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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财经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两百多篇。其著作《金融学原理》已出第五版，十多年来销量稳定，深受读者喜爱。
2.本书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债券违约是中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不得不经历的浴火与炼狱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挺的人民币等鲜明观点。
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智库系列图书，该智库以国家资产负债表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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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转折与变局》一书研究了中国经济金融正在发生的转折与变局。
人口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过去三十年里形成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分工体系。全球既有供应链与贸易流的格局正在逆转，新工业革命也正在改变资源的配置机制，重塑经济生活中资本劳动的均衡关系，需要我们在技术变革的大潮中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
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悄然瓦解，新动力的培育和形成又非一朝之事，金融体系和风险正在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与演进，但金融转向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是金融变局的基本方向。中国经济崛起动摇了国际货币与资本体系的基础，全球货币资本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正得到各国和市场的积极响应。因此，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转折与变局，同时带动全球货币与资本走上新的变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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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彭兴韵
金融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债券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理论与政策、金融改革与发展、债券市场等。出版有《金融学原理》《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金融自由化》等著作，其中《金融学原理》的英文版由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财经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两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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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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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上篇
实体经济视角
第1章
转折：中国经济新常态
何为经济常态？
中国经济旧常态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驱动因素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
小结
第2章
侧重供给面的供需结合稳增长
稳增长的度是多少？
稳增长应更多关注就业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小结
第3章
结构不合理,难有新常态
合理的结构是稳增长必需的微观基础
产业结构调整是基础
需求结构调整是关键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民心所向
第4章
去库存与经济新均衡
经济新常态下高库存的特征
稳增长遭遇房地产高库存
房地产如何去库存？
去库存中的房地产未来
第5章
新技术革命造就经济大变局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
机器人生产造就无就业的经济增长
机器人生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
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
中篇
国内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6章
金融结构新趋势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是适应中国金融新常态的要求
处理好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关系
股票市场功能的转变
发展场外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新业态：互联网金融
第7章
化解金融风险的新途径
新常态下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中国金融风险的趋势
降杠杆的途径
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机制
金融风险化解新机制：存款保险
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第8章
信用债券市场风险新生态
企业债券违约：信用的小船说翻就翻
刨根究底问违约
债券违约于经济何干？
信用债券的信用前景
如何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9章
货币调控新体系
货币政策新环境
货币政策新思路
货币政策新手段
货币调控新机制
第10章
中央银行贷款新工具
再贷款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再次上升
央行再贷款操作创新及其功能的扩展
再贷款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专论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
下篇
开放视角
第11章
人民币汇率新机制
放权于市场的汇率机制改革
机制调整的副产品：汇率水平的大变化
汇率水平调整于经济何干？
第12章
中国外汇储备新走向
积累高额外汇储备的逻辑
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新的趋势已然形成
灵活应对储备下降减少的流动性
第13章
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治理新机制
人民币入篮SDR：国际货币治理机制的新里程
债券市场开放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亚投行：中国引领国际金融新秩序
第14章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原格局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新格局的影响
中国该如何顺应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第15章
低油价重塑全球货币资本新版图
油价上涨与石油美元兴起
石油美元与国际资本流动
油价、石油美元流动与全球资本收益
油价下跌重塑全球资本新版图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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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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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转折与变局时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以经济新常态为主题，从九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这为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提出了全新的宏大课题。为此，我们确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货币政策。笔者过去两年里的研究，大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自2014年7月以来，笔者单独或与合作者一起公开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成果。本书就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按逻辑顺序重新组织而成，集中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看法。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转折与变局，由五章构成。
第1章转折：中国经济新常态，可以说是全书的总论，后面各章安排和内容，主要是基于本章的若干判断而展开更具体的论述。该章最早于2014年7月发表。我们注意到，这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著述之一。应用历史比较方法，我们先判断了与现阶段的经济新常态相对应的旧常态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驱动因素。我们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的四个方面重要特征：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增长的主要力量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注重总需求面的刺激转向以供给面的持续性为主导。这决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潜在的改革红利，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而实现有质量的、平衡的、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好的增长。
