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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需取得实质性进展。
2.2017年各项经济政策将围绕此展开,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核心。
3. 《三去一降一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选取国内*为权威的作者,从各方面对三去一降一补进行阐述,对读者有清晰的指导作用。
4. 明晰发展趋势,掌握改革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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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在2016年初步展开的各领域改革基础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各项改革措施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成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践主线的*主要抓手。
本书收集国内各领域*为权威的学者,就其长期研究的领域进行解读,深刻阐释三去一降一补对于稳定增长、改善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意义,帮助读者领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以明晰发展趋势,掌握改革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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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厉以宁,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学生李克强总理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掌舵人。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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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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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吴敬琏
第一章 新常态十三五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厉以宁
十三五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若干问题 刘世锦
从十三五规划看中国经济新阶段与新布局 巴曙松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贾康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 林毅夫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吴敬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陈剑
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给是整体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管涛
供给侧改革将为资本市场提供机会 任泽平
供给侧改革中的货币政策 王国刚
第三章 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吴敬琏
对三去一降一补与双创的深入解析 贾康
去杠杆重点是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 黄益平
未来 5 年经济:究竟是去杠杆、稳杠杆还是加杠杆 李迅雷
去杠杆的现状、应对、风险与投资机会 任泽平
第四章 新经济新动能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钱颖一
培育发展新动力 刘世锦
金融战略与国家的兴衰 陈志武
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 姜奇平
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 王一鸣
互联网推动农村巨变 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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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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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 说叫三期叠加;从现象方面说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 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 期重叠在一起。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 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 特别是 2008 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管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分析,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净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侧分析。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新 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资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
至少从 2009 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侧分析,也就 是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人认为, 中国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 口三驾马车没有力量。他们提出的应对方针就是所谓扩需求、 保增长,保 8%、保 7%、保 6.5%,等等。
前些年用了多种方法来扩需求,比如,扩大出口需求。不过,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说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可以提高需求。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费欲望。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 入不是用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制定《劳动合同法》,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区、市工资每年增长多少。但是,因为效率没有提高,许多企业感到承受不了。有一件事政府做起来比较顺手,这就是增加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政府还可以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动员资源、发钞票来增加投资。
由此形成的应对方法,从理论上说,很明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来的。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长期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更加现实的是,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还会发生效应的递减和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分析去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提出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经济学家都是说供给方,供给侧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 2015 年 3 月的一篇论文里,日文有汉字供给侧。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右边的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1世纪初,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达 47%,而美国和德国只有19%, 日本是21% ;韩国和印度比较高,也分别只有29%和30%。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效率的贡献有明显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资源不能流动的状态,城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过去在农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 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兴旺的情况下,通过购买 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因此,现在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从过去主要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为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对此 观点近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高。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21世纪第一个1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青木昌彦所说的库兹涅茨过程也到了后期,通过结构变化提高效率的空间不大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由技术的追赶者成为同步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靠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进一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也变小了。好几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报告都表明,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过去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中国文献中的体制改革在翻译成英文时, 也往往被译为 structural reform,即结构性改革。在西方报刊和 学术性文献中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 制度架构和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不可与主要用行政方式进行的结构 调整混为一谈。
现在,有一种把结构性改革解释为由政府调整结构的倾向。我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顺手、乐此不疲的。
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呢?大概有两个方面。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 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 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风险,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推进改革,用一个好的体制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促进改革与发展良性互动,使经济发展逐步转入良性循环。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践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容易变成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得很清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制度基础。
至于怎样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点在于,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纵市场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由市场承担。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产能盲目扩大,但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看得准的经济事务并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许多直接干预、进行补偿 之类的事情,由于弱化了竞争,效果并不好,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有人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 来,由于它在当前我国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问题上相当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说概率太小。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 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厉以宁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第一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率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结构调整,没有创新,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第一,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 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带来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们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进行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不能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不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它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当前有一个话题是互联网 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趋势,互联网作用巨大,会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不过能否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弹,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上,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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