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首辅养成手册（全三册）（张晚意、任敏主演古装剧《锦绣安宁》原著小说）
》
售價：HK$
124.2
《
清洁
》
售價：HK$
66.7
《
组队：超级个体时代的协作方式
》
售價：HK$
79.4
《
第十三位陪审员
》
售價：HK$
55.2
《
微观经济学（第三版）【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作品】
》
售價：HK$
159.9
《
Python贝叶斯深度学习
》
售價：HK$
91.8
《
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
售價：HK$
69.0
《
启微·狂骉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
》
售價：HK$
80.5
|
| 編輯推薦： |
|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深刻影响和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本书十分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和原因，讲述了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全部历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文内容稍显学术，但仍不失为美国研究领域很好的著作。
|
| 內容簡介： |
|
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形成了分别以体系和国家为核心变量的三种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模式的自身缺陷使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因果解释机制。基于此，本书提出一个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国内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表明以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演化为核心变量所形成的因果作用链条。以这一理论构建为基础，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进程，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可以具体划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瓦解三个阶段，而直接推动上述阶段性演进的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经历了从党派合作强总统、弱国会到政治极化弱总统、强国会的变迁过程。当前，在国际体系压力碎片化和国内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将难免呈现出钟摆式特征。
|
| 關於作者： |
王浩，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201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外交学专业）学士学位；2014-2015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进行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学习；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外交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7月起进入复旦大学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
| 目錄：
|
序金灿荣1
前言1
导论1
一、 老问题与新视角1
二、 既有研究的综述9
三、 概念界定、核心论点与理论假设24
四、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34
第一章 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进程50
一、 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社会联盟视角：理论与历史51
二、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外交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理论研究视角64
三、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69
四、 小结74
第二章 构建共识：社会联盟压力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81
一、 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81
二、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93
三、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从杜鲁门到约翰逊98
四、 小结112
第三章 走向分裂：社会联盟张力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120
一、 越南战争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根源120
二、 越南战争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133
三、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衰落：从尼克松到老布什140
四、 小结158
第四章 极化：自由国际主义的瓦解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167
一、 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根源167
二、 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路径178
三、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瓦解：从克林顿到小布什185
四、 小结199
第五章 美国对外战略的现状与趋势：基于社会联盟视角的分析211
一、 奥巴马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新变化及其逻辑211
二、 结论223
参考文献237
后记281
|
| 內容試閱：
|
金灿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在王浩博士的专著《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际，作为他从本科学年论文撰写开始一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我很高兴能为本书作序。
美国对外战略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历久弥新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能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产生十分重要的外部战略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本身的对外行为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动因，涉及国际、国内等多个层面，研究难度较大。因此，从经世致用和学术创新两个维度看，对于美国对外行为逻辑的深入、创造性探索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教益和学理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浩博士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美国对外战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直以来，受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探讨更多地是基于国际体系因素，将美国外交视为体系压力作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上述假设开始日益受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的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仅依靠体系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远远不够，而对于像美国这样超大规模且内部极为多元的国家，国内因素在其对外战略形成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本书以美国国内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结合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三个变量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变迁逻辑的思路，是在综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次重要学术尝试和理论创新。
从社会利益及社会联盟力量对比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美国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正像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进行的国内政治博弈，并非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或意识形态使然，而是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博弈根本上反映出的是美国国内各类政治精英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在外交上相互冲突的诉求。如此一来，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及其实践是对相应国内社会联盟利益的回应，政治精英的对外战略理念和实践会随着社会利益的变迁而进行调整。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政治文化中实用主义精神的鲜明体现。历史地看，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对美国社会乃至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只注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英国史学家约瑟夫法兰克尔（Joseph Frankel）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作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佳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美国外交。
概言之，如果我们沿用教科书式的思维，单纯从国际体系与地缘政治，抑或是文化、宗教和政治原则等来理解美国及其对外战略行为，恐怕会令人头痛不已。然而，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入手，再从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在外交上的诉求，连同由这些诉求决定的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及其政治博弈格局来理解美国、美国精神以及美国的对外行为，或许就会生动许多。因此，本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帮助我们打破了国家行为体的传统黑箱，深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层面来理解其对外行为，并且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及其力量对比变迁等明确和可操作的基础上，可以说进一步丰富、深化并完善了学界对美国外交的研究。
王浩自2007年进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开始，一直对美国问题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从本科学年论文一直到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他的研究主题都没有离开美国，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可以说是他九年来在这一领域不断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攻读博士期间，王浩不仅在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还获得了教育部公派出国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深造，在扎实的学术功底基础上具备了良好的国际视野。随着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他开始意识到国内因素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并且有志于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在赴美留学的过程中，他大量搜集和仔细阅读了相关文献，使自己的思路逐步开阔并臻于完善。在此期间，我曾因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数次到访纽约，每一次都与他就论文选题和写作等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从而为他论文写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在博士论文的开题、预答辩、匿名评阅以及答辩过程中，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对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从而起到了更进一步完善的作用。
2016年博士毕业后，王浩开始进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一国内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这既是他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也为他今后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入职复旦以来，他一直将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出版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经过长期酝酿、深入研究和反复修改后的学术作品。作为王浩的博士生导师，我希望并相信这本著作能够引起美国研究学界的良好反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因此，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通过系统回顾已有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我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建立在反思体系理论基础上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都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内在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基于此，本书致力于在国际体系变量和国内政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社会变量，以此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且更具说服力的阐释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社会联盟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发挥塑造作用，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归根到底，美国外交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突，它们来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非同步性与非均衡性。随着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化，多元化的国内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强政策影响力，进而在与国内竞争者的较量中取胜，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所依靠的那些社会联盟的利益，这就导致国内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了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变迁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政治学因果机制，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根本逻辑。
