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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名家作品。
2.独特的审视视角。
从英雄本色、政教道统、江河岁月、饮食男女、魑魅魍魉、魂兮归来等六个面向来审视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得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鲜明不同的特点。
3．讲解深入浅出，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本书内容为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整理稿，语言口语化，比较切近一般读者。还有陈平原、张健、周建渝等著名学者的客串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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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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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李欧梵选取了心目中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英雄本色、政教道统、江河岁月、饮食男女、魑魅魍魉、魂兮归来，结合经典文本进行个体剖析，从中外比较、古今汇通的角度阐释中国文化传统是什么。同时，作者所提出的这六个面向又构成一个完整而多元的文化光谱，它们相互映照，富有乐感，读来甚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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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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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乐评人。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获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我的哈佛岁月》《音乐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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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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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 i
面向之一 英雄本色
第一讲 英雄本色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 3
第一讲续论 《史记》的宗旨与英雄意义的再省思 | 31
面向之二 政教道统
第二讲 政教道统读韩愈《原道》 | 45
第二讲续论一 文和道：与张健教授对谈 | 83
第二讲续论二 从老电影的译名学习古文 | 95
面向之三 江河岁月
第三讲 江河岁月读苏轼《赤壁赋》 | 103
第三讲续论 沈从文与抒情传统 | 147
面向之四 饮食男女
第四讲 饮食男女读冯梦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155
特别嘉宾：周建渝教授
面向之五 魑魅魍魉
第五讲 魑魅魍魉 读蒲松龄《聊斋志异》画皮画壁 | 191
特别嘉宾：周建渝教授
面向之六 魂兮归来
第六讲 魂兮归来读鲁迅《阿Q正传》和《野草》 | 231
第六讲续论 陈平原教授谈《中国小说史略》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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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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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英雄本色
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我讲的第一篇文章是《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太史公司马迁（约前145前86）的《史记》可谓千古名著，几乎所有的古文读本都会选。但是选其中的哪一篇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人选《刺客列传》，有人选《高祖本纪》。我为什么要选《项羽本纪》呢？
因为项羽（前232前202）原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司马迁使他不朽，直到现在的电影里还出现项羽的形象。司马迁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把一个英雄的传统带出来了。我的目的是把这篇名文放在一个更广、更深的文化脉络里，来探讨中国英雄传统的意义和影响。
太史公为什么要立言：《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司马迁大概生于公元前135 或145
年，死于公元前86 年。此时适当汉武帝的时代，距离汉高祖建立汉朝（公元前206 年）只有七十多年。汉朝的一切政治文化的规模还没有完全定型。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真正重视。司马迁一生都对他的皇帝（汉武帝）怀有一股积怨，不仅仅是因为维护他的朋友李陵而受到宫刑的奇耻大辱，而且他认为武帝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根本不尊重儒家。为了封禅大典，汉武帝召集群贤，发三次策问，只不过想找一个托天改正朔的理由。结果他还是不听群儒的意见，自以为是。司马迁当然很不服气。所以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写《史记》乃是出自长期积累的郁愤，绝对不是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而写的。
要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我们必须先读他的两篇文章：一是《太史公自序》（下称《自序》），一是《报任安书》。
儒家常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事实上从《太史公自序》的立场来看，在他受了宫刑之后，立德和立功已经没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立言继承《春秋》的传统，写一本拨乱反正的百万言大书以正视听，更要流传后世。这篇《自序》再三强调的就是立言的问题。言字出现了好几次，他说孔子（前551前479）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语言文字和道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又引了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言也要见之于行，光有文字不够，还要把文字的意义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接下去他又说，春秋时代，很多公侯不看书、不求甚解，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不通礼仪之旨，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多次引孔子的话，目的何在？
