打破不可容忍的条件的权力，获得靠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而成为可能的更合理、更合逻辑的条件。无论如何，在思想和行动的运动中产生的合理性和逻辑，都是应该被超越的既定条件的东西。否定是在经验的基础进行的；它是在一个处在现行的设计之内并超越这个设计的历史设计，它的真理性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决定的机会。在这里，马尔库塞是把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批判理论的最高原则而融于批判的意识形态之中。
八、评价
从批判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到批判作为其根源的非批判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一步一步地建构起他的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上，他引入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力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作为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原则的最高价值理念。这些都凸显了他的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有别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
但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理论必然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特点。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在成立之时，曾宣布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要坚持无党派的立场。为了坚守这一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都远离政治，在理论创造方面，只进行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不进入政治领域，不去分析和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起作用的方式。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而他们自己也由此而陷入了悲观主义。马尔库塞虽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激进的思想家，但他的理论创造也没能超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界限，因而也无法摆脱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结局：他想在批判理论中引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但囿于文化批判本身的局限性，他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文化革命，正是这样，他的批判理论可以唤起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却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的精神武器；他想在资产阶级民主过程之外去寻找社会革命的力量，把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的反抗行为定义为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活动，却因为缺乏对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本身的研究而看不到这一革命的前景，所以，他最终还是陷入了悲观主义。在该书的结尾处，他不得不承认，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由此可见，批判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是不彻底的，马尔库塞希望建构一个否定性原则而使这种批判变得彻底，却因为没有切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而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这又暴露了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不涉及政治领域的研究和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真正障碍；如果法兰克福学派不正视这个问题，依然沿着非政治化、非党派的学术方向发展，其结局必然使批判理论丧失批判性的品格而最终走向改良主义。哈贝马斯在他的批判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赞许和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这一结局的一种注释。
导言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威胁,不也在保护着那些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这些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认识、揭露、抨击,因为公众在一切来自外部的即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的极其明显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必须进行战争准备,必须生活在战争的边缘,必须面对挑战。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一危险的原因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把特殊利益作为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们的满足刺激着商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的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力量智力的和物质的之大于以往，是无可估量的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之大于以往，也是无可估量的。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这一理论根据社会已被利用的、尚未被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条件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既定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也即是说,是相对于那些被认为对缓解人的生存竞争提供了较好机会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两点,而对这两点的分析都暗含着下述价值判断：
（1）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智力劳动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
（2）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批判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来进行。已确立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供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被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着最大的机会呢？
回答这些问题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给定的事实领域当作有效性的决定语境,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的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被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抽象和分析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结构本身。它由于超越性的严格的历史性而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上述可能性必须处在各个社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它们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实践目标。同理,从既定的制度中进行抽象必须是对一种实际倾向的表达这就是说,制度的改变必须是作为根基的民众的实际需要。社会理论涉及这样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些替代性选择常常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出没于既定的社会。当它们由于历史实践而被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那些理论概念则随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基础被剥夺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对民族目标和由两党支持的政策的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是怎样被变更的。在19世纪上半叶它刚刚起源并制定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初概念时,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的之间的历史调和中得到了具体实现。这种历史调和存在于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维持和改善现制度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极其经验主义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思辨；对它们的赞成与否，则是一种个人或集团爱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质变的需要像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 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绝大多数人接受并被迫接受这个社会,这一事实并不能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使它少受指责。真意识与假意识的区别、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假意识到真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人们只有生活在这样的需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那种肯定的东西以及拒绝的需要。而既定的社会设法压抑的正是这种需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履行诺言,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对自然的科学征服用于对人的科学征服。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一空白使理论结构自身也变得空虚起来。因为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拒斥和颠覆的需要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批判理论的范畴实质上是一些用来规定19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矛盾的否定概念和反对概念。社会这一范畴本身曾表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尖锐冲突,社会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东西。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涵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想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性内容并理解这一内容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抹掉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参与历史实践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倒退。