第2章侧重供给面的供需结合稳增长，是于2014年8月发表的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一文。我们特别提出：新常态下应当实施侧重于供给面的供需结合政策，即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的政策取向，可能是较理想的选择。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这一政策取向的要素包含四个方面，即：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切实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税收体系。虽然我们强调新常态下的稳增长应当侧重于供给面的改善，但并没有否定需求面的作用，因此是侧重于供给面的供需结合政策。我们提出的侧重供给面的供需结合稳增长的主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稳增长要在结构调整中来完成，只有结构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3章结构不合理，难有新常态（于2014年11月发表），就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的思考。结构调整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涉及内容众多。本书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基础。我们强调，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或社会保障机制，更需要有新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应当内生于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转换之中；市场机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能以长官意志来取代市场基于潜在需求、技术革新及其发展潮流对结构变动趋势的判断。第二，中国寻求新的总需求的内部平衡，其要义在于重建投资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新关系。增加最终消费在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作用，是需求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建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并非要以强调国内消费而完全否定投资的作用，只不过，要从过去那种强调投资量的增长，转变到强调有效投资的增长；从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转向充分重视更新改造和技术投资；从为增长而投资转向为消费而投资、为民生而投资。第三，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方面，当进一步完善按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边际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相协调，在初次分配中更好地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发挥初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在再分配中则更好地达到公平的目的，从而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达到包容性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目的。我们还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调结构更需要重塑对地方官员的激励相容的政绩评价机制。
第4章去库存与经济新均衡，最先于2015年6月发表。非意愿存货的大幅增长导致了产能利用率低下，资本被闲置，在库存和资本设备利用率调整到合理水平之前，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对（设备）投资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因此，降库存是让稳定增长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去库存，是经济寻求新均衡的过程。中国的库存又集中体现在房地产非意愿存货大幅增加，它直接拖累了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增加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土地财政捉襟见肘，金融风险上升。是故，房地产业的有效去库存化，对稳增长至关重要。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化的途径多样，既有市场自身调节的主动去库存化，也有外生性的政策驱使的被动去库存化。然而，不同的去库存方式对稳增长、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激励、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都截然不同，既需要着眼于短期，又需要立足于房地产业和中国城镇化的长远目标，立体化、综合化地选择和利用。我们特别强调，在经历住房制度改革集中释放存量需求之后，房地产市场将进入增量需求驱动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促进不同层次的城市间平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房地产业和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一些地方官员似乎存在偏好特大城市化的心理魔结，其实是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平衡发展的。
第5章新技术革命造就经济大变局是根据2015年10月26日发表的迎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补充、完善而来。技术革命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它是导致经济常态更迭与变局的最基本力量。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学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对研究者有着魔法般的引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这决定了，现在的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技术革命。我们判断，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这将造就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将使现行基于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被颠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将使企业非意愿存货大幅下降，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时代。它正在埋葬政府无所不在的无效率的经济干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当然，这仍然是基于技术革命的对未来经济的一个展望。
中篇是分析转折与变局中的金融结构、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全篇共有五章。
第6章金融结构新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金融结构变化的两种基本动力是，政府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基于风险规避、流动性管理或信息技术的种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结构未来的变化，还是应当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不过，扩大直接融资较之过去应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即股票市场的重要功能应当转向支持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金融结构的这一变化中，要处理好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场内直接融资与场外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直接融资新业态的互联网金融，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化、打破行政管制的金融体制的重要力量，应当以包容之心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中国互联网金融应迈入重塑行业规范、强化监管的新阶段。
第7章化解金融风险的新途径。金融风险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人类对未来的预知是不完美的，只要人类需要借助金融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金融风险就会萦绕在我们周围。但不同时期的金融风险表现形式在不断演化，因此，政府对金融风险的应对也会因时而异。随着中国金融结构的多元化，中国的金融风险日益具有复杂性、紧耦合性、传染性和渗透性。金融风险根源于实体经济创造的租金流无法支撑金融活动的信用流或金融资产价格，过度借贷是金融风险之表，实体经济不振是金融风险之里。实体经济的转折使中国的金融风险确有上升之势：杠杆率持续上升到了奇高的水平，且处于全球前列；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不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始终存在且仍在积累；公开债务违约由点带面铺陈开来。如此种种都表明，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紧迫而棘手的任务。我们强调在化解金融风险中，应当注重微观机制和基本信用制度建设，政府调控应当更加合理化和理性化，不以牺牲长期增长的稳定而换取短期的较快增长；严密监测、监控和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信贷活动等行为，必要时实施个别中小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政府参与金融风险救助与化解，要以不助长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底线。存款保险是中国化解金融风险的新机制，它重新塑造了中国金融安全网，将促进中国金融风险处置的市场化，但仍需要完善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建立和完善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也需要建立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的监管新体制。
第8章专门探讨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的新常态。中国企业债券违约，来得比人们预想的要快、要猛烈，违约彻底打碎了人们对中国债券刚兑的信仰。已有的违约也告诉人们：违约，一切皆有可能。不过，中国债券违约只是全球信用债违约上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景气下降的镜像，而债券违约也具有重要的行业性根源。企业过高的杠杆率、治理机制不完善、持续亏损、经营活动现金流下降，是信用债违约最重要的微观根源。我们指出，债券违约固然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但它可以还原信用的本来面目，有利于发挥投资者的约束，使债券市场收益率更好地与信用风险、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相匹配，适当违约将提升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因此，违约是中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所不得不经历的炼狱。债券违约并不会改变债券市场发展的大方向。不过，应当避免违约面过宽过广，需要创造更好条件，促进债券市场稳健发展，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发债企业应严格树立契约精神；强化约束中介机构尽责履职；完善债权人司法救济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完善偿债保障条款；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与受托管理人制度；债券市场创新应在不放大风险、减少风险传染的前提下进行。