在上述根本逻辑的基础上，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主要分为三类；与之相应，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研究也应有三种理论视角。首先，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格局的形成，来自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共振效应，由此导致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基础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便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可以说，这就是当时所谓冷战共识形成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分析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即应从体系中心视角入手，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战略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美国国内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内部利益冲突而逐步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随之逐步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也因此兼具了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双重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或强总统、强国会）机制。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将国内变量纳入分析范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美国对外战略所体现出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最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的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已经完全取代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进一步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社会力量间的激烈较量左右了国内政策议程，使得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演变为一种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模式，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漂移或摇摆状态。基于此，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与分析应持国家中心视角。
按照上述理论与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支柱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积极运用。二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的战略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等，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共同致力于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与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战略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赖以运转的美国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渐趋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遏制苏联，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核心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的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内部分化，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结果导致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冷战后彻底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随之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及其蕴含的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每个发展阶段的实践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系统、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将表明，社会利益及其力量对比格局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并深化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外交的理解。
一、 老问题与新视角
1. 本项研究的缘起
200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富汗政府甚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基于此，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3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与此同时，奥巴马在演说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2011年7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是彻底结束战争。［1］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这次演说传递出一对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对塔利班组织形成进一步威慑，是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强化和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18个月撤军期限又极有可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组织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么它完全可以等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2］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回应奥巴马上述演说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3］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不难发现，奥巴马在作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对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cross pressures）。一方面，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或国务家（statesman），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partypolitical coalition leader），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4］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组织的再度兴起进行及时且强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会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标就在于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推行全球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从而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就国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广泛议题和领域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趋势，奥巴马决定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态度，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明确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整体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偏好，对反恐战争进行淡化处理，以最终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版的越南战争。［5］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战略投入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与之相应，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例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化（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低效率这一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6］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则认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是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 s edge）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7］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首先，运用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存在机械化的根本缺陷。例如，近年来美国总统和国会、民主党同共和党在对外战略上的确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党派性（partisanship），致使美国外交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扩张（expansion）与收缩（retrenchment）不断交替的钟摆状态；然而在冷战时期，两党以及行政立法机构却在对外战略方面有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形成了具备跨党派（bipartisanship）特征的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最终帮助美国成功地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以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containment）和在所谓自由世界推进多边国际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战略。［8］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无法根据国内政治制度给出逻辑一致的论证。其次，认为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现实主义观点，则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unit）所具备的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影响泛化、绝对化。［9］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同样处于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70年代以后便趋于衰落直至瓦解，进而导致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分歧和差异逐步取代了共识与合作；［10］类似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同小布什政府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11］
基于此，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中各自发挥着何种作用？如何将两者在逻辑上进行关联、统合与拓展，才能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此项任务，我将致力于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史连同其政治发展史，在系统梳理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研究变量，提出一个新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社会联盟理论（theory of socialcoalition），以系统探究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并由此找到研究其战略实践的正确路径。
2. 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美国的对外战略或曰大战略（grand strategy），通常指的是该国为了实现其安全（security）、权力（power）、财富（wealth）和价值观（value）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对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12］从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巴里波森（Barry Posen）以及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中文名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尽管大量学者的相关研究具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与统筹。［13］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暗含了一项重要假定，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概念，因此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就在于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维护并增进其利益。很明显，上述假定反映出的是一种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范式，即抽象掉影响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将国家作为一个内部统一和同质化的单元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体系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和线性的。然而就像美国学者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Fordham）指出的，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征，国际体系压力在任何时期对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国内行为体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国际体系压力的认知迥然不同，甚至经常出现矛盾，进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成为各类国内行为体进行博弈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conflict）的结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给出合理的解释。［14］
