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考》 - 弗雷德里克·格霍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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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福柯考

書城自編碼： 298438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弗雷德里克·格霍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60130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4-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240页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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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为什么福柯要撰写一部关于疯狂的历史？
为什么福柯会提出“人之死”？
为什么在福柯眼中，现代社会弥漫着毛细血管般的权力？
为什么福柯在临终前，又重新阅读起柏拉图对话录？
为什么福柯时至今日仍然令人着迷？
弗雷德里克格霍的《福柯考》，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上佳引导。在本书中，身为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整理人之一的格霍，不仅系统地考察了《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作品，还精准地指出在这些看似散乱的作品背后，究竟是何种动机、何种问题在主导着福柯思考的推进。最终，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福柯形象，是一位勇于行动、勇于思考的“说真话之人”
1、在法国历经多次重版的福柯思想导读，经典之作。
2、以知识、权力与主体这三个主题，清晰地勾勒出了福柯复杂跳跃的思想历程。
3、本导论除了有福柯经典作品的导读，还包括对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的精当概述。

內容簡介：

福柯思想迷宫的向导！“轻与重”文丛精装！
《福柯考》是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福柯法兰西讲座稿整理人之一的弗雷德里克?格霍所撰写的一本福柯导论。在这本书中，作者系统性地考察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作品，并且参阅历大量福柯晚期讲课记录稿，条理清晰地将福柯的思想演进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文科学考古学时期、权力与治理术分析时期，以及主体化之实践时期。另外，附录辑入了作者撰写的两篇论文，分别关于福柯1983年课程中康德启蒙观的分析，以及1984年课程中对生命技艺的探讨。

關於作者：

作者弗雷德里克·格霍（Frédéric Gros），巴黎政治大学教授，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讲稿整理人之一，主要负责《主体解释学》《主体性与真理》《对自我与他人的治理》《说真话的勇气》等讲座。同时还著有《安全的原则》《暴力状态：论战争的终结》《行走，一堂哲学课》等作品。

译者何乏笔（Fabian Heubel），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杨凯麟，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领域研究所教授
译者龚卓军，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副教授

译序
福柯传略
第1章人文科学考古学
一疯狂与死亡
1. 疯狂史
2. 医学凝视的考古学
二文学经验
1. 作品的缺席
2. 雷蒙卢塞尔
三话语分析
1. 知识的匿名网络
2. 人之死
3. 人文科学
4. 一段论战史
5. 话语的实践

第二章权力与治理性
一知识的意志
1. 话语的限制程序
2. 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的知识意志
3. 古希腊的司法实践
4. 调查在西方的诞生
二规训社会
1. 惩罚的技术
2. 监狱之谜
3. 身体的政治包围
4. 规范化
5. 全景敞视主义
6. 规训社会与资本主义
7. 监狱与虞犯行为
三权力与法律
1. 民族战争
2. 性特质装置
四治理性与说真话作用
1. 人口的治理性
2. 个体的治理性

第三章主体化的实践
一晚期福柯之谜
1. 主体的回归？
2. 何谓启蒙？
二快感的使用
1. 经验问题化的历史
2. 快感及主宰
3. 快感的婚姻化
三自我的关注
四真理的勇气
1. 政治的parrhesia：说真话与民主
2. 犬儒主义或引起争议的真理