第9章则探讨货币调控新体系。该章分别于2014年9月18日和19日发表。经济新常态导致货币政策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决定了货币政策新思路、新手段和新机制。我们强调中性应当成为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即货币政策不应当干扰经济均衡的自我实现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使货币政策难以达到中性的效果，因此，在贯彻中性的最高原则时，还要修补不能达到中性的漏洞，这样，一定程度的定向调控是必要的，使得货币政策具有以点带面的特征。因此，货币政策新思路主要体现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总量稳定、结构优化、更加注重定向调控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方面。我们认为，在适度利用定向降准的同时，依环境变化谨慎有序地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降到合理的水平，这既是流动性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深化的需要；央行贷款与公开市场操作更密切地配合，在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中可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新常态确定新的货币政策机制，应从主要关注传统银行信贷转向更加关注广义信贷，逐步确立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
经济新常态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与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这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央银行贷款再次从货币政策的幕后走到了台前，新的央行贷款工具不断被创设出来，丰富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基于此，第10章集中探讨了中国央行贷款的工具创新及其功能的扩展、抵押品扩容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央行贷款工具不断创新、贷款合格抵押品范围不断扩大，再贷款功能也得以扩张，它发挥着管理信用总量、调整信贷结构、管理市场流动性、维护金融稳定、引导和管理市场利率等多重功能。随着央行贷款工具的创新、抵押品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扩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它不仅会改变流动性的总量结构，也会改变市场的流动性结构，从而影响市场利率结构，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定向调控功能。不过，我们强调，央行贷款要更有效地发挥流动性管理功能、引导利率总水平和利率结构，就需要协调央行贷款与公开市场的使用。对于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应当避免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蜕化为对信贷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干预，避免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演变为商业银行低品质信贷资产向央行转移，使央行成为不良贷款的最终承受者。
下篇则从开放视角分析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转折与变局，该篇同样由独立的五章构成，但各章之间又相互联系。
第11章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新机制。本章主要是基于2015年8月11日的汇率机制改革而展开讨论的。此次汇率改革是2005年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改革是央行放权于市场、顺应经济整体市场化改革的潮流，也为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人民币汇率改革不仅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既定方向，不单是中国金融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机制重建的需要。改革的副产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则旨在通过汇率机制这种内外兼修的方式实现稳增长，表明央行更注重利用利率和汇率两种价格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汇率水平的变化仍属于主动型的汇率调整，是外生性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尽管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有所强化，但我们并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具有持续长期大幅贬值的基础。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本币汇率波动与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并无稳定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这要取决于汇率波动的原因和性质。内生性的汇率贬值往往会伴随国内金融市场的大幅下挫；而外生性的汇率贬值则可能伴随国内金融市场趋于缓和。汇率改革应当不会造成人民币趋势性的过度贬值，虽然在美国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它可能在短期内加剧中国资本外流，但中国央行仍可能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来干预和稳定汇率。
第12章讨论中国外汇储备新走向。这一章与第11章有密切联系，因为汇率水平的变化直接与资本流动、贸易差额相联系。在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它们又直接与外汇储备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关系。中国过去的外汇储备扩张，是根植于特定的汇率机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的。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对他国储备货币的需求将会大幅下降，同时，全球资本配置格局也出现了新变化：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游资都将出现净流出状态，从而带动中国外汇储备净额下降的新趋势。中国外汇储备出现净额下降，将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但这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结构，应对外汇储备下降导致的宏观流动性收缩效应。对已经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而言，外汇储备的适度下降其实是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变化的结果，其背后反映的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作用力的上升。
外汇储备下降的新趋势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是中国参与全球货币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第13章和第14章分别探讨了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
第13章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根据2015年5月和11月、2016年1月等公开发表的若干篇文章按逻辑顺序重新组合而成。我们指出，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重塑全球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体系，是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顺利地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它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但人民币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功夫在SDR之外。中国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度发展、健全宏观经济及其治理、大幅增加黄金储备使人民币摆脱美元影子化等方面。对人民币的背书，是在中国健全的经济发展和创新之上打造出来的健康的金融体系与坚挺的人民币自身。同时，一个有深度、开放包容的债券市场显然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参与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机制的成功尝试。它表明，中国已从过去的全球化事务的单纯参与者，跃身为全球化事务的重要引领者和规则的积极制定者，国际金融体系多方博弈的力量对比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资本流动始终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其背后则反映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变化。第14章探讨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我们发现，中国已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趋势仍将得以保持。FDI流入相对下降，金融资本流入相对上升，中国金融市场日渐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场所。FDI的流入将落后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金融投资则将齐头并进，形成中国国际私人资本的净流出。国外官方资本流入占比将大幅升高，中国官方资本输出占比将逐渐下降，私人资本输出的重要性上升；中国官方资本输出的形式、目标和目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动型资本流动将更加活跃、宽泛，被动型资本流动相当一部分将逐渐转化为主动型资本流动。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的变化，表明中国金融体系将日益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场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将逐渐上升，也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地区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改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治理。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被动型投资比重虽然下降但规模仍不容小觑，可能加剧中国的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本流入中的短期化使得对外债务风险在逐步上升；我国所面临的对外投资的政治、法律与宏观经济风险也越来越大；加剧了外部风险向中国金融体系的传染性。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及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完善和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推动货币政策的转型，当然，也要加强国际合作。
