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伦敦雾的起源
一
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另一方面来自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船运至伦敦的海煤（sea coal），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最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彼得布林布尔科姆2指出，早在1228年，伦敦就有一条海煤巷（Sacoles Lane）。他写道：这表明伦敦的煤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在有关煤的抱怨中，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最有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恼火万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1623年，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抱怨仍在继续。1676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20英里长；而在更早之前，1652年，荷兰人洛德韦克惠更斯（Lodewijk Huygens）从相似的观测点[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或者高门山（Highgate Hill）]瞭望这座首都，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烟雾深锁，已经无法看清。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而撰写过《健康之道》（The Way to Health）这本书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的商人托马斯特赖恩（Thomas Tryon）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肮脏的、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然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最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而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伊夫林就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科学家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16031665）用原子理论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她[指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驱走邪气。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进谏：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鲍尔爵士（Sir Peter Ball）关于烟尘污染的提案，但没有对此谈论太多。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他说伦敦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卓越之地上。他辩解说：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fumes），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他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mist），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vapour）。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他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最坏的是石灰窑，它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了空气。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他发现，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他继续阐述，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1748年，瑞典旅行家佩尔卡尔姆（Pehr Kalm，17161779）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18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Jean Grosley，17181785）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不过，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即使在雾天的仰慕，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4月26日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格罗斯里承认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令人欣赏的对象。可见，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
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发现自己借着烛火写作（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普鲁士牧师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2年写道：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就住在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1791年11月5日，他写道：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点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20在59岁的海顿看来，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
几年后的1809年，瑞典历史学家、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c Gustaf Geijer，17831847）也来到英格兰，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他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他说伦敦的天空是煤烟做成的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23次年，法国人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17671831）抱怨道：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24西蒙德在18101811年游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以及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25在19世纪早期，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 It Is Hourly Impregnated? 1819）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与此同时，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1822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文章对比了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文章还建议调查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污染之恶到底有多少可能被减轻，甚至消除。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因为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此时也又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作者悲观地总结道，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实际上，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1819年以来，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