无独有偶，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国内政治根源的著名政治学者彼得特鲁波维茨（Peter Trubowitz）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为分析其对外战略的预设前提，而是国内各个地域之间进行博弈与斗争的政治产物。因此，国家利益以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战略，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这也意味着，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从国家（national）层面转移到地域（regional）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界定所谓国家利益（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进而把握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逻辑。［15］正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战略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的学术辩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代表的衰落派更多地是以美国传统中心东北部（Northeast）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面临的挑战，而以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论点建立在美国南部（South）和西部（West）新兴产业在信息革命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显然，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两者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16］
本书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界定和研究同样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并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纳入分析范畴的基础上。我认为，美国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个层次的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家政府（stategovernment）以及国内社会（civil society）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中介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和核心变量（core variable）的角色。具体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它必须通过对国内行为体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美国以地域（region）、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和产业部门（industrial sector）等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体系变量对上述社会变量既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冲击，从而极易使它们在外交上形成趋同或差异化的利益诉求（interests）、对外部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和相应的战略选择倾向（preferences），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合作或彼此竞争的各类社会联盟；［17］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直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联盟便得以通过影响基于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具有互助（logrolling）或对抗（confrontation）性质的各类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最终，以国会政治为中介变量，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winning coalition）意志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政治学逻辑，其中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societal interests）之间的共识与冲突是其根本动力。这也是我将本书题目设定为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的原因。
3. 选题意义与价值
挖掘并厘清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逻辑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解释其演化的学理框架，是我们更为准确和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的前提。由于当前学术界主流的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范式，无论是传统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国家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在解释力和逻辑性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不足，因而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整合与创新。具体而言，本书的这一选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明确且系统地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就这一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基于这一考虑，这一选题致力于从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变量的研究入手，揭示出它们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背后扮演的具体角色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最终表明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及其政治博弈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将国内社会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并将其与体系、国家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是一种更为综合性和层次化的视角，也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次全新尝试。［18］我将试图表明，这对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认识美国外交背后的逻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在梳理和明确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基础上，这一选题还试图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机制，亦即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得以实施的方式，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外，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运作机制下，应该分别以何种理论视角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外交进行观察和分析，也是本书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学理难题。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取向对于把握过去和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具有较大的启发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历史延续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准确地分析其未来走向。
第三，从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这一选题还意在表明，充分理解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一直以来，我们在观察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总是更倾向于从结构主义和地缘政治进行切入和分析，习惯将美国的对华战略假定为一种高度理性化并精心设计的方案。这一选题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如果深入考察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就会发现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同样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学逻辑，这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科学地看待中美关系、制定对美外交战略具有显而易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既有研究的综述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唯一的谜底。［19］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因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所进行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概言之，已有的学术成果可依据其研究路径或理论模式分为三类：体系中心论（system centered approach）、国家中心论（state centered approach）以及试图将体系变量与国家变量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考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本节将从上述三种研究路径出发，集中对既有的理论解释进行回顾，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势以及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1. 体系中心论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的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本身蕴含着一种对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强有力并且普遍化的影响。［20］从这一事实出发，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完成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21］在体系中心论者看来，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单元国家（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走向，因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单元特征是受到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体系特征的变化导致了单元特征的变化。［22］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强调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是对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前提。［23］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层面固有的结构（structure）便成为单个国家对外行为的逻辑依据。因此，只要我们系统地考察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就能对国家的战略行为作出分析与预测。［24］概言之，体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抽象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间的外交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因此体系中心论者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者。［25］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而言，体系中心论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1）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以探索单元一般行为模式的方式揭示出美国对外战略的相应特点；（2）在实践层面，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探究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接下来，围绕这两个方面对体系中心论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在理论层面，持体系中心论的学者认为，一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26］按照现实主义的一项经典理论假设，国际体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根本上是一个混乱且危险的无政府体系。因此，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都将不得不依靠对于权力（power，这里指的是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积累与运用。［27］现实主义者虽然承认国家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但却认为这些特性会被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抹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致力于增强自身权力、保障国家安全，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或是防范潜在的战略威胁。其结果是，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制定各自的对外战略。［28］然而，在承认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对国家战略行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现实主义者从对国家战略偏好的不同理解出发，分别产生了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以及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由此得出了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压力促使国家在对外战略方面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国家总是为安全而担忧。