作为一个延伸，第15章讨论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对全球货币资本格局的影响。本章曾于2015年2月发表。20世纪70年代中期，油价上涨大幅增加了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入，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国际收支格局：石油输出国借油价上涨之力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储蓄剩余和石油美元。兴起的石油美元必须到石油美元的持有国之外、金融市场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国家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投资组合，使石油输出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巨大的石油外汇储备和石油主权财富基金成了国际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国际原油价格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形成了互联互通的复合金融活动，使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具有了金融化特征，国际油价变动不仅改变与之相关联产业和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率，也直接影响石油挂钩各类结构化金融工具的收益率，改变国际资本在石油相关（包括替代能源）产业间的重组和配置。
石油输出国单一经济结构导致储蓄与资本盈余的变动，主要维系于石油价格的涨跌。若油价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不仅会导致它们经常项目逆转，降低其国内储蓄率，也会制约全球石油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危机后的国际油价暴跌对国际货币资本格局的影响将是深刻的。主要石油输出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外汇储备余额下降或增速下跌、货币贬值。但对主要石油输入国的资本格局总体上则带来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如它使主要发达经济体得以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和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美元升值，这不仅加剧石油美元向美国的回流，也将加剧其他非石油美元向美国的流动。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已采取的稳增长政策毫无意义。毕竟，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存在较高杠杆水平、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就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加倍的影响。因此，增长率进一步从7.4%下降到6%，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会比从原来10%以上降到7%的影响大得多。更何况，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要预调，而不是在风险全面爆发后充当消防员的扑救调整。这或许是李克强总理指出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稳增长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至于如何稳增长，我认为，既要解近忧，又要有远虑，需要远近接合。所谓解近忧，就是实施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切实化解产能过剩和潜在金融风险。所谓远虑，就是通过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唯如此，方能降低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稳定对扭曲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避免达到短期稳增长而导致经济加杠杆和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后果，又能提高经济自身应对需求下滑、外部冲击的灵活性。
解近忧的稳增长之策是什么？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需要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李克强总理将这样的宏观政策具体化和指标化了：2015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为12%，根据实际情况可略高一些；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财长认为，由于2015年有2000多亿元的可用支出，这实际上会使2015年的赤字率达到2.7%左右。不管是2.3%还是2.7%，都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赤字对银行信贷的扩张效应，公共支出的扩张会弥补萎缩的私人支出。至于曾被市场深为忧虑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存量债务置换无疑在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之内。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将参照中央国债实行余额管理，限额内的地方一般债务，均可发新还旧，这将极大地提高地方政府偿债的灵活性，减轻其面临的短期偿债压力。
增加的支出将用在哪里？这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的投入。例如，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4776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通过预算内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化解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此前，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中指出，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有空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有一定的余地。
不过，解近忧的稳增长措施，力度掌握不当则会造成过度扩张，稳增长不能任性而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则是广为诟病的2009年稳增长措施后遗症，殷鉴不远，不应健忘。因此，在稳增长中需要有远虑，建立稳增长的长效机制。
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是提高经济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提高经济对抗外部不利冲击的免疫能力，提高经济迅速地学习、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与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指出了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提高微观活力、供给创新和结构调整，就需要改革。政府曾强调以改革促调控，我认为，改革是最好的调控。改革的核心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杜绝寻租等腐败行为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政府权力削于改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权力一削一放之间，不单是释放了制度红利，而且政府权力的减法，可以达到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之倍增效应。这正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也是中国从过去注重需求面的刺激转向侧重供给面的创新稳增长的治本之策。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呈现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采用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我们认为，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就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与更自由的市场准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2015年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调控的手段之一。让各企业和个人在平等的规则之下，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而且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和存货的及时调整，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措施，当首先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毕竟，市场机制对纷繁芜杂的信息更灵敏，信息的分散化处理机制更及时、更切合实际，政府的干预或数量上增减的调控，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第二，技术创新始终是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供给量、改善供给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换言之，缺少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增长，终将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总需求扩张的不可持续之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供给能力和最清洁的增长动力。