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一环境问题依然被称作烟而不是雾。实际上，伦敦长期以来就以烟或浓烟而闻名，特别是在乡下人看来。修订版的《俚语词典》（Slang Dictionary）首次正式解释了这种说法，它由伦敦书商和藏书家约翰霍顿（John Hotten，18321873）策划，在他过世一年后才出版。之前版本的《俚语词典》并没有收录烟的词条，而霍顿提出了这个早就存在、随处可见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里去；而伦敦人（LONDONERS）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约翰伊夫林过于关注烟尘及其对伦敦空气的影响。他的著作里却没提到被污染的空气的另一特征，即黄颜色。所以，他所描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真正的伦敦雾。然而，他的文献为后来几个世纪有关烟尘问题的争论打下了基础。正反方都在激烈辩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伊夫林责难工业的论点受到了后人强力的挑战。182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于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着制造污染。这种争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然而实际行动却依然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双方都拒绝用新的立法改变现状，而是宁可呼吁法律机关去制裁对方。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就尝试过禁止燃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英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用来支持海军以及作为燃料，此外替代性能源十分匮乏。立法的尝试首先拿工厂和汽轮船开刀了，它们都是通过燃煤来产生能量的。19世纪20年代早期，达勒姆（Durham）的国会议员迈克尔安杰洛泰勒（Michael Angelo Taylor，17571834）推动了一项法案，要求蒸汽机的锅炉自行处理它产生的煤烟。这项法案基于对锅炉的改良设计，这也证明了减少煤烟是有可能做到的。但该法案缺乏罚款或其他惩罚性措施，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也没有带来太多改变。显然，工业从业者很不情愿地背起了烟尘污染的黑锅。他们也指责家庭的烟囱同样是污染源，但是很难干预普通居民用煤取暖和做饭的权利，也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能源。这次改革也与之前一样，又一次不了了之。
伊夫林、弗伦德、泰勒等人的文字的再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伦敦有害的烟尘开始与另一种新现象混合起来伦敦雾。当然，有些作者指出：伦敦坐落在群山之中，它们包围着泰晤士河流域，从北部和东部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高门山、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碎石滩，到南部唐斯丘陵（Downs）和西部的奇尔特恩（Chilterns），所以众所周知，在冬季出现温度逆转的气象状况时，伦敦就特别容易出现水汽；当暖空气的锋面遭遇低层的冷空气时，被阻挡了的污染物就无法从地面升上高空，甚至用几小时、几天都无法从烟囱口升到再高一点儿的空气层里。在19世纪早期，的确有些作家认为是自然条件造成了污染，这种判断造成了一种悲观的论调：也许只有等待气候的改善了，即便没有外加的毒气，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总是使城市雾气腾腾。但没过多久，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难以服众。
早在17世纪初，首都偶尔会迎来奇臭大雾（Great Stinking Fogs），而到了19世纪初，伦敦雾愈发频繁，并且出现了新的特征：浓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据史料记载，1805年11月5日有一场超级大雾，并在次年同一天再次爆发。《泰晤士报》记载，在1812年1月10日的雾天，白天大多数时间，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窗边阅读或写作。气象专家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17721864）他命名了不同类型的云并划分系统，并以此闻名指出，正午时分的伦敦陷入黑暗，商铺也要点起灯火。他总结道：要不是因为空气的可流动性，这如同千百个火山口一样的城市，冬季根本无法居住。雾持续得越来越长，有一次从1813年12月27或28日，持续到1814年1月3日。这长久的阴郁，蔓延10多英里直达城市的最东边，为职业小偷提供了大把的发财机会。有资料记载了外交大臣要乘车离开伦敦的场面：当卡斯尔雷（Castlereagh）爵爷夫妇和随从在周一晚上到白教堂区（Whitechapel）时，不得不把箱子捆在车上，又让人坐在行李上，用尽各种办法阻止盗窃。他们本来打算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休息一晚，但由于大雾，他们在火炬的支持下勉强赶到拉姆福德（Rumford）。
正如德意志律师和旅行家约翰乔治科尔（Johann Georg Kohl，18081878）评论的：这对于扒手和流氓来说可是个好天气，他们不容易被发现。伦敦雾制造了混乱和恐惧。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 Cruikshank）1819年的一幅画揭示了这种影响。雾天的街道上，手推车、马车和人撞成一团。灯倌原本是雇来帮助行人穿过街道的，却因为他们挥舞火把碰到人造成更多危险。画面中间，小偷趁机扒窃一个小商贩的口袋，而商贩正忙着应对他手推车撞倒的妇女。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踩在了妇女的脖子上。灯倌往往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主题甚至延伸到20世纪。忙着自己生意的男人，却扛着一架闯祸的梯子。克鲁克香克的画是对伦敦街道大雾影响的喜剧性阐释，然而随着雾越来越厚重和频繁，人们无法再保持幽默了，更多是对于这种混乱的忧虑和恐惧。还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从肯萨尔绿野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的一块墓碑可见，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雾会要人命。碑文这样写道：L.R.死于伦敦大雾引发的窒息1814。
另一次漫长的雾是在1817年，从12月22日持续至次年1月2日。《泰晤士报》同样描述雾的浓厚以至于室内不得不点灯读书。在19世纪20年代，雾越来越频繁，1820年、1821年、1822年、1826年、1828年和1829年均有记载，尽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文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1822年，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17881824）被伦敦雾所吸引，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无尽的塔楼跷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还有一个庞大的、暗褐色圆顶如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这里出现了一个被污染的自然的意象：伦敦布满黑烟的空气就像森林成片的树盖，尖塔则是更高些的、刺破天际线的大树；但森林的颜色却不是自然的绿，而是脏兮兮的褐。海煤造成了这一切。空气又像是一座圆塔或拱屋顶，由立柱支撑着，覆盖于墓碑之上，而伦敦人就长埋在这大雾底下。有些作家则认为雾是黑色，是死亡的颜色。1824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苏格兰来到伦敦时，给他的兄弟写信：啊，父亲说可以从雾中看到霍尔本（Holborn）！它被黑色的雾气围绕着，就像一片墨水浓烟覆盖了30平方英里。