［29］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个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比一个没有权力的国家更安全。［30］结果是，各国纷纷把扩大自身相对于别国的权力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壮大自己。最终，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足以使之成为体系霸主的时候，该国才能获取绝对意义上的安全。［31］总之，在这一学派看来，国际体系为国家采取进攻性或扩张型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强大诱因。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际体系压力虽然促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权力最大化的战略偏好，但同时也经常在实践中对其造成阻碍。因此，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应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亦即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进行对外扩张。例如，米尔斯海默就主张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从而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持。［32］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非稀缺资源，相反，安全是充足的。［3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想保障自身生存，最理想的策略是保持体系均势并在武器技术上实现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基础上，国家之间还可以通过合作维持国际和平。［34］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权力最大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进攻性或扩张型对外战略总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甚至危及自身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权力只是达到安全的手段，只有坚持权力适度的原则，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去。［35］此外，按照该学派中攻防理论（offense defense theory）的观点，二战后核武器的产生已经改变了过去进攻防御关系中有利于进攻的状况，从而消除了大国战争的一个重要隐患。［36］总之，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以及二战后的时代条件都表明，防御性战略优于进攻性战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承认国际体系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却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这就表明，体系中心论者在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选择这两者之间仍未建立起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37］同时，这种情况也揭示出体系层次理论所蕴含的一大内在矛盾或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压力与对外战略之间需要纳入更为具体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体系理论本身的简约性和普遍性。［38］因此，体系中心论的上述问题反映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上，便会导致解释力不足、不同流派的理论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其分析结果的伸缩性太大等缺陷。
以现实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为例。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理解，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实现了权力最大化的最高目标。由于全球水域的阻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全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就在于防止欧亚大陆潜在的竞争对手控制西欧、中东或东亚等地缘战略要地。［39］基于此，美国应推行离岸平衡的战略，其中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是这一战略得以维系的关键。另一方面，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得保持欧亚大陆均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关切。为了避免潜在大国威胁这种均势、进而危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应推行一种基于防御性目标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避免过度干预海外事务的同时，维持一定的海外安全承诺与前沿防御部署，从而得以在需要的时候调动各类战略资源进行应对。［40］不难发现，以上两种理论虽然包含着不同的假设和逻辑，但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解释上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趋同现象。其结果是，就连阿特也承认，在欧亚大陆存在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潜在竞争对手（如中国）的情况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41］此外，以上两种体系理论都无法就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例如，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为何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审慎的参与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更多地体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色彩，而在布什政府任内却因极具进攻性现实主义特点的单边主义对外战略而走向全球过度扩张？［42］
从以上这些分析和事实不难看出，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是一元、理性和自主的行为体，以及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核心论点体系变量在一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都存在逻辑缺陷和经验解释方面的不足。［43］体系因素的确是影响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重要变量，但它并非核心变量，因为体系的演化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经常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只有将单元层次的变量纳入研究视野，并将其与体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真正完成建立对外战略理论框架的任务。总之，体系中心论虽然有着理论上的简约特征和一定程度的普遍适用性等优势，但它本身不仅无法回答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历史演化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因果解释机制，这一研究路径尚未发展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政策理论。［44］基于此，这也是冷战后现实主义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致力于解决的一大难题。
2. 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具体问题而非宏观理论为导向，围绕特定国家的战略行为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提升现实主义在对外战略研究方面的理论化水平。［45］以现实主义中新生代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及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等为代表，这一冷战后兴起的学术流派分别就美国和德国在特定时期内对外战略以及冷战时期中美、美苏关系的发展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分析模型。［46］按照吉登罗斯（Gideon Rose）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总结，新古典现实主义具有以下几点主要特性：（1）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战略行为而非宏观的国际政治现象；（2）与体系理论一样，将国际压力视为导致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该理论并未对国际体系作出紧张或是温和的定性，而是认为不同国家面对的情况存在差异，这就避免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权力与安全假设方面的争论，保证了理论的价值中立性而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3）将国内政治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纳入解释模型中，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47］自20世纪90年代末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后，越来越多从事对外战略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加入这一阵营，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48］因此，这一系列新的成果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得到了经验上的拓展。［49］就这一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专门性探讨而言，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科林迪克（Colin Dueck）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变》。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出发，迪克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体系压力，二是美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其中前者作为战略调整的核心变量，设定了美国外交的总体背景并构成了其调整的根本动力；而后者作为干预变量，则通过影响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而决定了调整的内容。因此，只有系统考察美国的战略文化，才能准确分析其对外行为。迪克认为，有两类战略文化一直以来影响着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它们分别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在实践中，两者就像过滤器一样，在体系压力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总方向的前提下，帮助美国确定具体的对外战略选择。［50］
首先，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最重要信仰体系和思想传统。［51］这一传统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便集中表现为一种持之以恒的信念：相信国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以及多边合作等方式，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政治为特征的旧有模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52］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构建这样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新秩序。［53］在这样的秩序下，美国就可以变得更加繁荣、更有影响力且更为安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由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早已成为美国国内的重要共识，因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倾向于那些与自由主义观念相一致的战略选项，即使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也是如此。［5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应如何实现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目标？既然作为美国最重要战略文化的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有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怎样才能作为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有力解释工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迪克提出了另一类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文化，即有限责任观念。［55］这一观念可以被简要定义为：一国对外战略中反复出现的、致力于避免过多国际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的自然倾向。［56］对美国而言，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历史经验、地缘环境和自由主义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构成了美国的另一种国家认同。［57］首先，自华盛顿告别演说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对与欧洲国家纷争保持距离这一孤立主义思想的路径依赖。其次，由于美国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环境，它得以与其他大国留有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就使美国民众天然地对耗时费力的海外军事承诺存有排斥心理。最后，自由主义对法治、贸易和相互依赖等的强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乐观信念，都使美国对军事干涉抱以怀疑态度，认为即使有时是战略必需，也至多是一种暂时的选择。