但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它必然使一些行业因创新而惨遭淘汰，也会使一些工人不能适应新技术变革而失业。尽管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对旧技术装备企业和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却是经济供给能力持续改善的过程。经济史表明，在产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全球的人均产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在那段漫长的历史中，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劳动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在产业革命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人均产出也随之迅速提高；同时，技术进步把人们从过去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出现了新消费需求，催生了新产品和新市场。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还推动了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范围的扩张，也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和文明的演进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结合，无疑是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强劲增长的主要供给面因素。应当说，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种种自主性技术创新改变了中国，但也应虚心地承认，过去中国的技术进步，在许多领域是模仿学习型或拿来主义的技术进步，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领跑者。利用后发优势而相对缺少自主技术创新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在旧常态中面临了些许尴尬的局面：经济总量在全球地位根本改变并没有带来经济全球竞争力成比例地上升，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一直是缺少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名词。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正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即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可金融市场依旧对美国经济前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乐观的预期；与美国正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利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道出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痛处，但要改变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新世纪伊始，政府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突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况且，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大众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或完善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和深化。进一步地，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高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2013年7月，财政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40%左右；而过去30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过去20年约为20%。该报告认为，为减轻企业税负，应加快取消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消除重复征税等，并通过适度提高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削弱人民币升值给产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些建议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是可取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1980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以来，虽历经多次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但个税仍受到多方面的诟病，如普遍认为，中国个税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高收入者往往通过分解收入达到了避税的目的，导致了不合理的个税税负：高收入者轻税负、低收入者重税负。乃至有了个税沦为工薪所得税之说，表明个税违背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近年来，公平税负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扣除模式，也日益成为学界改革个税的主流共识。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会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常识是，让老百姓多纳税，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稳增长的良方。
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求总需求有相应的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也因为，当遇到极端经济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政策一般比总供给政策能更快地发挥稳增长的效果；这时，若没有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供给面可能因需求面冲击而急剧萎缩。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实体面，考察总需求的度，应当结合总需求结构来断定。总需求方面，鉴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投资的贡献多年一直居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贸易顺差波动比较大，因此，调控好投资和政府支出，对政府把握好总需求管理的度至关重要。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第3章中再具体阐述。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已采取的稳增长政策毫无意义。毕竟，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存在较高杠杆水平、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就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加倍的影响。因此，增长率进一步从7.4%下降到6%，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会比从原来10%以上降到7%的影响大得多。更何况，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要预调，而不是在风险全面爆发后充当消防员的扑救调整。这或许是李克强总理指出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稳增长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至于如何稳增长，我认为，既要解近忧，又要有远虑，需要远近接合。所谓解近忧，就是实施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切实化解产能过剩和潜在金融风险。所谓远虑，就是通过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唯如此，方能降低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稳定对扭曲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避免达到短期稳增长而导致经济加杠杆和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后果，又能提高经济自身应对需求下滑、外部冲击的灵活性。
解近忧的稳增长之策是什么？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需要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李克强总理将这样的宏观政策具体化和指标化了：2015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为12%，根据实际情况可略高一些；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财长认为，由于2015年有2000多亿元的可用支出，这实际上会使2015年的赤字率达到2.7%左右。不管是2.3%还是2.7%，都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赤字对银行信贷的扩张效应，公共支出的扩张会弥补萎缩的私人支出。至于曾被市场深为忧虑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存量债务置换无疑在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之内。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将参照中央国债实行余额管理，限额内的地方一般债务，均可发新还旧，这将极大地提高地方政府偿债的灵活性，减轻其面临的短期偿债压力。
增加的支出将用在哪里？这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的投入。例如，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4776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通过预算内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化解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此前，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中指出，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有空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有一定的余地。