当然是以孔子自比，因此责任重大。《自序》一开始就提到周公和孔子：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谁能继承《春秋》这个传统，看来是意在斯乎，在司马迁自己身上。他更自比于历史上不受重用的人物，这些人物心里都有一股怨气，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个个都不得志。这些先贤留下来的书，都是发愤的产物，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如果把《自序》和《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任少卿）的一封信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这封信里面，他把圣贤发愤著书立言的意义讲得更清楚，而且完全用在自己身上。他写这篇文章，为的是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心胸表现出来：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句话中的空文指的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可以传世的著作。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这三句话，就是他的历史方法的宗旨。
到底这三句话的含义何在？ 有的研究《史记》的学者认为，其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汉武帝召集当世贤良之士所发的问题，问天人关系和古今兴亡成败的道理，以便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全文所显现的历史全貌，早已超过了汉武帝的问题意旨，而建立了一套史学理论的基础。所谓究天人之际，当然源自孔子的天命说，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更是把天命和人事连在一起，为后世史家学者树立了一个群相师法的典范。美国一位研究司马迁的学者杜润德（Stephen Durrant）认为：司马迁的这个观念，不仅探究天人之间的感应，而且也窥测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冲突。后面我们会讲到，项羽死前数次高呼：天亡我矣，就有这个双重涵义。通古今之变展示的是长远的历史演变规则，一种治和乱的循环周期性，由此提出所谓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的道理。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的因素绝不可少，司马迁是借人以明史，而后世史家往往借史以明人。我们从《史记》中的大量人物传记，可以看出太史公的用心所在：人，才是历史的动力。至少，《项羽本纪》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楷模。项羽生于乱世，虽然称霸一时，但他无意成帝王之业；刘邦（前256前195）也生于乱世，但上天要他完成统一。两人的命运形成一个反讽，因此我们也必须从阅读文本的立场来探讨：司马迁到底同情项羽？
还是刘邦？ 他的一家之言不仅代表了他的立言哲学和旷古大业，而且也展示了他的文体，他个人的风格。总而言之，《史记》的伟大就在于，司马迁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作为史家的身份和观点既客观又主观和一个完整的历史书写的模式和体系，把中国从古到今（汉初）的各种面貌展现无遗。这一切都可以从《项羽本纪》中看出端倪。
一般讲《史记》的人往往从两方面着手：一种讨论司马迁的文笔特点文章好在哪里，哪些字用得对，哪些字用得不对；另外一种就是把司马迁写的东西完全放在中国历史的正统里去讨论。这就必然牵涉到所谓意识形态问题，明清的许多史家往往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加诸于太史公的《史记》，这就是所谓正统关系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项羽本纪》这篇是本纪而不是列传？《史记》的结构分五类：最高的一类写各种帝王，从黄帝一直到秦皇、汉武，这是本纪；次一类写的是诸侯和贵族，属于世家；写其他的人，如将军、宰相，乃至贩夫走卒、游侠，都属于列传。这是三种不同等级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书和表，我们现在暂且不谈。）本纪只有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特别多。所以这里争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把项羽放在本纪，和帝王的地位相等，而不放在世家或列传？
有一种说法是，他至少有五年的时间是中国的霸主。秦亡以后，汉高祖定都之前，发号施令的是项羽，虽然他后来败了。所以从中国传统的朝代持续的立场来看，至少这五年不能断。当然也有人反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怎么能够把他这个强盗放到帝王的地位上去呢？
这是另一种说法。我认为，这个争论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个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能够用一种历史上的正统把他套住。我们甚至可以说，项羽已经超过他的时代了，甚至是后世的英雄楷模因为后世已经没有项羽这种人物了，只有民间武侠小说中编造出的模仿式的人物。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这堂课的主题英雄本色，也就是司马迁笔下项羽本身的英雄形象的构造问题，我们要重新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项羽本纪》。
对于项羽的评价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段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项羽的整体评价。这段我看了岂止两三遍，每次看的结论都不一样，到底太史公的态度是褒多于贬，还是贬多于褒？
我们且一句一句地看：太史公听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项羽也是这样，莫非项羽就是舜的后代？ 不然他何兴之暴也，暴的意思是突然，他在短短三年之内，从没有尺寸之地，到率领五国诸侯攻秦，独霸天下，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作为西楚霸王，发号施令，的确是近古以来所未有的。这些话都是赞赏之词，甚至说项羽可能有舜的血统，几句话把他纳入儒家的传统里。接着，太史公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眼来总结他对于项羽的评价。这三个不同的字眼，仔细揣摩起来是仔细斟酌过的。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这句话是说：背弃了先入关者，王的盟约（本来是刘邦先入关），心怀故乡楚国，把义帝赶走，这个是不对的，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有批评的意思了。然后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意思是这样就太过分了。其实司马迁对项羽的看法在逐层推进，前面说你还不错，接着就说你这样说不过去吧，然后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到了最后，太史公引了项羽的话然后加以否定：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讲了至少三四次天亡我，到最后还是要说天亡我，太史公就说他岂不谬哉，就是荒谬之极。到底这个评价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表面上司马迁说项羽完全没有道理，他哪里有资格说什么天亡我？ 可是自古中西英雄的悲剧都是和天命有关。前面提到的阿喀琉斯早知道自己会早死，这是他的命运，但他照样去打。他总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伟大，天却不承认我，要我死？