在提出上述两种战略文化的基础上，迪克认为，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干预作用就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在实践中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一方面，自由主义目标的实现始终都会要求美国将大量的战略资源投射到海外；另一方面，国内有限责任的信仰又抑制了美国对外改造世界的冲动。在迪克看来，正是因为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美国对外战略才始终充满矛盾和实用主义色彩，这也是他将美国民众描述为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reluctant crusaders）的根本原因。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发现，迪克分别以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外战略演化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首先，他指出，美国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具备四种战略选择：孤立主义（strategic disengagement）、推回苏联扩张（roll back）、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以及对苏进行遏制（containment）。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体系中心论者无论以权力还是安全为假设，都只能排除孤立主义选项，而无法解释为何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的推回战略或是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而是选择对其进行遏制。迪克认为，这一战略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前两个选项在美国国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一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信条要求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而不是若干封闭的势力范围，所以通过超级大国二分天下的方式安排战后国际秩序无法得到国内政治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的有限责任观念致力于以较低成本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因而暗含美苏战争风险的推回战略也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基于此，只有既满足美国自由主义信念又符合其有限责任原则的遏制战略才能成为杜鲁门政府的最终选择。［58］
其次，冷战后，美国主要具备如下四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孤立主义、优势主导（primacy）、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以及均势（balance of power）。同样地，体系中心论只能将不符合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根本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孤立主义排除在外，而无法判断其余三个战略哪一个能成为美国的最终选择。因此，我们便需要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将战略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一方面，自由主义信条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推行均势战略，另一方面，有限责任的戒条使得优势主导这一成本高昂的选择不切实际。最终，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恰好就是国际主义战略的鲜明体现，亦即在致力于推进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在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来降低对外战略的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战略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路径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和分析框架，将国内因素作为干预变量进行系统考察，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从而明显强化了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方面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一研究路径并未就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因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在经验层面，战略文化理论将观念因素作为国内干预变量的做法错误地将现象等同于原因，亦即把美国由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当作观念上的冲突，忽略了观念背后更为深刻的动因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apolitical view of politics）。毋庸置疑，政治精英有着自身信仰，这些信仰也的确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对于这些人而言，政治利益永远是决定其政策立场的最根本因素。因此，只有将利益作为变量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关于国内政治过程明确和可证伪的逻辑线索。例如，战略文化理论无法解释，在信仰和观念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为何民主党人作为冷战之初遏制战略和全球干预的提倡者和推动者，转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极力主张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因此本书认为，只有将利益变量作为追踪对象，才能解决观念视角内不可证伪的逻辑缺陷，从而找到在理论构建上真正可行的国内政治变量。
在理论层面，战略文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折射出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思想的局限，即认为体系变量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核心变量。必须承认，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因素从长历史角度看是任何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一论点毋庸置疑，因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无法超越国际环境所赋予的行为自由度。［59］但是，现实主义的这一逻辑在解释特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变迁方面明显是不充分的。以二战后的历史为例，国际体系赋予美国战略行动的空间巨大，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以体系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核心变量的做法只能框定其运作的大致范围，而不能解释其变迁的具体动因和进程。正如本书开头指出的，以体系为核心变量的研究路径无法说明为何在两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在冷战之初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便趋于衰落和瓦解。只有将体系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同时将国内因素作为核心变量，才能探索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动因。
3. 国家中心论
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相反，国家中心论认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选择都是其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国内政治斗争始终是国家对外战略变迁的决定因素。例如，霍布森、列宁和熊彼特等从不同角度构建的帝国主义理论就认为，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根本上服务于其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利益，因而国内政治很容易对外交政策形成绑架。［60］在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方面，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同样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把国际体系因素作为干预变量进行处理，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内政治斗争上，认为后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61］在此，将以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以及特鲁波维茨的《界定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冲突与变迁》为重点，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简要总结和评析。［62］
一直以来，斯奈德都被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他在试图解释美国历史上对外战略行为的动因时，却超越了体系理论的束缚，将国内政治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不仅如此，《帝国的迷思》更是将国内政治作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同时极少讨论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总的来看，斯奈德理论的内核在于，集中关注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影响，认为国内政治斗争是推动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决定力量。
首先，斯奈德指出，工业化时机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进而对外战略决策机制的形成有着根本影响。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有面临诸如德国、日本等后来者的困境，因而其经济社会发展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一直比较均衡，自由民主式的国内政治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并趋于成熟。基于这一现实，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内行为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相互制衡现象就会十分普遍，由此任何单一部门或局部的利益都难以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制约了美国战略行为中的冒险性，减少了代价过于高昂的扩张主义观念及政策。［63］在得出上述结论后，斯奈德进一步指出，归根到底，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赋予美国一种较强的战略学习和纠错能力，它帮助美国在历史上构建起了一套相对理性和折中的对外战略理念，避免了过度扩张的悲剧。
斯奈德的这种研究路径从一开始便引发了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广泛批评，认为它过于轻视体系动因，结果是我们并没有获得有关体系和国内决定性因素的新结合，而只是对国内政治案例进行叙述。［64］例如，扎卡利亚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分析英美和德日的扩张行为时，斯奈德认为，前两者在对外行为中远比后两者更为节制的原因在于，英美的国内政治制度以权力制衡为根本特点，而德日的政治制度却体现出鲜明的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特征，其中政治精英的权力不仅过度集中，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然而，体系因素在上述国家不同对外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斯奈德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英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要比德日强大得多，因此针对两者的压倒性联盟不大可能出现。［65］如果我们承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于斯奈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假若国家中心论者能够更为紧密地将国内政治核心变量与国际体系干预变量结合起来，这一研究路径便能构建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外战略变迁理论？为了对此进行判断，接下来有必要对特鲁波维茨的理论模型进行简要考察。
作为国家中心论者，特鲁波维茨与斯奈德一样，认为国内政治斗争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中扮演核心变量的角色。然而，相较于斯奈德，特鲁波维茨更为重视国际体系作为干预变量在影响核心变量方面的作用，认为美国国内不同的行为体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体系因素参与塑造的。为了将这种逻辑关系梳理清楚，特鲁波维茨引入了地域主义（sectionalism）这一重要概念，指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是国内不同地域之间进行反复政治斗争和相互制约的结果。具体来讲，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首先，特鲁波维茨认为，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植根于国内以地域为单位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66］由于美国具有幅员辽阔的疆域，国内不同地域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这就使得它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难免引发冲突。一直以来，美国的三大地域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始终围绕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尤其是贸易政策、军费开支和海外干涉等领域）在国会进行斗争。例如，当某个地域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时，它总会倾向于降低关税并支持海外扩张，而与此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区域则呼吁提高关税以保护自身工业、反对大规模海外扩张。
其次，建立在利益假设基础上的地域冲突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体现为由这些地域所产生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始终从自身政治利益（主要是赢得竞选连任）出发，致力于在与其他地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诉求。对于这一问题，特鲁波维茨援引大量关于美国政治的经典著作，表明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地域斗争的历史，相比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地域主义是美国最为深刻和持久的政治力量。［67］这就表明，围绕对外战略引发的政治斗争同样需要以地域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第三，地域主义理论结合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形成有利于特定战略实施的、稳定的国内共识。遗憾的是，多元化的地域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冲突致使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此，任何历史时期的外交政策总是地域力量对比的体现。其结果是，伴随着地域力量的此消彼长，其中包括党派重组（realignment）在内的政治结构演化，美国对外战略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钟摆式特点，这一点在冷战后变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民主党从自身所代表的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出发，主张多边主义、减少海外干涉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另一方面，共和党则以其代表的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域的利益为参照，致力于强化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以单边方式推行全球战略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交替执政在外交上的实质内容就发展为上述两个方向的来回摇摆。在特鲁波维茨看来，由于地域党派重组在里根之后形成了东北部与南部西部对峙的局面，因而政治和外交上的极化现象短期内无法解决，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变迁将不仅延续历史上以地域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学逻辑，而且其程度会进一步加剧。［68］