卢克霍华德和其他人一样都发现了19世纪20年代日益频繁的雾天，他记录下了1826年1月浓雾带来的阴沉压抑：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整天亮着灯火。在其1833年的著作《伦敦的气候》（The Climate of London）修订版中，霍华德记录了1828年11月11日到12日的雾：天气令人抑郁得不行，不得不擦亮眼睛，人走在街上倍感窒息，特别是哮喘患者。 20年代末，雾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率。1829年11月，《泰晤士报》评论道：在正午时分，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周围几乎是午夜的黑暗，有些不用出门的人干脆当它是夜晚，这样倒可以接受失去白天的事实。不到一个月，报纸上又报道了另一次伦敦雾：白天的商店如同夜晚一样灯火通明。
19世纪30年代，雾气还在持续增长。单就1830年12月一个月来说，8日、15日、2526日都出现了浓雾；除了18311832年和1836年（也许是资料散佚），30年代每一年的雾天都有记载。伦敦的乐器制造商威廉卡里（William Cary）为《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提供了一份天气记录表，显示了19世纪前几十年雾天的逐步增长。美国作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18061867）在1834年造访伦敦，他描述了从射手山（Shooters Hill）顶瞭望圣保罗大教堂的样子：教堂有一半都被包裹在幽暗骇人的浓烟中。夏尔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ois Daubigny，18171878）的画作《从萨里看圣保罗教堂》（St.Pauls from the Surrey Side，1873）描绘的也与威利斯的文字相似，尽管时间要稍晚一些。画面再现了被烟雾深锁的圣保罗教堂这成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也支持了这样的观念：雾中的伦敦，乃是一座无神的、不虔诚的城市。多比尼在普法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并在这里遇到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多比尼对伦敦空气的态度当然也代表了许多伦敦人的看法。他在1870年10月写道：现在是上午11点。这要命的雾！视野都超不出两步。他的画反映了伦敦空气问题的原因画面下方是杂乱停泊的运煤船，左边可以看到烟囱林立。烟囱中飘出的浓烟升上天空，把天空染成黄灰色。圣保罗教堂在烟尘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天上的云彩也显得污黄而凝重。这些现代性的标志物，譬如轮船、正穿过大桥的蒸汽机火车、前景中喷烟的烟囱，也都昭示着伦敦雾的根源。左边黄绿色的空气已经让我们感到，这就是豌豆汤雾的雏形。右边衰败的码头为这幅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的阴郁图景加上了一个更黑暗的边框。到了19世纪40年代，伦敦不可避免地更多和雾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烟，这成了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
《泰晤士报》记录了1840年11月底的浓雾；1841年，报纸开始发布事故清单昏暗中的船只总是互相碰撞；1842年的年初和年末分别有四次大雾；1843年又多了两次，据说是看得见的黑暗，交通也为之彻底瘫痪；在下一年的11月和12月又多了三次，一种埃及式的黑暗遮蔽了全城。报纸记者开始搜寻各种隐喻来丰富对此现象的描述，不管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专门描写地狱的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还是《圣经》中对埃及瘟疫的描写。 1840年，诗人彼得斯泰尔斯（Peter Styles）把伦敦雾表述成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他写道，乡村的雾是优雅之物，但伦敦雾都是由陌生和怪异之物所造，这些大自然所不屑接收的又掷还给城市的怪物。在此后的若干年，蒸汽混合着煤烟的雾每年都要爆发几次，这已然成为城市冬季的惯常特征。
伦敦雾增加的原因主要不在气候的变化，而在于快速增长的污染源数量总的来说都是煤火；污染物结合了气温变化时自然生成的水汽，就变成了伦敦雾，黄颜色来自被冷空气封闭在城市上空、散不出去的硫化物。空气中的烟尘颗粒越多，雾就越容易形成，持续的时间也越长。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煤火释放的烟尘颗粒一步步地侵蚀着天空，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一步步扩展着自己的版图。1800年，伦敦人口大约有100万，20年后就增长到150万，到30年代已超过200万。交通工具也在配套增长运河、碎石马路，到30年代铁路也出现了伦敦变成了经济中心，拥有现代都市应有的典型工业造纸、印刷出版、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皮革、奢侈品，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行政管理、法律、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这座城市变得越发重要。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城市，谋生或冒险，城郊住宅区的边界在不断刷新，房屋向四面八方延展；每幢房子都有一个煤炉，在冬日里向空气中排放大量含硫的煤烟。
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展很快，其他的工业中心也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的黑乡（Black Country）就是以它当时被烟熏火燎的样子而得名；爱丁堡（Edinburgh）有许多年都被冠以老烟城（Auld Reekid）的绰号。但是，这些都不像伦敦雾。真正的伦敦雾是浓厚的、持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黄颜色的。作家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18671940）在小说集《沙上图景》（Image in the Sand，1905）中写道，在纯正的伦敦雾中，橘色水汽的旋涡瞬间与黑暗混合并且从最深的橘色到黎明的灰白，一层层暗影彼此相继。随后，科学家为了探索雾的根源，也研究过它的颜色。不同的烟尘颗粒状况可以使雾一小片一小片地表现为从黄色到褐色。1853年，伦敦雾被描述为灰黄色、深橘色，甚至黑色。一家报纸在1901年评论道，在乡村本应是白色的薄雾变成了一种褐色的、有时黑色的大都市变种：我们大量的烟囱在排放浓烟或者说是无数的未燃烧的碳颗粒又在水汽中形成了这种污浊的效果。约瑟夫阿什比斯特里（Joseph Ashby-Sterry，18381917）在他的诗歌《11月》（November）中简洁明了地写道：时而黄，时而褐，这就是伦敦雾！
雾中高含量的硫化物导致了黄颜色。1896年，一项有关城市的雾的科学研究表明：城市的雾是一种水汽，大自然赋予它原本的纯白，而人类又为它染上从黄到黑的色彩；它本是含有纯净透明小水滴的空气，但被人们用各种可以想到的丑恶污染了。这就是城市的雾。对于伦敦人来说，典型的11月的雾首先是黄的，源于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家庭用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1850年的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中写道：当市长回到伦敦及时赶上11月的雾，仆人正为他准备伦敦雾般深黄的礼服。在有些区域，雾可能呈黑色，特别是烟尘颗粒含量非常高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真正的伦敦雾主要是黄色，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观察者都如此记载。1853年，有这样一则关于伦敦雾的对话：
今天的雾多可怕啊！
太太，您说这话可不对。今天有点儿云，有点儿潮湿，也许还有点儿水蒸气；但是雾不，太太，今天这个情况可不叫雾。雾是黄色和黑色的；在雾中，车辆和行人互相碰撞。雾会伤害您的眼睛，剥夺您的呼吸；它把人困在室内。但今天的天气并不是伦敦人所说的雾。
伦敦雾产生了；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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