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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完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不受可能性的约束，突破可能性的极限
异想天开天可开，不切实际*实际
世界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和欧洲青年知识分子先锋的偶像、当今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时政言论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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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完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不受可能性的约束，突破可能性的极限
异想天开天可开，不切实际*实际
世界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和欧洲青年知识分子先锋的偶像、当今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时政言论册子
在书中，作者敏锐地观察当下*的世界变局，从金融危机、中东动荡等入手，对当今欧洲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做了前沿的分析，并不断探索新的出路，对无产阶级、私有公共空间等传统理念进行了新的拓展，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政治局势等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后提出我们必须拆掉何者可能与何者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并以新的方式重新界定这条界线，即我们不能受可能性的约束，要突破可能性的极限，方才有未来。这是一种全新的解读，对于当下的新形势新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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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欧美众多大学客座教授，大名鼎鼎的欧陆哲学家，魅力四射的演说家，光彩夺目的文化理论家，人称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屹立于人类智力*的卢布尔雅那巨人，几十年来强大无比的杰出阐释者，自称一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分子。他深受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擅长以通俗文化产品解读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的社会文化现象。他把一切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颇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同时把理论的严密性与阅读的强制性融为一炉，是反直觉观察的大师。
译者，季广茂（1963～），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过《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等论著，翻译过齐泽克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以及齐泽克的《实在界的面庞》、《斜目而视》、《视差之见》、《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等著作，是齐泽克在中国最早的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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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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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鲁莽行事的一年01
NO1政治与责任
NO2迷恋和谐强迫一致
NO3伦理之政治化
NO4没有目的的手段：政治上的实用智慧
NO5愿你生活在妙趣横生的年代
NO6共产主义：伦理性政治性的挫折
NO7谁害怕业已失败的革命？
NO8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NO9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NO10对后现代全球化的视差之见
NO11丑闻的公共使用
NO12极权主义陷入的僵局
NO13理论的颠覆性使用
NO14体现无产阶级立场
NO15种族隔离的新形式
NO16被排斥者对社会政治空间的入侵
NO17愤怒的资本与冒险的革命性变革
NO18咖啡馆革命
NO19从头开始
NO20对真爱的恐惧
NO21辩证地看自由主义的优越感
NO22希望在明天
NO23政治奇迹之普遍性
NO24弥赛亚主义、诸众和一厢情愿
NO25棚户区的政治化
NO26玻利瓦尔主义，民粹主义的诱惑
NO27暴力性的非暴力反抗
NO28符号性暴力的合法性
NO29甘地、阿里斯蒂德与神圣暴力
NO30不要道德说教，只要唯我主义
NO31具体普遍性之可能性
NO32共同为自由而斗争
