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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正午》第四期，延续了前三期的基调，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惊心动魄。
2．
特写：独立音乐史上的李志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3．
个人史：黄觉的青春回忆那个年代有一部电影叫《猜火车》，所有的文艺青年就把自己的生活往那种形式上去套。如果回头再选的话，我觉得，青春必须得这么过吧。不这么过的话不亏得慌？
该青春的时候青春，该中产的时候中产，我觉得*好的安排就是这样的。
4．
访谈：上海滩的暧昧与不响金宇澄和小转铃围绕《繁花》一书，谈文学，谈上海，以及上海的男女关系。
5．
随笔：在棚户区在北京基础设施改造、城市空间重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们没有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命运做出决定的资格，对大的命运大抵是少可作为
6．
视觉：探索北京鬼市凌晨3点，我们到达北*五环，去拍摄鬼市。逛鬼市的人带着轻微的雀跃感，某种幻想在这里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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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正午》系列的第四本，精选自界面新闻旗下的非虚构平台正午。
特写栏目，本期推荐叶三写的李志小传。《盲女毒枭》说的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件。此外，还有一则非常清新好看的鸟类故事，北京的雨燕。
在随笔栏目，推荐淡豹的《在棚户区》。我们到底有没有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命运做出决定的资格？正午的老朋友袁凌带来一篇《乡村命案》，跟着他镜头式的语言去探索一起似乎很平常的杀人案。此外，正午的记者罗洁琪写了她的逃霾故事。
本期正午的访谈非常精彩。我们请小转铃和金宇澄围绕《繁花》一书，谈文学，谈上海，以及上海的男女关系。
个人史其实是口述史，挖掘那些被埋没却值得纪念的回忆。我们让黄觉回忆了他的青春年代，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记忆。此外，我们也以一篇郭川的口述史，纪念他的航海故事。
在视觉栏目，正午的图片编辑朱墨带我们去探索北京的鬼市。逛鬼市的人，都带着轻微的雀跃感，某种幻想在那里会得到满足。本书是《正午》系列的第四本，精选自界面新闻旗下的非虚构平台正午。
特写栏目，本期推荐叶三写的李志小传。《盲女毒枭》说的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件。此外，还有一则非常清新好看的鸟类故事，北京的雨燕。
在随笔栏目，推荐淡豹的《在棚户区》。我们到底有没有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命运做出决定的资格？正午的老朋友袁凌带来一篇《乡村命案》，跟着他镜头式的语言去探索一起似乎很平常的杀人案。此外，正午的记者罗洁琪写了她的逃霾故事。
本期正午的访谈非常精彩。我们请小转铃和金宇澄围绕《繁花》一书，谈文学，谈上海，以及上海的男女关系。
个人史其实是口述史，挖掘那些被埋没却值得纪念的回忆。我们让黄觉回忆了他的青春年代，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记忆。此外，我们也以一篇郭川的口述史，纪念他的航海故事。
在视觉栏目，正午的图片编辑朱墨带我们去探索北京的鬼市。逛鬼市的人，都带着轻微的雀跃感，某种幻想在那里会得到满足。
*后，是非常长非常长的长故事。本期的两篇长故事由正午两位记者贡献，分别是李纯的《火星招待所》以及张莹莹的《老邬想建一座油坊》，前者写了一帮诗人，后者写了长江边一位想做电商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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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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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界面新闻子品牌，致力于打造原创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我们希望能避开热点和新闻头条，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正午创建于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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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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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盲女毒枭
北京的雨燕飞走了
随笔
在棚户区
乡村命案
我的逃霾故事
视觉
鬼市
访谈
金宇澄：金老师吃了五支香烟
个人史
郭川：海上138天
翟永明谈文脉
向京：抽向人性的皮鞭
黄觉：我的黎明骊歌
长故事
火星招待所