通过梳理斯奈德和特鲁波维茨的上述理论，可以发现，国家中心论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论优势在于，将国内政治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弱化了国际体系因素在分析中的作用（当然，斯奈德忽视体系动因的研究方法过于极端），从而能更为细致和精确地把握美国战略行为的演化。此外，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国家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的力度。最后，就对斯奈德和特鲁波维茨两种论述方式的比较而言，由于后者凸显了国际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因而在逻辑线条上更为完整和流畅，这一优点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类似。
然而，国家中心视角在构建美国对外战略理论方面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为，无论是斯奈德的战略扩张理论还是特鲁波维茨的地域主义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框架的制约，认为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安排天然地导致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进行角逐与斗争。这种思维定势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活动，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概言之，制度是静态的，人的行为却是动态的。尽管美国有着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但是国际国内因素的共振不排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帮助美国构建一种关于对外战略的普遍共识，从而超越政治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制约，抑制对外战略制定中的冲突与斗争。当然，这种共识是一个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但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从冷战伊始到7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对外战略，便得益于国内所形成的稳定的冷战共识，这一点用相互制衡和冲突的国内政治斗争无从解释。因此，我们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得到的启示是，对于国内因素的分析必须超越政治制度层面，努力挖掘政治过程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为此，本书将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把决定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从而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科学的分析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
4. 小结
本节从理论假设、变量的选取及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三种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路径在分析角度和解释力方面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体系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际体系对美国对外战略具有直接和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进而将其视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因此，这种路径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高度的简洁性；然而，单一变量和线性思维在分析复杂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因果机制构建上的重大缺陷，由此带来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内战略文化作为干预变量纳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中，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从而有力凸显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的特殊性，最终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不过，由于该理论仍未完全摆脱体系理论的局限，尤其是把国际体系当作核心变量进行处理的方法，削弱了其作为外交政策理论在解释战略变迁方面的效果。最后，国家中心论采取了与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相反的理论假设和变量选取方式，认为国内政治斗争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其演化方面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而国际体系因素则起到了干预变量的作用。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根本上是由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决定的。毫无疑问，在理论假设和变量选取上，国家中心论更好地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进行结合，以利益为出发点，说明体系变量如何通过国内变量发生作用，从而有力论证了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政治学逻辑。
本书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国家中心论的启发，在引入社会变量的过程中，解决国家中心论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解释力方面的不足，亦即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为何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表明，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围绕对外战略的制定既可能导致冲突和斗争，又可能产生共识与合作？很显然，国家中心论者从政治制度这一角度出发，只能解释前一种情况。（2）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三大变量分别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相互关系是什么？（3）在上述变量处于不同的相互作用状态下，应采用何种研究路径或分析视角，才能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更为深刻地把握相应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特征？
三、 概念界定、核心论点与理论假设
1. 社会联盟的概念界定
社会联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一项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对于国内社会力量在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69］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显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从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70］在现代大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条件下，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了解主要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进而推动政策议程的顺利实施。伴随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扩展，世界上多数国家会卷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因此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便难免打上国际经济的烙印。基于此，社会联盟的形成即为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社会力量的福利不断影响的结果。［71］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联盟可以被界定为在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相似利益诉求和政策倾向，并试图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力量的结合。［72］
从狭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延伸开来，社会联盟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与偏好，可以对一国整体对外政策或战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73］按照学界对社会联盟的微观论述，可将其进一步理解为以国内产业地理为载体、以社会阶层和经济部门为两大内核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74］不同的社会联盟由于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包括贸易政策、军费开支、海外干预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议程上形成差异化的倾向，由此从整体上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75］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由竞争意识而来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不断崛起，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也比其他多数国家更为重要和显著。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这一系列特性使得美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路径，以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连结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76］因此，在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于社会的。此外，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使美国的国内社会力量具有深度参与政府决策的多样化、成熟化以及制度化路径。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所声称的，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77］
基于此，以国内不同的产业地理为载体，社会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力量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以社会阶层和产业结构分层为内核，上述三大力量中心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则产生了利益诉求多样化、分层次，并且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社会联盟，由此构成特定时期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例如，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社会联盟主要是工业生产部门和工人、企业家及金融业者等社会阶层由国内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致力于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同时避免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更为强大的工业产品和金融力量的挤压，因此倾向于对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抢占更多海外战略资源（如在拉美和东南亚进行扩张）。而南部社会联盟主要由种植园经济和种植园主构成则从自身与欧洲紧密且互补的经济关系出发，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并避免因海外战略资源争夺恶化与英国的关系。然而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欧洲各国，因此变化了的现实使得东北部社会联盟的利益开始建立在海外扩张和自由贸易基础上，从而实现了与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融合。基于此，便可以简单勾勒出一条美国社会联盟格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变化曲线，即从东北部和南部两大社会联盟的对立到两者之间的联合，后者为冷战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提供了根本的国内前提。
更进一步讲，由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所决定，代表不同社会联盟利益的政治精英（如总统和国会议员）便在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联盟及其力量对比格局。由于美国的政治选举是以地域选区为单位进行的，选举的进程和结果有着鲜明的以地域为载体的国内社会联盟的色彩，因此，在这种国内政治选举模式的基础上，由国会政治博弈的简单多数及绝对多数原则所决定，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特定时期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多数位置的政治联盟意志的体现，而后者从根本上反映出的则是同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78］例如，从冷战伊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内部形成的由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主要因为这一政治联盟反映的就是在此期间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东北部南部联盟的利益。［79］对于以上内容，后文将结合历史进行重点分析，并通过列举国会议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投票行为，发现相应的国会政治联盟及其背后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历史变迁轨迹。
2. 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论点
基于体系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逻辑推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本书将在上述三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将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研究变量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和更具说服力的学理框架，用以重点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核心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和实践分析路径，从而为美国对外战略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具体而言，这一理论由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论点构成。