NO33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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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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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莽行事的一年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全球资本主义天堂面临的麻烦在三个层面上迸发，并以三种敌人的形象为代表。首先是重整旗鼓的宗教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以及对伊斯兰国（ISIS）和博科哈拉姆的宣战；其次是由非欧洲的新兴强国（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带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第三是在欧洲（目前是希腊和西班牙）出现的新激进解放运动。三者之中，宗教激进主义威胁最大，（伊斯兰国不就是对我们的文明价值观的残忍拒绝吗？）但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更加严重地危及欧洲的和平，而左翼激进联盟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希腊政党，成立于2004年，以我们开辟希望的道路为口号。该党2015年1月25日在希腊议会选举中获胜，领导人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承诺结束国际债权人对希腊人施加的屈辱与痛苦。两天后，希腊组成了以齐普拉斯为首的新政府。2015年6月，齐普拉斯与欧洲债权人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希腊要得到980亿美元的援助，就必须大幅削减预算并提高税负。此举导致该党内讧和政府解体。
之类的运动在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资本主义之内大闹天宫。所以，这里不应出现任何误解。西方强权可以与伊斯兰国共存。至于普京，问题更加严重：如何在地缘政治方面遏制俄罗斯，乃当务之急。不要忘了，普京的崛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于动荡时期的叶利钦时代结出的果实，那时西方经济顾问帮着西方羞辱俄罗斯，并将其毁灭。所以说，尽管美国已经正式向伊斯兰国宣战，尽管人们总在谈论与俄罗斯开战的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却来自温和稳健的左翼激进联盟。
看到这三种威胁是相互关联的，至关重要。这倒不是说这三种威胁是同一个敌人的三副面孔，而是说它们展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同一个内在矛盾的三个方面。伊斯兰国不是隐藏在普京背后的真相，甚至不是隐藏在左翼激进联盟背后的真相，相反，只有以左翼激进联盟为化身的左翼转向才能有效地使我们战胜宗教激进主义威胁。伊斯兰国，变态的现代性在《沙尔利周刊》总部，发生了疯狂的屠杀。《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又译《查理周刊》，法国讽刺漫画杂志，创建于1970年，经常对宗教和政治冷嘲热讽。2015年1月7日，该刊总部遭武装分子袭击，结果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是法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思考这场屠杀的恰当时刻并非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能够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对事件进行思考。思考这场屠杀的恰当时刻是心潮澎湃之时，那时我们全都惊魂未定，惶惶不可终日。事后的冷静思考无法促成更加平衡的真理（more balanced truth），而是使形势变得正常，同时允许我们避开真理的锋芒。思考的目的在于超越普遍团结（universal solidarity）表现出来的凄美之情。
这种凄美之情爆发于疯狂屠杀的翌日，在2015年1月11日（星期日）达到登峰造极。那天出现了一道景观：从卡梅伦到拉夫罗夫，从内塔尼亚胡到阿巴斯，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大佬携手并行。如果还有什么形象能够暴露虚伪的矫情，非此莫属。巴黎的游行队伍走到某个匿名公民的窗下时，他用大喇叭播放了欧盟的非官方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给内塔尼亚胡和同伴们携手共进这道令人作呕的景观添加了政治媚俗（political kitsch）的佐料。要知道，应为我们深陷其间的混乱承担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些领导人。尽管我绝对是个无神论者，但我觉得，即使在急于以和《沙尔利周刊》精神相当的淫荡性干预世事的上帝看来，这如此做派也实在淫荡得过分。就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站在周刊总部前面拥抱医生、周刊专栏作者帕特里克佩卢克斯（Patrick Pelloux）时，一只飞鸟把粪便排泄到奥朗德的右肩上，站在周围的周刊员工竭力控制那难以抑制的捧腹大笑。这是实在界对这个令人作呕的仪式所做的真正神圣的回应。
而且，实际上，真正的《沙尔利周刊》要摆出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在周刊的封面上发表一幅巨幅漫画，残酷和粗俗地嘲弄这个事件。画面上要有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拉夫罗夫和卡梅伦以及其他成双配对之人，让他们热情地拥抱和亲吻，同时让他们在背后磨刀霍霍。此外，法国近期发生的事件还有一个多数人似乎不曾注意的细节：不仅出现了上面写着我是沙尔利的贴纸和招贴，而且出现了上面写着我是警察的贴纸和招贴！这种在大型公众集会上表现出来的全国性团结，不仅是跨越所有种族团体、阶级和宗教的全体人民的团结，而且是人民与专司秩序与控制的武装力量（forces of order and control）的联合（或许这一点最为重要）。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法国在下列方面独一无二：警察是残酷笑话的永恒笑柄，在这些笑话中，他们被描绘为愚蠢和腐化之人。如今，在《沙尔利周刊》屠杀风平浪静之后，警察备受欢迎和赞美，被当成了发挥保护功能的母亲来拥抱。被拥抱的不仅有警察，还有特种部队（在1968年五月风暴时，有人对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怒吼，说它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党卫军）、秘密警察和整套国家安全机器。