老邬想建一座油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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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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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个执拗的低音
文|郭玉洁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文摘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逼，那么干净的。
李志
城市像是一座森林，如果从一个作者的眼光来看，不是从道学家、所谓某种知识分子的眼光分析这个社会，等于一个小动物进入森林，根本看不清楚。譬如说，办公室一男一女挺融洽的，下了班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作家要代入进去，虚构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人，很多虚构因此很可笑。
金宇澄
现代艺术家，我们谁敢用维特根斯坦那样一个毋庸置疑的口气说艺术是一种永恒的方式？我们根本不可能给出这样的定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片断的，短暂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辛迪舍曼有一些东西肯定具备所谓的艺术价值，也就是关乎我们本性的东西，人和世界的关系。未来在回望这个时代的时候，她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图像标本。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品是能劈开时间的。
向京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
黄觉
黄觉：我的黎明骊歌
口述_黄觉 采访_叶三
一
1993年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一个骨肉皮。其实我来北京最基本的动机，是在家乡感知了摇滚。那时候，我们跳舞的都是去深圳，没有去北京的，因为深圳挣钱。但我来了北京。
在北京待了六年多，我基本上一直在跳舞，后来还做模特硬照和走台模特。那时候我大概是全北京、全中国最矮的模特。
最早，我帮新丝路演艺界模特大赛跳开场舞，跳着跳着就跟那些艺人联系上了。模特不是特高吗？有一次某个意大利品牌来中国做时装发布会，他们觉得中国人矮，就拿了一些一米八几的衣服，那帮模特都穿不进去，新丝路一拍脑袋就把我们这帮跳舞的拽来，全穿上走了一遭。走了第一次就一直走了好几年。
那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几千块钱。1997年开始，我搬到了望京，之前都是合租，后来慢慢长大，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了。我找到南湖东园的一居室，月租1300，自己将将能够。
我家一室一厅，大概60平米，但是顶特别高，还有一个阳台，看起来属于特别年轻人生活理念的一个空间。我自己刷墙，调色不小心调成了香芋冰激凌的颜色，于是我的墙壁是香芋色，我的门、沙发，和别的所有的东西全是蓝色。当时老狼在我旁边租了一个两居室，问我刷什么颜色，我说橘黄，他就刷了。他屋里有一盏灯是红纸糊的，晚上一开灯，墙就不是橘黄，是红色。我们从楼下往上看，他家是一间红屋子。这屋子待不下去，在家里老想出去。于是三天之后他又刷成了白色。
那时候望京特别偏，边上就是田野。朋友们来找我玩，觉得不错，慢慢就全都搬过来了，最早的是岳浩昆、陈小虎、窦唯、陈劲、老狼，全是做音乐的人。我来北京的梦想那时候就已经达成了，其实我就想离这帮人近一点。
老狼我从来不提他是哥。我们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照眼，互相绕着圈，谁都不忿谁那种。我最早帮潘劲东伴舞，潘劲东跟老狼是同一拨，全是94新生代，都是一首歌走遍天下。第一印象很糟糕，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走穴的，虽然我也好不到哪去，我是跑歌厅的。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汽车里听广播，他做嘉宾聊音乐，我喜欢Suede，现在放一首Trash他比很多摇滚青年都有文化，要排除这些成见跟他坐一块儿聊天，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醒，然后就开始约饭，再看看谁家有空，去谁家糗会儿，晚上看哪儿有地儿混。其实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在玩些啥。比如朋友们说来家里排练，可能几个人中午吃个饭，到我家里打开电视，看电视看一下午，这一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几个人跑到望京公园，钓金鱼钓一下午，放风筝放一下午，打牌打一天。那里算是一个北京亚文化地带。最有钱的就是老狼了，他有一辆捷达王，基本上都是他买单，我就是他的一个食客，到现在我还欠他几千块钱没还。
当时我还有一个闲职。凯宾斯基对面有一个日本餐馆叫三四郎，有个社会大哥要情调一把，在那里开了一个两层的酒吧，酒吧叫泡沫红茶，顺带卖珍珠奶茶。也不知道他倒了什么霉找到我当经理，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据点，一帮人经常在那里混到天亮。