第一，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地发挥塑造作用，而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美国外交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突，它们来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非同步性（asynchronism）与非均衡性（unevenness）。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化，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增强自身的政策影响力从而在与国内竞争对手的博弈中赢得胜利，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纷纷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依靠的社会联盟利益，就使这些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从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或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二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均力敌，亦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占据执政的多数地位，因而政治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需要超越党派（bipartisan）的合作。［80］基于此，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政治学因果机制，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根本逻辑。这一理论视角与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国家中心论的对比见表1。表1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逻辑：四种理论视角
理论逻辑体系
中心论国际体系压力（核心变量）美国对外战略（因变量）新古典
现实主义国内政治文化（干预变量）国际体系压力（核心变量）美国对外战略（因变量）国家
中心论国际体系压力（干预变量）国内政治斗争（核心变量）美国对外战略（因变量）社会联盟
理论国际体系压力（干预变量）社会联盟利益与格局（核心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中介变量）美国对外战略（因变量）第二，在上述根本逻辑的基础上，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国内政治机制主要分为三类；与之相应，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观察与分析也应有三种研究路径。（1）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体系的形成和冷战的开始，来自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共振效应，进而使得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尤其是美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形成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便主要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则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很明显，由于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政治联盟的形成，以权力制衡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安排被有效得以抑制甚至超越，这也成为冷战共识成功塑造的国内前提。基于此，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应从体系中心入手，即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2）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因利益冲突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逐渐衰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冲突日渐浮现。稳定多数联盟走向分裂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在此期间在国家政府层面无法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因此，围绕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与社会联盟内在龃龉并存的矛盾背景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随即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也兼具了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机制（或强总统、强国会）。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经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在国内政治斗争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才能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
（3）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冲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取代了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也随之演变为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在重大议题领域难以实现妥协与合作。上述局面造成的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漂移和摇摆状态。基于此，对该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应持国家中心视角（如表2）。
第三，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表2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类政治运作机制及其研究路径
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美国对外战略运作机制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路径稳定多数联盟党派合作强总统、弱国会体系中心视角不稳定多数联盟合作制衡强总统、强国会体系国家视角联盟均势政治极化弱总统、强国会国家中心视角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核心支柱美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积极运用。［81］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Northeastern Seaboard Establishment）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共同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一致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战略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日益加深的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逐渐趋于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对苏联进行遏制。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核心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见表3）。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根本改观。表3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
历史阶段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轨迹二战后初期到越南战争东北部南部
稳定多数联盟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越南战争到冷战结束东北部南部
不稳定多数联盟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后冷战时期东北部南部联盟瓦解
东北部太平洋沿岸V.S.
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自由国际主义的瓦解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将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3. 社会联盟理论的理论假设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属性和行为，目标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的推理。因此，特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建立在明确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世界中相应的难题。［82］上文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观点，有必要指出这些逻辑线索和因果机制背后的理论假设，从而使这一理论框架更为完整地展现出来，以形成一个阐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清晰逻辑链条。
社会联盟理论植根于经济学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83］由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认为，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的偏好来源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经济层面的理性传导到政治层面，就演变为政治精英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而寻求满足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政治理性。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逐步发展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内政治市场（domestic political market）中的各类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确保竞选及连任成功。［84］结果是，这些政治精英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社会利益及社会力量不断影响、塑造的产物。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以上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基于两种利益的理性人：一方面，从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角度出发，社会力量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基于共同外交利益的社会联盟，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强政策影响力，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朝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得不以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以推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假设下，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为合法化形式的政治博弈便应运而生。［85］最终，美国的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处于多数或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利益或偏好的反映。［86］
不难看出，社会联盟理论将其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做法，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理论具有可证伪性、追踪性和解释力更强等优势。此外，该理论以国内社会、政治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将国家作为一个统一单元，进而围绕所谓国家利益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做法，增加了变量的个数，强化了逻辑链条的完整性。最后，与国家中心论相比，社会联盟理论将社会利益作为政治利益决定因素的假设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约束，完善了对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过程的理解。总之，通过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相关研究的完善，本书致力于提供一种新的理解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根本逻辑及其内在政治运作机制的理论框架。
四、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1. 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服务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其选择同样需要依据研究问题而最终确定。本书致力于结合历史和现实，同时综合体系、国家和社会等多层次变量构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因而重点选取的相关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跨层次分析法（crosslevel analysis），即综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构建社会联盟理论的框架，通过厘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一种观察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全新视角。前文已对此作过多次介绍，在此不再赘述。［87］
二是本书涉及二战后美国内政、外交的不少历史和现实案例，因而在案例研究方面，将采用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用以建立因果解释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过程追踪是案例研究中的经典方法，它主要是指研究者通过考察案例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来探究决策的过程和机制。［88］具体来讲，其优势主要有四点：（1）允许在少数几个案例，甚至是单一案例中检验理论的因果推理情况；（2）可以极大地减少推理错误；（3）可以指出在案例比较中忽略的变量；（4）能够发现反常案例，从而提出新的假设。［89］因此，本书将在案例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从而进一步检验社会联盟理论的相关假设，通过对比分析增强该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以及在解释历史和现实方面的有效性。［90］
三是这一选题涉及关于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大量分析，将运用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statistics）的研究方法，对文中的相关论点提供明确的数据支持。具体而言，将采用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常用的国会唱名投票（roll call voting）数据，通过电脑计算得出代表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利益的国会议员的政策立场的结论，进而明确不同时期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国内政治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相关的议题领域集中在四类：国际经济政策、国防开支、对外干预以及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此外，还将列举一些美国国内政治中与地域党派重组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从而使围绕国内政治背景的探讨更具说服力。