结语

附录
法汉术语对照

內容試閱：

译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格霍(是法国年轻一辈福柯研究者的重要代表。他对福柯思想的许多面向，包括从早期到晚期，都进行了专门的探索。此外，他也长期投入到晚期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整理和编辑的工作中。本书全面考察福柯思想的发展，并依据福柯自己在晚年时所提及之三轴心说，而区分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部分。因此，本书除了有关福柯生平的概述及结语外，另有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权力与治理性及主体化的实践等三部分。
本书的主要特征是给予此三领域同等的份量和讨论空间，因而能描绘出福柯思想相当完整和平衡的图像。在翻译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惊讶于格霍教授能如此亦简明亦精准地传达福柯思想的诸种面向。因此本书相当适合作为各类读者踏入福柯理论的导读。然而难以避免的是，许多在法文原文中对读者并非造成困难的概念或句子，在转化成汉字后，便显得笨拙而难读了，因此，必须补充有关翻译问题的简单说明。
在汉语领域中，福柯的讨论曾受限于“后现代”的流行风潮。流行的特质所引起的结果是：几年福柯热之后，福柯思想的汉语转化几无产生深层的研究积累，亦无解开另类思考的力量，因此也难以使翻译质量具突破性的提升。福柯在1984年过世以后，已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中的经典作家。我们认为，在当代汉语哲学的远景下，当今之务乃在于进行福柯哲学的严谨检验和原创转化。在此脉络下，翻译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将本书的翻译视为在使福柯翻译迈入更为成熟、精准且具丰富涵义之途的习练工作。针对某些词汇，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然而直到本书付梓前夕，仍无法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结果。翻译不可能是“正确”的，反而是一种无限开放的过程。尽管如此，翻译的精确度与丰富性可透过深入讨论来加以增强，并藉此深化汉语福柯研究的无穷可能。

导言
福柯传略（节选）
卓越知识分子的必经之途
1946年7月，福柯获得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许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所学校校风卓著。一场因缘际会的哲学口试，让福柯与乔治·康吉拉姆初度邂逅。此后四年，福柯便往来于乌尔姆街之间。当彼光复解放时期，美国的文化模式开始风行全国上下。然而，如此新潮的存在之风却开启了福柯道德苦恼的生活。他的同性情欲特质成为内在冲突的痛苦之源。战后的法国充斥着道貌岸然的清教徒风气。福柯满腔愤世嫉俗、不满社会之情。1948年曾试图自杀未果。他被分配到学院诊疗所里一间单独的房间，同时他在圣安妮医院固定约诊，与德雷教授进行咨商。1950年左右，由于酒瘾问题让他开始接受快速戒断心理治疗。同时，他也展开了与某些同学间的坚实友谊：布迪厄（P. Bourdieu）、韦纳（P. Veyne）、帕斯隆（J.C. Passeron）、潘贵（M. Pinguet）等等。他又与哲学课老师阿尔都塞（L. Althusser）结为知交，由于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在1950年加入了共产党（一直持续到1952年10月）。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威望与魅力俱佳：它乃是甘冒枪决威胁进行反抗运动之党。
但当时也是福柯勤奋向学的年代，他跟随梅洛庞蒂与波弗黑的课程，航行于这两位战后哲学巨擘的航道之间：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试图于两者之间折中调和。1948年爆发了李森科事件（affaire Lyssenko）：政治上的选择，围绕着科学问题运作。资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之分，似乎无须明证即可成立。福柯大量啃噬着黑格尔（他的哲学论文讨论黑格尔）、胡塞尔（Husserl）、马克思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作品，同时不忘浸润于文学世界（萨德［Sade］、卡夫卡、惹内［Genet］等等）。1947年他取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并在1951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1次的失败引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由于福柯加入共产党才不通过），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含了伊波利特与康吉拉姆。
1952到1955年的福柯已结束学生生活，在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辅导老师以及里耳（Lille）大学心理学助理。就他自己这方面来说，透过波利策（G. Politzer）的书写传统，他这时仍对精神分析抱持高度质疑。这段时间，他从尼采的著作以及阅读贝克特（S. Beckett）、巴塔耶（G. Bataille）、布朗肖（M. Blanchot）、克罗索斯基（P. Klossowski）与夏尔的作品中得到感动与启发。同时，福柯越来越勤于接触精神医疗的环境。他在1952年获得了心理病理学的文凭，紧接着在1953年拿到了实验心理学文凭。但重要的是他与德雷教授的频繁接触，参与了最早期的精神抑制药物革命。拉康（Lacan）在圣安妮医院举行的讲座，他出席了一段时间；他曾与韦贺多（J. Verdeaux）一起造访宾史万格（L. Binswanger）（这趟旅行他还参加了精神科医师库恩［R. Kuhn］筹办的疯人嘉年华），也曾为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的图版进行诠释工作。他的第1本小书，出版于1954年4月，标题为《心理疾病与人格》，全书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福柯不再脆弱如以往，并于1953年5月开始与音乐家巴哈盖展开恋情，这段关系在他前往瑞典之后告终。