也有时候，我睁开眼就做音乐。那时候做音乐完全没有目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自己愿意听的电子音乐。器材都是从别人那里顺来的。当时冯小波在黑豹，还挺有钱的，他去日本演出，买回来一堆设备，我看见他的罗兰505，说，这个不错，就扛回家。采样、键盘全是黄小茂的，我一分钱没花。我那时候设备可多了，堆满地，一整个家全是。只有一台电脑是自己赊账买的。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
二
年轻的时候我有那种优越感，就是恋爱不会受伤害，一般都是让别人受伤害。就算当时觉得是失恋，后面想想不是失恋，是失面子。
有一次我跟高原两个人走在三里屯。三里屯一条街，一边是酒吧，另一边是面摊。走到一个酒吧，一个女孩在那儿吃东西，我就跟高原说，这女孩不错，你要是帮我把电话号码给那个女孩，我就请你吃Jazz YaJazz Ya那时候挺高级的。高原二话不说赶紧写了塞过去，然后我们就直接去Jazz Ya吃饭，刚坐下那女孩电话就来了。
那是个上海女孩，在北京自己一个人住，特别神秘。她很快就跟我们混在了一块儿。我被那个女孩的魅力吸引，迅速就爱上了。因为她跟我们这群人完全不一样，她特别活泼，特别阳光，特别有能量。她拉我们一帮很颓的人去打网球，晚上又跟我们一起去酒吧，还可以上去弹钢琴。我觉得这女孩太棒了。
我是以一种热恋的状态扑身到这女孩身上，结果她特别决绝地把我给挡开了。后来，我发现她迅速地占据了我的生活圈，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我被慢慢地边缘化，她变成了我朋友圈的主人。突然间，我就觉得失恋了。这一下让我体会到了女孩的那种bitch，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没办法跟我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婊，我没办法撒这个娇。每天，我自己躲在一居室里疗伤，枯坐着等到天亮。高原每天玩到天亮回家，看到我灯还亮着，打电话说，黄觉你没事吧？我说没事。
这样的事儿让我怀疑自己。我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糟糕？变成了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我经常脚踩两三只船，但自己又不是这块料，发email都会发错人。我解决不好这样的事情，但又不可能专心致志，没办法。后来我发现荷尔蒙可能会蒙蔽自己，觉得年轻就应该这样。
那时候我二十六七岁，没有父母年迈的压力，也没有被传统价值观说服。每天换不同的场合，晚上出去社交厮混到天亮，那种莫名其妙的日子，我觉得会是一辈子的事。我没法想象用另外一种状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这种状态中有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的人，他们也是这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不然这帮老头儿怎么解释？
当时作为一个模特，我已经偏大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家里做音乐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天打开电脑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不做音乐的话什么都不能做。摇滚挺害人的。当时陈劲住我隔壁，有时我出门，都走到楼下了，发现没有打车钱，整个院里就陈劲和我在，老狼等那些有钱人都在外地走穴。我打个电话给陈劲说，大劲有100块钱么，扔下来给我，然后陈劲说没有。
后来想想，二十六七岁正是人最彷徨的时候，没工作，没未来，什么都没有，快到三十岁，也不敢像二十出头时那么狂妄了。最深刻的是，当时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情绪崩溃。那些人在我眼里是特别优秀的，而且是性格特别好的人。他们没路可走了，我再往前走的话也会像他们一样。当时感觉特别恐怖，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心里说我不想，但是深处其中，没法改变。当时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
三
2001年的一天，我打开电脑看着自己做的音乐，发现做了一大堆也没人听，全都是自己听。我很焦虑，已经没人找我做模特了。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李少红的副导演打来的。我只是在周迅嘴巴里听过李少红这个人，知道她是导演，不知道她拍过什么，但是我觉得有工作了。
我去北影试镜，人家跟我聊了一会儿就让我走了，回到家过了半小时，电话再来，说你再过来一趟吧，我又去了。叶锦添觉得我还不错，他们那部电影挺着急的，就是《恋爱中的宝贝》。
去第三次的时候，制片主任跟我说：可能会选你了，我们谈一下片酬的事吧。我想了半天说，10万。那制片主任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写着傻逼。他说你要知道你面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这将会改变你以后的人生，10万你开玩笑吗？我说那多少钱？你自己再报。我想，当时一台最贵的手提电脑两万多，我就报三万，然后所有的打车票你都给我报了。行。
到杀青的时候，我交了一摞打车票。当时其实就是咬着牙把这个事干了。
《恋爱中的宝贝》180度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我想，我买了手提电脑就很高级，万一以后拍戏，我去哪儿都可以做音乐了。但是那之后，我再也没做过音乐。生活状态完全变了。拍戏跟下矿是一样的，完全是体力活，我没办法把自己切换到做音乐的状态。