另一个古希腊的英雄俄狄浦斯（Oedipus），把自己的父亲杀了，然后和自己的母亲睡觉（虽然当时他不知道他们是谁），这是犯了滔天的错误，所以把自己的眼睛戳瞎了。希腊有一个字眼hubris，意思是骄傲─一种要知天意的骄傲。我觉得项羽的骄傲也有点这个意味，项羽的霸气太足了，觉得自己是不可征服的（invincible），不是因为勇气不足、武力不够或打得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得不到天命。奈何？ 而刘邦偏偏有天保佑，中国历代的皇帝都要承天命、要祭天，托天保佑。那么，司马迁看重的是天命还是英雄气概？
美国学者杜润德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展现的文学视野，有时甚至颠覆了他自己的史观，即使不完全颠覆，至少出现了矛盾。例如通古今之变原来是建立在治和乱的轮替，而乱必先于治，为新的治铺路，那么，如果新的政治秩序本身有问题，又如何处理在此之前的乱世呢？
俗语谓：乱世出英雄，其实不止英雄，司马迁敬仰的孔子也生于乱世。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特别提出，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庄子（约前369前286）更把天人关系推展到个人化的极致，认为人人都是天之所子。我们可以想象，司马迁在探讨天人之际的个案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到：究竟是天命还是人事更重要？
如果天命更重要，为什么司马迁要花如此巨大的篇幅写列传？ 他把项羽放在本纪里，又把他描写得这么悲壮，似乎在揭示一个新的观点：历史是人造的，虽然终究不能违背天命（项羽的悲叹：天亡我），但人的个性有时候也可以推动历史，至少这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纠葛和矛盾。我们从其他史料知悉：司马迁为汉朝几位先帝所写的传记，包括《高祖本纪》，都不合汉武帝的胃口，所以他要把《史记》藏诸名山。既然如此，他愿意故意降低对项羽的评价吗？
从历史到通俗演义
以项羽为代表的武的英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地衰微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所谓乱世出英雄，个人主义很强的。可是到了汉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兴盛，当时的贵族阶级逐渐被官僚所取代，所以一个庞大的以文官为主、以考试来中举的官僚系统，逐渐取代了武士、军人的传统。唐朝还有文武双全这种说法，可是宋朝以后基本上被文官、儒家取代了。这个武的传统到哪里去了呢？
它进到了中国通俗文学里的演义小说中。和《项羽本纪》的传统最有渊源的演义小说就是《三国演义》。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三国演义》，希望大家自己看看，可能你们都读过了。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三国演义》里面至少有两段情节直接引了《项羽本纪》：一段是在第二十一回，曹操请刘备煮酒论英雄，刘备吓得半死，关公和张飞前去保驾，曹操说：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
还有一段是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你们自己看看，这里的行文是否受到《项羽本纪》的影响？
然而在通俗演义中，很难看到一个和项羽旗鼓相当的英雄。有人说曹操是有谋略的，懂得调兵的。可是曹操碰到周瑜的时候，就遇上劲敌。周瑜的确像一个英雄，不仅有谋略，而且一身是胆，但至少草船借箭那一节还要靠孔明。我们可以把《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和《项羽本纪》做个对照：如果刘备有点像刘邦的话，那么吕布跟周瑜合在一起就有一点像项羽了，但还是不足。我认为《三国演义》从《项羽本纪》学到最多的是关于谋略和谋士的描写，英雄旁边要有谋士，才能成事。《三国演义》一个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孔明，对孔明的塑造很特别，甚至比范增和张良更出色。他的学问很渊博，对于中国的三大传统（儒、释、道），还有各种兵书、天文地理、卜卦等杂学都了如指掌。你在《项羽本纪》里很难看到张良看过什么书，张良也没有祭东风。范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气量似乎也不太大。所以后世人罗贯中就把一个历史上不重要的人物孔明，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你也可以说把孔明变成了一个英雄。可是我们千万不能把历史和演义混为一谈，以为历史上孔明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了。历史的真相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集体想象，所以才会有历史演义的出现。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项羽这个原型的话，中国很多小说里的英雄形象都写不出来了。《项羽本纪》的伟大就在于此。我们看古书就看到很多原型。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原型。把原型奠定以后，再发展到各种文类和文本里面。
《史记》的传统变成演义有两个趋势，两者是完全相对的。一个趋势就是英雄变成武侠小说里面的武侠；另一个趋势就是，在传统儒家影响的正统里，英雄都被儒化了，他的价值系统改变了，不像项羽时代的勇、怒、义、愤，而是忠、孝、节、义。比如杨家将，个个尽孝，父亲死了我一定报仇，而且儿子、女儿、媳妇都一起参加。岳飞的传说更是儒化得厉害。《说岳》是清朝人写的，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为什么那么重视母亲呢？
因为孟母三迁嘛。而且妙的是武将一定被文臣出卖，所以岳飞被秦桧害死了，文人永远是赢的，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一个真正的、有气节的文人，如文天祥，命运就更糟了，他最后写的《正气歌》中所说的浩然之气又是什么呢？
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英雄气概，可是他把它完全儒化了，变成一种道德节操：为了对一个朝代尽忠，不惜自杀。我们也可以说，在中国的儒家精英传统里，英雄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英雄人物就跑到武侠小说里面去了，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金庸写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各位都非常熟悉，不必我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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