巴黎知识分子
1961年5月，福柯在索邦大学为其关于疯狂的论文进行答辩。这次答辩的时间紧跟着《疯狂与无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初步引发的批评显得审慎，但却个个名号响亮、大有来头：巴特、布朗肖、蒙笃（R. Mandrou）、布劳岱（F. Braudel）（以及稍后的塞荷［M. Serres］）都认为《疯狂史》是一本伟大的书（过了一些年，此书才在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重新编辑后改以这个标题出版）。福柯紧接着又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1963），但他的兴致似乎更集中在文学方面。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多篇论文，讨论巴塔耶、克罗索斯基、拉波特（A. Laporte）、荷尔德林、布朗肖。他参与了和“原样派”（Tel Quel）的论战。在担任《批判》（Critique）期刊编辑顾问期间，他开始写作《雷蒙·卢塞尔》（Raymond Roussel），并且对绘画产生高度兴趣，重读尼采，并因此与吉尔·德勒兹（G. Deleuze）结为朋友。因此，这几年可以说充满了密集的活动与书写。透过一些短暂停留在突尼斯的机会，他与德费得以重逢，并让他稍事休息。但他似乎马上又全心全力投入一本“讨论符号的书”的撰写工作：这便是1966年4月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这本宣告“人之死”的书所获得的立即成功，将福柯推上结构主义者行列的第1线。论战开启，反对福柯的队伍中，后来混杂着左派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与存在主义者，他们不约而同指控福柯为反动的反人文主义、虚无的政治不参与者。

南方国度
福柯饱受成名之苦，对自己所引发的狂热感到害怕，遂决定前往突尼斯安顿下来，以便在那儿教授哲学，这是他第1次教哲学。他在突尼斯待了两年（1966年9月到1968年9月），趁此机会，他写出了《知识考古学》，一本关于方法的书，因其理论上的枯燥而让人却步。不过，这个机会也让福柯得以衡量权力的相关问题。1967年6月，缘于“六日战争”而引发的暴力示威在突尼斯举行，导致一些犹太商人遭受恶意攻击。突尼斯大学变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方。福柯支持学生参加战斗，并开始阅读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后来进一步扩及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相关的美国文本。另一方面，突尼斯对他而言也是地中海与充满阳光的经验，就好像他在响应尼采重新变回希腊人的指令。
福柯现身于巴黎1968年5月学运时，一闪而逝，这种做法对莫利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而言无异于《词与物》之政治学例示。然而，福柯从来没有空头的革命愿望或对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表达，但从他早期作品的连续指向来看，他对于争议性意见的表达却总是多样的和坚定的。
当时，为了因应各方纷至沓来的要求与平抚思变的沸腾人心，法国准备在万塞讷（Vincennes）地方着手设立一所实验性质的新大学。福柯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任命的动作首度确认了他的左派声誉。从1969年元月起，这所大学对抗着保安命令的强制，此命令企图阻止在放映68年5月学运的相关电影时所进行的示威活动。最后，在相关学程规划好之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政府于1970年元月拒绝同意国家授权给万塞讷哲学系的认证。但福柯在此时无疑已厌倦了这种种纷扰，转而考虑着一项法兰西学院的提名可能性，维也曼（J. Vuillemin）可以担任这项提名的提名者。福柯的生涯此时已开始向国际扩展（3月受到美国邀请，9月赴日本），同时获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1970年12月2日展开就职课程（《话语的秩序》）。爱瓦德（F. Ewald）稍后成为他的助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其课程，直到他死前两个月。法兰西学院的教学结构可以确保他有听众，而非学生。