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李少红那个公司把我给签了。很巧合有一个朋友的戏，他说，黄觉是一个演员了，让他演吧。于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演戏演到现在，基本上没停过。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意识到做演员生活会变成这样，无休止地一直在剧组里。拍到一两年的时候，我恐慌了，不会以后全是这样了吧？以前做模特拍一个广告，在棚里待到半夜十一二点，心想怎么还不完，外面夜生活已经开始了，该热闹的地儿都热闹起来了，我还在一个旮旯里待着，又冷又饿的。做模特的时候一个月有这么一两天已经不能忍了，做演员之后每一天都是这样。朋友们还是会给我打电话：黄觉你在哪儿？背景是熟悉的喧闹，这世界的声音一直在。我说还拍着呢，或者我在外地呢。慢慢地，朋友就不张罗我了。一脑袋扎进去几个月，也就这么过了。
但我没想过退出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都有通告，几点起，要干嘛，工作量是多少，这都非常具体。相对之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班儿逼还班儿逼的生活，这应该就是我要的。
拍戏第一年，我就脱离了以前那种生活状态。
到2002、2003年，老狼说，黄觉看到什么都想买。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我拿了3万块钱；拍完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同时接了广告，当时片酬二三十万，我要现金。现金就是要看的。拿着现金，我又去青岛拍一个电影，到青岛第一天就打车去吃宵夜，自己点了一只龙虾。
其实我不想吃龙虾，也不想看现金，就是突然间回到主流世界之后想要这种形式感。有段时间，我戴着大金链子，去苏州买了一个大翡翠戒面的金镏子戴着，想象着一只戴着金镏子的手揉着文艺女青年的胸。那种扭曲，就是对过往生活的摧残。
到现在我其实都很难适应演戏，演戏这个职业跟我性格差距很大。我在剧组里面适应了怎么跟每个部门配合，在娴熟中产生乐趣我是有，但是对这职业本身，我还是挺抗拒的。
老狼应该算是当时我身边最早火的一个，当年《同桌的你》算国歌了，全中国都在唱。以前我跟老狼出去，老狼说，我做一个采访，我聊两句，我签一个名，后来这些事情也转移到我身上。这种情况因为经历太多，早成了常态。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有钱的朋友，到现在他还是我们没法企及的。他在秦老胡同有一整套院，他把里面的内装全都拆了，把另外一套四合院的内装再装上去。他在郊外还有一个十亩大的院子，亭台楼阁的。他只要喜欢什么就不计成本，他对钱是没概念的。那时候我就知道物质到了顶端是什么样。
所以对名利，我们都见过最大化是什么样。我没有特别强的对名利的野心，更多还是形而上的要求。
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我还住在望京，换了另外一个地儿，月租3000块的一居室。住了一年又搬到了工体附近，月租4500。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买房子，没想过跟父母住一块儿，也没想过学开车。我想住一辈子酒店、宾馆。后来，我的东西全放在朋友家里，实在太多了，又想到父母来北京要有地方住，就买了房子。买了第一套房子，我自觉生活方式变了。当时付了首付，还要还贷款。我就觉得五十多万怎么还？没法想象，但是艰难地迈出了这一步。
我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到了一定年龄，我会很在意父母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要回馈。
以前的朋友，我们现在联系得不多了。我在前一段情感经历就开始走入家庭生活，过日子。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儿对我影响也不大。就算没孩子，估计也是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待着不出去。购物的仪式感现在没有了，三四年前淘宝就跟我没关系了，从去年开始网购、代购也跟我没关系，平时现实生活中我也不花钱。
那天一个朋友拉着我说要去一个夜店，说半天，那名字我没听过。我说在哪儿？灯笼。我说灯笼在哪？你就往纯K走吧，到那儿我再告诉你。那一片儿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模糊的地方。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那种地儿都如数家珍。
那个年代有一部电影叫《猜火车》，所有的文艺青年就把自己的生活往那种形式上去套。如果回头再选的话，我觉得，青春必须得这么过吧。不这么过的话不亏得慌？该青春的时候青春，该中产的时候中产，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就是这样的。
在国外，很多人会一辈子颓下去，因为国外有一个很好的社保机制。比如我决定做一个艺术家了，颓是一个基调，这个我认了，再怎么颓我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我不会因为做艺术家被人歧视，大家会理解这份颓。我觉得在中国不行，尤其是现阶段，没有太多人强大到那个地步。
到现在，我也会想念过去那段生活，至少它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一个阶段。我会想念里面好的部分，就像一个酒鬼肯定会想念酒精。但是我知道那种生活，酒精会让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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