斯诺登或曼宁却在这个新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或者用雅克－阿兰米勒的话说：除了贫困不堪的阿拉伯或非裔青年，对警察的怨恨已经销声匿迹。在法国历史上，这无疑是前所未闻之事。在这个罕见的特殊时刻，人们在世界各地和法国偶然看到的，是保护民众，使之不受外部入侵的国防军对民众的感染。但是，有谁见过民众对专门进行内部镇压的武装力量充满爱心呢？因此，恐怖主义的威胁成功地做到了它本来无法做到的事情：以某种类似于法国民众版的、为民众欢呼的《爱国法案》之类的东西，使1968年的革命一代与其死敌实现了和解，使人民自觉地接受了监管。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巴黎的这些狂喜瞬间，当然展示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它们使人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敌，而敌人的迷人出场立即消除了所有的对立。所以，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瞬间把什么模糊掉了？把某些东西模糊掉，如此做派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当然，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谴责屠杀，把它视为对我们的自由的进攻。我们应该谴责屠杀，而不带任何隐含的告诫，说什么无论如何，《沙尔利周刊》还是过分刺激和羞辱了穆斯林。更加广泛的、发挥缓和作用的语境，我们应该拒绝提及。
有人说，攻击《沙尔利周刊》的那对兄弟，深受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做出的恐怖行径的刺激。好吧，即便如此，何以他们不攻击美国的某些军事设施，而是跟法国的一份讽刺漫画期刊过不去？有人说，在西方，穆斯林实际上是不被宽容和利用的少数族裔，但非洲黑人的处境还不如穆斯林，他们却没有参与爆炸和屠杀活动，这又该作何解释？如此提及复杂的背景，自有其问题。其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希特勒：他成功地利用了《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尽管如此，动用我们可以自行支配的一切手段抗击纳粹，是完全合理的。关键并不在于诱发恐怖主义行为的悲情的真与假，而在于作为对不公正做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政治－意识形态事业。所有这些都是不充分的。我们应该深思，而且这样的深思与下列做派无关：使罪行廉价地相对化，说什么我们西方人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可怕的大屠杀，我们这些罪犯有什么资格谴责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深思与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左翼（liberal Leftists）的病态恐惧害怕因为怀有伊斯兰恐惧症而内疚更无关系。在这些假左翼看来，对伊斯兰的批判，都要被视为西方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都要予以谴责。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遭到谴责，因为他不必要向穆斯林发起挑衅，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判他死刑的伊斯兰教令负责，等等。采取这种立场导致的结果，可在下列案例中见出：西方自由主义左翼越是深究这种内疚这里的内疚，即因为怀有伊斯兰恐惧症而内疚中的内疚。就越是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竭力隐藏自己对伊斯兰教仇恨的伪君子。这一兴奋丛（constellation）完美地复制了超我陷身其间的悖论：你越是满足大对体（the Other）提出的要求，就越是感到内疚。仿佛你越是宽容伊斯兰教，它施加于你的压力就越强大开篇就提出的优质问题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是前现代现象还是现代现象？如果你问一个俄罗斯的反共产主义者，哪一种传统是导致斯大林主义暴力行径的罪魁祸首，你会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某些人把斯大林主义（广而言之，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俄罗斯实施西式现代化的漫长历史的一页。这一传统即便不始于伊凡雷帝，也始于彼得大帝。某些人则归咎于俄罗斯的落后，归咎于一家独大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依前者之见，西式现代化的推进者残酷地打断了俄罗斯传统的有机生活，以国家恐怖行径取而代之；依后者之见，俄罗斯的悲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在没有民主传统的落后国家。这岂不类似于（到目前为止）以伊斯兰国为极端表现形式的宗教激进主义？有人认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反殖民主义的再次觉醒这一漫长历史的一页（一战后列强随意划出的国界线正在被重划），同时还是反对全球资本破坏国家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使人如此惶恐不安的，却是伊斯兰国政权的另一个特征：伊斯兰国的公开声明表明，国家权力的首要使命并非调整民众的福利（卫生保健和战胜饥饿）；真正重要的是宗教生活，是要所有的公共生活遵守宗教律令。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或多或少，伊斯兰国总是对它治下的人道主义灾祸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他们的格言是：呵护宗教，福利自然会好。把下列两者割裂开来的鸿沟就出现在这个格言中：一者是伊斯兰国信奉的权力概念，一者是西方用以管理生命的生命权力（biopower）概念。伊斯兰国的当权者彻底拒绝生命权力概念。这使得伊斯兰国成了单纯的前现代现象？成了使历史进步的时钟倒转的绝望努力？这里的反讽在于，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通常在以法国大革命为化身的社会世俗化中发现了西方的错误转向，我们还是能够争辩说，就其组织形式而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未生活在中世纪，他们是现代西方哲学塑造出来的。