不过，解近忧的稳增长措施，力度掌握不当则会造成过度扩张，稳增长不能任性而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则是广为诟病的2009年稳增长措施后遗症，殷鉴不远，不应健忘。因此，在稳增长中需要有远虑，建立稳增长的长效机制。
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是提高经济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提高经济对抗外部不利冲击的免疫能力，提高经济迅速地学习、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与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指出了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提高微观活力、供给创新和结构调整，就需要改革。政府曾强调以改革促调控，我认为，改革是最好的调控。改革的核心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杜绝寻租等腐败行为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政府权力削于改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权力一削一放之间，不单是释放了制度红利，而且政府权力的减法，可以达到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之倍增效应。这正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也是中国从过去注重需求面的刺激转向侧重供给面的创新稳增长的治本之策。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呈现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采用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我们认为，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就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与更自由的市场准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2015年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调控的手段之一。让各企业和个人在平等的规则之下，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而且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和存货的及时调整，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措施，当首先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毕竟，市场机制对纷繁芜杂的信息更灵敏，信息的分散化处理机制更及时、更切合实际，政府的干预或数量上增减的调控，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第二，技术创新始终是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供给量、改善供给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换言之，缺少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增长，终将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总需求扩张的不可持续之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供给能力和最清洁的增长动力。但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它必然使一些行业因创新而惨遭淘汰，也会使一些工人不能适应新技术变革而失业。尽管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对旧技术装备企业和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却是经济供给能力持续改善的过程。经济史表明，在产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全球的人均产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在那段漫长的历史中，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劳动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在产业革命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人均产出也随之迅速提高；同时，技术进步把人们从过去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出现了新消费需求，催生了新产品和新市场。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还推动了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范围的扩张，也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和文明的演进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结合，无疑是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强劲增长的主要供给面因素。应当说，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种种自主性技术创新改变了中国，但也应虚心地承认，过去中国的技术进步，在许多领域是模仿学习型或拿来主义的技术进步，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领跑者。利用后发优势而相对缺少自主技术创新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在旧常态中面临了些许尴尬的局面：经济总量在全球地位根本改变并没有带来经济全球竞争力成比例地上升，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一直是缺少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名词。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正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即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可金融市场依旧对美国经济前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乐观的预期；与美国正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利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道出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痛处，但要改变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新世纪伊始，政府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突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况且，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大众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或完善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和深化。进一步地，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高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2013年7月，财政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40%左右；而过去30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过去20年约为20%。该报告认为，为减轻企业税负，应加快取消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消除重复征税等，并通过适度提高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削弱人民币升值给产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些建议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是可取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1980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以来，虽历经多次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但个税仍受到多方面的诟病，如普遍认为，中国个税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高收入者往往通过分解收入达到了避税的目的，导致了不合理的个税税负：高收入者轻税负、低收入者重税负。乃至有了个税沦为工薪所得税之说，表明个税违背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近年来，公平税负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扣除模式，也日益成为学界改革个税的主流共识。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会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常识是，让老百姓多纳税，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稳增长的良方。
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求总需求有相应的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也因为，当遇到极端经济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政策一般比总供给政策能更快地发挥稳增长的效果；这时，若没有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供给面可能因需求面冲击而急剧萎缩。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实体面，考察总需求的度，应当结合总需求结构来断定。总需求方面，鉴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投资的贡献多年一直居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贸易顺差波动比较大，因此，调控好投资和政府支出，对政府把握好总需求管理的度至关重要。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第3章中再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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