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导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站在超乎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的立场上勉强进行的。当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成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一总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思辨的立场。就它必须以既定社会的能力为基础而言,它必定是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包含着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糊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并不认为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这一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它。或许,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是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识扭转了原来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有助于促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看起来还在另外的意义上维护着自己：把自己扩展到世界较不发达地区甚至前工业化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预定了改造和利用人与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在他者中自我实现的一项筹划。但是,一旦这种筹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得以实现,它就趋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领域,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领域,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筹划的最后阶段这一筹划就是对自然的经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
随着这项筹划的展现,它就形成了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领域。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注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叙述过的,这些文献论述了技术、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问题。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的《现代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第76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与通讯》与《通讯》杂志。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著作的根本重要性,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过甚其词或新闻式文字而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隐藏着的说客》、《想往上爬的人》、《制造浪费的人》，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的《驯顺的职员》，弗雷德J库克Fred J. Cook的《战争国家》,都属这一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所描述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这些根源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状况足够说明问题了。或许大多数有力证据都可以通过下述办法来获得,即在几天之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调频收音机一小时,不用中断广告节目,不时调换一下频道即可。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高度发达的那些社会。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未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要说,尚未流行。我是在推断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仅此而已。
第一部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旨在用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剥夺。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作为一种要么工作要么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假如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不再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械加工进程和国家机器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机器在物质（仅仅是物质吗?）力量上超过个人以及任何特定群体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械加工进程的结构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力量在实质上不过是人存储起来并经过筹划的力量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至于超越了传统模式。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会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强大。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能力的发展，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因而结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一开始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幸福、为了所有以痛苦为其满足之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各种需要和满足的既定领域这一事实有待检验从真与假的角度。这些尺度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在一定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的是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以计算的。需要的真与假在下述意义上指明各种客观条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但是，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因地区和发展阶段而异，并且只能在同现行标准（或多或少）相矛盾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那么，什么样的法庭可以自称拥有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仅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之时。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尽管我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看法并不排除下述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参见本书第3537页。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
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绝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其控制的集中出发的。人们是作为存在已久的固定接收器进入这一阶段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诚然，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需要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为保卫国防和为公司营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的私人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
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一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程度，都使得异化概念本身就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他们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现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既定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introjected）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也在根本上受到影响。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拒绝随大流，会显得神经过敏而又软弱无力。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潜化一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家庭在职能上的变化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社会化的职能日益被外部集团和传播媒介所取代。参见我的《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年），第96页起。［中译本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译者］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
这种直接的、自动的一致化过程（它也许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但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进步的冲击使理性屈从于现实生活，屈从于产生出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现实生活的强大能力。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未能体现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事物之中，那是他们接受而不是创造了事物的规律的结果这一规律并非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我刚才提到，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但是，思想意识被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特定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分。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了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而又免除其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退化到这一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化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这种趋势可能与科学方法即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发展有关。其共同的特征是处理概念时的总的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P.W.布里奇曼（P.W.Bridgman）关于长度概念的分析是对操作主义观点的很好的说明：