2. 结构安排
本章完成了写作的三个重要部分：明确提出所要研究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相关的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和批判性的文献综述；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本书的理论框架、核心论点、创新价值及研究方法。接下来的几章将重点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政治发展史及其外交史，完成对这一理论的构建任务，并将其运用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总的来看，本书致力于达到的学术目标是，厘清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多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使之形成一个更为清晰和完整的逻辑链条，最终构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本书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将系统阐述本书提出的社会联盟理论，同时简要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轨迹，从而为后文运用该理论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分析奠定研究基础。首先，第一节将集中探讨社会联盟理论的内涵及其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方面的优势和特点。为此，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三个变量体系、国家和社会分别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得出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逻辑，即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根本上是由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利益变迁与格局演化为核心变量，以及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随后，将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从东北部工业中心单一主导到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南部势均力敌的演化作为根本动力和出发点，简要回顾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经历的四个阶段。其次，在提出上述理论内核的基础上，第二节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拓展，指出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相互作用的不同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将体现出三类政治运作机制：（1）在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形成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体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模式；（2）在不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出现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的政治运作机制将演变为合作制衡或强总统、强国会模式；（3）在联盟均势亦即没有一个多数联盟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将转变为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模式。与以上三种情况相对应，分别以体系中心视角、体系国家视角及国家中心视角三种研究路径观察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这样才能更为科学地把握每个阶段美国外交的核心特征。毫无疑问，这一理论拓展丰富和完善了对于美国外交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的理解与思考。最后，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轨迹进行简要回顾，表明在此期间，美国外交的主线是自由国际主义从兴起到衰落再到瓦解的过程；同时，还对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进行严格界定，目的是为后文论证这一战略演化背后的政治学机理提供逻辑依据。
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运用社会联盟理论，分阶段讨论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与进程。第二章集中关注的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包括其原因和表现）。第一部分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是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共振，促使国内社会出现有利于该战略实施的多数社会联盟，特别是东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域中心首次实现合作，推动形成冷战共识。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内政治打破两党及行政立法机构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对外战略方面进行有效的党派合作，这种合作反映到政治运作上，即形成强总统、弱国会的模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才得以持续运行。从以上逻辑出发，分析该阶段美国外交的实践应采用体系中心的视角，因为作为核心变量的社会联盟格局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体系变量的干预作用由此得以凸显。在体系中心视角下，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四方面内容军费开支、国际经济政策、海外承诺与干涉，以及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出发，对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进行简要分析，重点依然是论证这一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机理。
第三章分析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第二个阶段从越南战争后至冷战结束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包括其原因和表现）。第一节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以美国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分化为主要动力，维系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冷战共识趋于弱化，进而导致两党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分歧逐步显现。归根到底，这一局面的出现源于国际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致使东北部传统中心明显衰落，代表这一地域及其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和社会阶层（工人）利益的民主党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倾向于保护主义、削减军费并以多边主义方式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与东北部铁锈地带（rustbelt）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阳光地带（sunbelt）在产业转型的基础上迅速崛起，代表这一地域及其产业结构（军工、信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社会阶层（企业主）利益的共和党人同样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倾向于自由贸易、增加军费开支并以单边主义的方式领导世界。当然，由于安全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因而两党在遏制苏联这一问题上仍然保持着较为稳固的战略共识。在上述党派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全新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就变得更为复杂，在党派合作的同时开始出现权力制衡的趋势。因此，一种合作制衡机制以及府会关系的强总统、强国会模式成为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国内政治基础。基于此，在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成因及其相应实践时，便应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单靠体系中心论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在体系国家视角下，同样从上文提到的四个方面对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衰落进行分析。总之，本章通过论述进一步表明，社会联盟的利益变迁及其格局演化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因为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美国外交在该阶段却经历了重要转型。
第四章重点论述冷战结束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根源及其表现。第一节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以苏联解体为催化剂，国际体系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中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急剧衰减，尤其是维系两党冷战共识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安全威胁不复存在，因而美国社会联盟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张力进一步发展为极化，形成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致使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彻底的瓦解。这一国内根源反映到政治层面，便体现为两党在对外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完全取代合作，政治极化以及弱总统、强国会模式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至此，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两大核心支柱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以及运用美国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足够意愿彻底分离。一方面，民主党人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开始进一步倾向于缩减军费开支、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同时依靠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等低成本方式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共和党人的政治利益则决定他们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是扩大军费开支、推进自由贸易，同时致力于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以单边主义方式领导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国家中心视角，才能找到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体现出钟摆式特征的根本原因。在实践中，将运用这一研究视角，对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瓦解进行分析。
第五章也就是本书的结语部分，从社会联盟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就现状而言，在刚刚结束的奥巴马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实现了针对布什主义的一次回摆，开始朝着参与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方向发展。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本书的理论发现：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立场和取向。就趋势而言，首先，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碎片化，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作为干预变量，国际体系的上述演化必然对当前和今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产生影响。当然，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美苏关系完全不同，两极体系的形成也并不必然导致冷战。［91］不过对美国而言，中国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崛起这一事实无疑会增加华盛顿来自体系层面的战略压力，从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国内形成一种新的关于对外战略的共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考察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核心变量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趋势，以此作为分析当下和研判未来的最重要依据。正如前文提到的，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虽然受到体系变量的影响，但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致使美国国内形成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日趋衰落的传统工业中心与中西部和南部新兴崛起的阳光地带相互冲突与制衡的对等极化局面，而且产业与人口结构的变迁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上述状况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根本逆转，这就决定了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并不足以促使美国国内形成类似于冷战初期自由国际主义那样的高度战略共识。基于此，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的差异和极化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冷战后美国外交所呈现的漂移与摇摆特性也将难免持续下去。注释［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est Point， New York， December 1， 2009，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 press officeremarks president address nation way forward afghanistan and pa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