政治上的再发现
1970年代的确是人心沸腾的年代。福柯声名鹊起之余，研究方向亦随之变化多端，同时他也进行各种旅游讲学，投入各式各样的活动。1975年他出版了《规训与惩罚》，来年再出版《知识的意志》。
我们可以将这视为围绕着监狱的第1轮旋风。出于德费（D.Defert）的想法，福柯在1971年2月宣布创立一个监狱信息团体，主要目标并不是要生产关于监狱的理论，而是要收集囚犯的相关经验，让他们可以发言，表达其具体要求并藉此汇整报道他们的生活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对监狱问题的这种敏感，可以广泛解释为缘于政治方面的大量逮捕行动（特别是德费所参与的“无产阶级左翼”遭禁）。监狱信息团体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目标是揭发各式各样造成服监者日常痛苦的难堪、羞辱、禁制与训斥。囚犯在稍后拥有了在囚室听广播与阅报的权利，这显然是监狱信息团体的胜利。但政府对这项成功却忧心忡忡。两名囚犯劫持了一名监管员与一名护士当人质，并在慌乱中杀害了他们（1971年9月的毕飞［Buffet］与朋董［Bontemps］事件）。1971年冬天到1972年（在南锡［Nancy］与图尔［Toul］）发生了多起监狱暴动。人们指责监狱信息团体（GIP）是这些危险骚动的始作俑者。福柯看了一位医学中心的精神科医师（艾迪斯·侯日［Edith Rose］医师）所做的令人不忍卒读的报告，该报告描述了对犯人施虐的情况；他还探访了美国的阿提卡（Attica）监狱。不久，由于屈服于整个被受监者所控制的表达结构，监狱信息团体（GIP）决定解散。福柯的政治介入继续指向反对种族主义的行为。1971年10月27日，杰拉利·班·阿里在古得多区被一名大楼守卫谋杀，这起事件立即引发暴乱。福柯对这件谋杀案表达抗议，并在惹内与萨特的陪同下进行示威。他与克罗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等人推动了杰拉利委员会。1972年12月16日，一位移民劳工默罕莫德·狄埃布尔（Mohammed Diab）在凡尔赛镇的一个派出所中遭到谋杀。由于惹内、莫里亚克与福柯所组织的示威引发争议，他们在保安令的强制下遭到粗暴对待，并在拘留室里度过了半个晚上。但是，福柯的政治介入更广泛地指向所有不正当行为，那些政府藉安全之名以行之，以及所有随即被漂白的警察滥权行为：记者亚伦·尤贝贺（Alain Jaubert）遭警察暴力对待事件（1971年5月）、克利斯提昂·里斯（Christian Riss）遭治安警察殴打事件（1971年8月）、毛主义激进分子皮耶·欧维内（Pierre Overney）被一位值夜者杀害事件（1972年2月）、克罗斯·夸桑（Klaus Croissant）在可疑的条件下被引渡事件（1977年11月）、万塞讷地方的爱尔兰人的不当逮捕行为（1982年8月）。福柯在《新观察家》与《解放报》的专栏中始终如一、持续不辍地揭发国家与警察权力的滥用。他参与编辑了为流产堕胎者考虑相关权益的小册子（1973年10月），同时也多次采取立场反对死刑。我们也看到，福柯试图透过研究诱发一种新的左翼。从1971年起，由于福柯开始与鼓励实施人民公审的“毛派”立场保持距离，我们发现他在《新观察家》所组织的“第二左翼”论坛中出现（1977年9月），并且在柏林与另类左翼“突尼克斯”（Tunix）多次接触（1978年5月）。最后，我们知道他开始与埃德蒙·梅贺（Edmond Maire）着手对工会策略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反省。然而，福柯并不自限于对法国政治生活的批判与分析。这也就是为何他在1975年9月参与了（与丹尼叶［J. Daniel］）、莫里亚克、柯斯塔加华斯［CostaGavras］、拉枯举［J. Lacouture］、罗杜泽神父［R. P. Laudouze］和蒙丹［Y. Montand］）在马德里的多乐饭店（Htel Torre）举行的一场记者会，宣读一项宣言，反对佛朗哥政权所做的诸多死刑判决。1979年夏天，他为海上难民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从1978年11月开始，他便持续不断在呼吁“送船到越南”），我们可以看到他、库希纳（B. Kouchner）和蒙丹联袂参与保护这些海上难民的国际委员会（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其实在1971年8月就一起抗议过乔治·杰克森［George Jackson］在狱中遭谋杀的行动）。1981年12月，他忙着参与一个由法国劳动民主联盟（CFDT）所成立的委员会，支持波兰，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拒绝阻止波兰进入战争状态。福柯还签署了许多宣言：包括释放被软禁在列宁格勒精神病院中的波希索夫（V. Borissov）（1977年2月）、反对压迫意大利“自律主义”的工人（1977年7月）等等。但是，福柯主要的海外政治经验无疑是在伊朗，他在1978年秋天跑遍了伊朗。他在那里做报纸特派员（在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所给定的新用语范围内写报道：“观念报道”），当时伊朗正准备进行革命，推翻沙王政权。福柯全心投入研究人民暴动起义的机制，反对以伊斯兰精神价值名义而行极权警察政体压迫之实的机制。但我们很快可以在这些充满激情的分析中，看出他对霍梅尼政权（Ayatollah Khomeini）的盲目支持。