想要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暴力的来源，必须审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印度巴基斯坦思想家艾布艾阿拉马杜迪（Abul Ala Maududi）看来，作为伊斯兰国这个当代术语的起因，法国大革命展示了这样的希望：把国家建立在一套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族或国民之上。在马杜迪看来，在法国，这种潜能已经凋零。它的丰功伟绩必须要等到一个伊斯兰国的出现，才能彰显出来。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国家创造了自己的公民。任何东西都不允许出现在公民与国家之间。与共同体、民族或历史分割开来的这个普遍公民（普遍的公民），处于马杜迪有关伊斯兰公民（citizenship in Islam）的愿景的核心地带。如果说伊斯兰国具有深刻的现代根源，那么它的暴力亦复如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不仅杀戮，他们还致力于羞辱，如同我们在上周看到的那样：在把叙利亚预备役人员押往他们的死地时，只让他们身穿内裤。尽管这个评论有其真实性，但它的基本论点问题重重。它过于接近西方人所做的在政治上正确的自责如果第三世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不管怎么说也是（新）殖民主义导致的结果。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把伊斯兰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是纯粹形式性的。这无异于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把它们视为同一个极权主义的两个版本。一套表面相似的极端压迫性措施，不仅模糊了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意识形态内容，而且模糊了压迫性措施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比如，在纳粹主义中，并不存在与前苏联肃反运动类似的东西。在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时，不应依靠前现代的传统，不应依赖对前现代特定生活方式的防御。这么说的理由很简单：如此这般重返前现代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全球化已经影响了抵抗全球化的形式。那些因为传统面临全球化威胁而反对全球化的人，都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形式来反对全球化的，也已经说着现代性之语言（language of modernity）。他们使用的语言的内容可能是古代的，形式却是超现代性的（ultramodern）。
精彩书摘
NO.8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读者希望从你的共产主义概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们可能已经感到失望。我也相信，世俗左翼的义务不仅在于为意识形态而战，而且在于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你曾经引用列宁有关贝克特式最佳结局的谈话。正如你在引用列宁的话时所言，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会带来巨大的问题。你曾经提到，实际上，如今资本主义无法迈过的难关是，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以替代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真的无法预想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何者会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选项？你如何描述新型的美好社会？关于未来，你是怎么想的？你渴望得到怎样的社会？
齐泽克：如果你问我，我们的未来会如何，那么，我设想的社会样式是这样的：你是否看过特瑞吉列姆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1940～ ），出生于美国的英国剧作家、电影导演、动画设计师和演员，迄今为止执导过12部故事片。1968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执导的精彩影片《巴西》《巴西》（Brazil），又译《妙想天开》、《异想天开》，上映于1985年。本片内容跟巴西毫无关系，它讲的是有关未来英国的故事。未来的英国是官僚独裁之地，管道遍地，办事繁琐，官僚作风严重。因为一个意外的错误，一个无辜者被捕并被害。主角是政府大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碰巧发现了这个错误，由于良心发现，尽力纠正错误，结果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
它上映于近乎30年前，但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一部疯狂到家的喜剧，展示了未来英国的面貌。未来的英国虽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却不乏隐秘的享乐主义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庄严肃穆的威权式的（authoritarian），而是大权在握的格劳乔马克斯式的。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迈出的第一步，岂不接近于此？而且，在某些国家，在私人生活层面，没人关心你私下里获得的变态快感，只要别招惹政治，即告万事大吉。它不再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动员。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其局限，我们需要采取步调一致的大型社会行动。否则，我们未来必将类似于电影《巴西》中的情形。我觉得，在规训秩序（disciplined order）的范围内，新威权主义将不同于旧威权主义，但它将导致怪异社会（strange society）的出现。在这样的怪异社会中，在消费主义和私人生活的层面上，你将获得全部的性自由，获得你想获得的一切。与此同时，你将拥有某种非政治化的秩序（depoliticized order）。这个想法很可怕。那么，我们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在共同感、共同方式的语境下，共有物的另一个意义至关重要。这是我为什么喜欢令人震惊，告诉他们说，我支持威权价值观念（authoritarian values）的原因。
