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明摆着，事物也明摆着，却没有一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存在无言，人为存在选择问题。人能提出问题和制造问题，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但肯定为必然的存在开启了可能之命运，把无事的世界变成有事的世界，把自然的生存变成人文的生活，为事实赋予价值，将时间化为历史。正如行走创造道路，问题在于问法，维特根斯坦说：问题的含意在于回答的方法。告诉我，你是如何探求的，我就告诉你，你在探求什么。至少有两种能够生长问题和思想的形而上学场域。其中一种是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所开拓的超越经验世界之纯粹理性世界。关于理性世界的诸种解释虽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分，但都相信唯有理性世界才是超越纷乱经验世界的本真存在，也唯有与之对应的理性才能够解释存在之所以存在之必然性，因而就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理由。这意味着理性之路或逻辑之路，必然性就是所求之答案。寻求必然性既是为了解释万物之依据，也是思想安顿自身的理由。必然之在便是永恒之在，按照理性的想象，必然的理性世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而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纯粹存在便得以摆脱因为屈从于时空条件所导致的任何缺陷或局限，因而必然之在是自身同一的、完满的、永恒而无变化之永在。无变化是永在的根本性质，任何变化都因其不确定性而被认为是局限或缺陷，只有永无变化才能永在这个认识是理性最有想象力的观念之一，但也是一种在哲学上有着疑点的想象。长期以来我们相信必然性能够解释万物之所是，但这个信念变得越来越可疑。万物的深层存在状态，比如说万物的量子状态，似乎并不符合逻辑所理解的情况，而更接近不可测的变化状态，因此，必然性很可能只是属于观念的世界，而并非事物本身的性质。更为可疑的是，即使必然性仍然能够解释万物之所是，也肯定无力解释万事之所变，这意味着必然性无法解释生活世界的问题。生活和历史的问题直接暴露了必然性概念在哲学解释能力上的局限性，人文世界的历史性、语境性和互动性的变数注定了生活的问题和意义都落在了必然性概念之外，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的问题全然未被触及。生活的问题及其意义都在可能性的概念里展开，属于可能之事，并非必然之物。事皆为具有不确定性而连续变化的经验，生活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超越经验世界，这意味着，可能性的形而上意义不在于超验性，而在于超现实性，即超越了此时此地的现实性，因此，可能性表达的不是存在的真理，而是存在的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性的超越性表现为经验世界的无理性（不等于非理性），类似于数学中永远无限演化着的无理数，可以说，每一个无限延伸的可能性都是经验世界中的一个无理数。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形而上学的两面，在存在论意义上，可能性意味着存在的未来性。在可能性领域里所产生的哲学问题永无最后答案，不仅因为可能性是无限敞开的，而且每个问题自身也都在无限生长中，问题的生长无终点，也就没有最终的必然答案，于是，以可能性为对象的哲学由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永无止境，这一点全然区别于以必然性为对象的哲学。寻求必然性意味着寻求无可替代的唯一答案，与此不同，反思可能性却意味着问题的答案还是问题，所以说，可能性敞开了永远的未来性，在此，存在（being）就是变在（being in becoming）。没有未来性的存在就不再有问题，因为不再有思想的余地，由此可知，存在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切存在的先验含义，也是一切知识的界限。假如非要追问存在本身，也只能得到一个重言式的答案：存在即存在。这既是一切问题的绝对前提，也无疑是最重要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却无所言说，因为无可言说。因此，哲学显然基于存在的概念，但也显然不是对存在的研究，因为需要思想并且能够思想的哲学问题都始于变在而不是存在，或者说，存在无问题，变在产生所有问题。这正是易经和老子所开启的形而上学，它指向万变而不变之道。道并不先于行，而是生于行，在于行，成于行。行于变在之中开启了存在的无限可能性，因此有了未来，同时开始了历史性，也由此产生一切事关命运的问题：精神、意义、幸福、历史、传统、价值、道德、自由和责任，就是说，能够有效讨论的哲学问题或者属于存在的未来性，或者属于存在的历史性。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都足以展开成为一种可能生活甚至一个可能世界，而多种可能性则构成博尔赫斯所说的时间分叉，这是意识的特效，或者说是意识的奇迹。唯有意识能够思考在不同时间维度中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相当于意识具有多维时间。科学家所推测的多维时间的宇宙只属于理论，尚无法被观察，唯有语言意识的表达形式能够在理论上表达多维时间的存在，这就是意识的奇迹，也是所有哲学问题之所在。而那个唯一没有时间分叉的点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在现实身后的时间在多种叙事中展开为复数的历史，在现实前面的时间在多种选择中展开为复数的未来。这本小书讨论了可能性的四种分叉，这仅是分叉问题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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