主体的回归？
　　福柯在1960年代宣布主体的彻底根除，因而他晚期的研究经常被视为是一种朝向主体之拯救式回归的标记。这是否是一种突然的转向，一种著作的内在矛盾？福柯晚期研究之历史参照的框架的确使人惊讶：古代希腊、罗马。福柯之前所有的著作，从《疯狂史》到《规训与惩罚》，皆以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西方世界为焦点。然而，在《性史》第二、三卷的说明插页中，福柯提出如下解释：“将性特质说成为一种特异的历史经验，意味着要进行欲望主体的系谱学，而且不仅要追溯到基督教传统的开始，更要追溯到古代哲学。”
　　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尤其是1970、1978、1980年），福柯已大量提及古希腊（希腊法律的研究、城邦的治理、《俄狄浦斯王》的讨论）。因此，令人惊讶的不仅是来自于研究时代的选择。所有这些在“性特质史”的角度下被组合的研究，似乎突然自然地围绕着主体的概念。福柯就自己的著作进行回顾阅读时，甚至将主体安置在自己整个探究过程的核心：“《词与物》所探问的是：为了问题化及分析说话主体、工作主体、生活主体，我们必须付出哪一种代价？??然而，就犯罪及惩罚体系而言，我指出同样类型的提问：作为犯罪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就性特质而言，我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以进行同样的工作：作为性快感的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己的真话，并且须付出怎样的代价？”此处所提出的问题是：主体在其与真理的关系之中的历史构成，如何强烈触及主体的存在本身。此问题连续地在知识的向度、社会实践的向度及性特质的向度中被思考。不过，在福柯最后的文本之一，即《快感的使用》的导言中，福柯提出了第二种类型的说法。在此福柯的理论对象乃是“经验”，而经验意指“知识的领域、规范性的类型与主体性的形式在某一文化中相互连接”。此处经验概念乃成为新的理论中心。福柯的整个计划—从其终结的样貌来界定，并参考他三十年来工作的成果—便掌握在对经验（疯狂、犯罪、性特质等）的分析当中，而经验被思考为真理游戏（说真话作用）、权力游戏（司法权）及自我关系游戏（主体化）的历史皱褶。透过这些谨慎的、有时移动的说法，可理解福柯在进行一系列主体研究时，并非放弃先前的立场，反而是寻获将之系统化的方式。在1960年代福柯抨击主体，并且在此批判上建立他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此时，他所针对的是作为非历史之逻辑本质的主体、作为统一化综合之操作器（opérateurs des synthèses unifiantes）的主体，做为意义的给予者、作为原始经验，以及普遍价值之超历史支柱的主体。福柯在其晚期著作及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所召唤的主体（由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标题已可看出此倾向，如“主体性与真理”、“主体诠释学”），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主体（因为如此，所以必须进行系谱学），而且此一作为被自我关系所决定之模态（modalité）的主体，乃被思考为构成经验的三向度之一。主体性的历史形式乃与真理的游戏（“知识”）及现有规范性的类型（“权力”）产生组合关系。因此，福柯的晚期研究并非一种主体哲学，反而是要将主体化的范围构想为第三向度，以使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更为完善，且给予它们一种收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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