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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这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会是学术史上的绝响吗?20世纪上半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人,这个时局动荡的时期,却成了学术的黄金时代。借由一个个知识人的片断,重新审视大时代下的个体生命。
★ 国学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如今被视为国学大师的民国人物,在当时都是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开了新风气的现代学者,返视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转型,观照现在的国学,我们或许会发现国与学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 在东西文化、新旧学术的十字路口,知识人该如何选择?可以是通往现代世界的大道,也可能会带人坠入背叛传统的深渊。有的人手足无措、痛苦绝望,也有人徘徊犹豫、摸索前进。数十篇学术史的别页,刻画出那一代学人的的挣扎和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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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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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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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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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 003
世间原未有斯人 013
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 027
阴晴不定的日子 043
佚札留存在异乡 055
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 065
最是文人不自由 079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093
万里之外总有人牵挂 107
学术的意味 113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119
吾侪所学关天意 131
刮骨疗毒的痛苦 145
谋万国知识之沟通 155
重读潘光旦 161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165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169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75
重读杨联陞日记 189
黄河依旧绕青山 201
看人如伊吕 217
遥知水远天长外 221
师友三十年 231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237
附录一 运化细推知有味 247
附录二 世家考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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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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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节选)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 年6 月2 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
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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