支持威权价值观念，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妨举例说明之。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那里，你不得不与人争辩，强奸妇女是不对的。这很淫荡。连这样的价值观念都需要大肆争辩，这是怎样的社会？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在那里，毫无疑问，强奸绝对被视为令人恶心和发疯的事情。这道理同样适用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对某个社会的伦理状态的权衡，不依赖于某些被人争辩的事情，而依赖于某些被视为不成文的规定而被全然接受的事情。比如，在欧洲，你看不到不许随地吐痰、不要丢弃食物之类的标语。我并非在高高在上地蔑视他人，我只是听说，在个别国家，真有这样的标语。但是在欧洲，人们不经思索就能理解。你根本不需要把它写到墙上。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伦理标准。这标准不是明确禁止或允许的东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而又毋须提及的东西。如果你看欧洲，不难发现，标准正在急剧降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三十年前被视为无法接受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认可。比如，二三十年前，让极端右翼执掌政权，这个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极端右翼已被革出教门。所有小型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如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莫不如此。我们不搭理他们。我们身处民主社会，所以我们宽容他们。但要让他们执掌政权，那绝无可能。但这原则已经轰然倒塌。你现在在奥地利和别的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突然成了值得尊敬的人。我们是这样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到目前为止，在欧洲达成的共识是，法西斯主义是个坏东西。但是现在，你必须为此展开论争。而且，如同我断言的那样，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种族主义也会越来越多地引起论争。甚至在埃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西方会越来越多地被迫放弃民主制度，即使我们必须坚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这样说会变得越来越时髦：是的，民主制度。但你不能直接实施民主制度，有些人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以色列已在公开这样说：我们支持穆巴拉克，因为埃及人还不够成熟，无法在那里实施民主制度。但这岂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次革命本身证明，埃及人渴望民主制度。我真的觉得，我们正在迈入具有潜在危险的混乱时代。我认认真真看到的，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新威权社会。我不喜欢许多人宣称：啊！这是新法西斯主义！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因为我要表达某种新东西。我甚至不喜欢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时就像在说某种精密之物，但他们全部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他们缺乏分析。
有人把如今发生在匈牙利的事情描述为法西斯主义。他们在这样做时，不过是在说：我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事情，它们只是令我想起六七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这可不好。我觉得，世界如今正在寻求真正的替代性选择。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吗？在那里，你要么选择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要么选择亚洲新加坡式的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令我提心吊胆的是，借助于这种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我们会得到远比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高效和活跃的资本主义。但我并不认同我的自由派朋友怀抱的希望。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经寿终正寝。华尔街给我提供的教益是，有了真正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拥有不同的社会。真正的乌托邦只是事物实际的样子，实际事物会无限期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我敢断定，我们就要做出某些艰难的决定。如果无所事事，那我们显然会进入新的威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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