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一物体的长度，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对物理学家而言，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要确定一个东西的长度，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后，长度的概念也就确定了，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正好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确定长度的一整套操作。总之，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
布里奇曼已经看到这一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
采用操作主义观点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概念意义的理解，而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思想习惯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容许在思想概念里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来充分说明的东西当作工具来使用。PW
布里奇曼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新的思想方式在今天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趋势。许多最令人困惑的概念由于不能用操作或行为给予充分说明而正在被排除。激进经验主义的猛烈攻击（我将在第七、第八两章里考察其自称为经验主义的声明），就这样为知识界对理智的反驳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辩护。这就是实证主义所起的作用，它否定理性的超越因素，因而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
在学术范围之外，我们所有的思想习惯中的深刻变化就更为严重。这些变化有助于使思想和目标同现行制度的要求相协调，有助于把它们包容在制度之内，有助于拒斥那些与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但这样一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也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狂放不羁的市场消失殆尽。恰恰相反，这星期一起去做礼拜、为什么不求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大量存在。不过，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不再是否定的。毋宁说，它们是实际的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因而它们作为健康养料的一部分而为现状所迅速地消化。
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来系统推进的。它们的话语领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例如，在自由世界里运转或赖以运转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那些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不是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被定义为宣传。一切不通过私人企业本身或政府契约来侵占私人企业的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的，诸如普遍的和综合的健康保障，防止自然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以及建立可能损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业。这种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也有所反映。在那里，由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其他所有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则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或左倾宗派主义的。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性观念就是无法付诸实施的、起颠覆作用的观念。思想的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
当然，思想的这种界限并不是新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如下鲜明的对比：一方面用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态度对待科学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用毫无批判性的无为主义态度对待既定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于是，笛卡儿的我思便对伟大的公众团体置之不理，而霍布斯也主张现存的应当永远是可取的、被维护的和最好的。康德则同意洛克的观点，认为革命是正当的，并且仅当革命能成功地把整体组织起来并防止颠覆之时才是如此。
然而，这些使人感到亲切的理性观念总是为明显的痛苦和伟大的公众团体的不公正以及有效的、多少有意的反抗所抵制。引起并允许同已确立状况发生真正分裂的社会条件曾是存在的；某种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向度也曾是存在的，在这个向度里，检验其目标的力量和有效性的游离因素可以发展为有效的对立。
随着这种向度逐渐被社会所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就显出更重要的意义。科学哲学的进程和社会进程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表现了出来。社会全面禁止各种对立的行动和行为，结果，有关这些行动和行为的概念被说成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学超越。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想习惯，变成为话语和行为、需要和愿望的既定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计正如它往常的所作所为那样，是有利于现存的力量的。于是，关于操作和行为概念的主张转过来反对使思想和行为从既定现实中解放出来的种种努力，反对为了其他那些被压制的可能性而解放思想的种种努力。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上的行为主义和社会上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汇合了，即在使科学和技术进步成为统治工具的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汇合了。
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工业社会已接近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它的继续进步将会要求从根本上破坏现行的进步方向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设施）的自动化程度使所有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必要劳动时间又降低到最低限度时，这一阶段就到来了。由此出发，技术进步就会超出必需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并因而限制了它的合理性。到那时，在为自然和社会的和解而进行的斗争中，技术将服从于使人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的任务。
马克思曾经在其废除劳动的学说中预见到这一阶段。实存的和解这一概念似乎更适宜于指明世界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世界通过一个改变并暂息既定社会内部矛盾的国际冲突在濒临全球战争的状态下发展着。当相互对立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再由统治和匮乏中的既得利益者来组织这种组织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破坏性斗争形式永恒化实存的和解就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斗争的发展。
今天，反对这种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斗争，在下层人民中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在严格以给定事实领域为目标的思想和行为中也可以发现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给予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给予辩护的现状，否定一切超越。面对以技术成就和思想成就为基础而出现的和平的可能性，成熟的工业社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反对这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操作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变成了遏制（containment）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显而易见的动态下面，这一社会完全是一个凝固的生活系统：在其强制性的生产率和给人以好处的协调状态中自我推进。对技术进步的遏制与技术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连在一起。不管现状所强加的政治束缚如何，技术愈是能够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身心就愈是组织起来反对历史替代性选择。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既定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这种根本不同的新的生存方式绝不能被设想为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副产品，不能被设想为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所带来的多少带点自发性的效果。质的变化也包含着这一社会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的变化这一技术基础维持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制度，人这一管理的侵略对象的第二本性得以固定下来。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由此，它们预先就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种种可能性。
诚然，劳动必须先于劳动的减少，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但正如一切自由有赖于对异己的必然性的征服一样，自由的实现也有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劳动的最高生产率有可能被用来使劳动永恒化，最有效的工业化也能够为限制和操纵需要而服务。
达到这一点时，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替代性选择同化。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这时它变成了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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