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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多丽丝莱辛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杰出的女性作家，曾荣获多个*文学奖项，在世界文坛极具影响力，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该书是莱辛亲笔自传，是深入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社会生活、心路历程和创作思想的重要读本。
◎部分生活照片首度公开，可以深入了解这一伟大作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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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本书是莱辛自传的第二本，记录了1949年到1962年的10多年间，莱辛从事《金色笔记》创作的过程和她当年的政治生活。书中各个章节根据她住过的一连串公寓写成，于连续更换住处中，传递了女作家的漂泊和流亡感。书中有很多细节信手拈来，夹杂着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实地呈现了这位伟大作家的中年生活。
作者以直率坦白的语言，犀利机智的思想，描述了自己波澜壮阔的生命经历，通过对复杂情感、情绪的描绘，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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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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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 英国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12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获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其作品涉及众多主题，包括种族矛盾、文化碰撞、个体和集体的冲突等。她最为人称道的是对女性经验的表现和书写，代表作《金色笔记》被奉为女权主义的教科书。此外，主要作品还有《野草在歌唱》《幸存者回忆录》《第五个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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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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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登比路W11
肯辛顿的丘奇街
沃里克路SW5
朗廷路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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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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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登比路W11
巨轮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边，抱起小儿子：看！那就是伦敦。码头在前面：混浊的水道和沟渠，暗灰色的朽烂的木墙和房梁，吊车、拖船、大大小小的轮船。我的孩子也许在想：这些轮船、吊车和海水还是开普敦的样子，只是现在大家管它们叫伦敦。对我来说，真正的伦敦还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要不是战争阻断了通往伦敦的道路，那种生活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洁净的白板，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将要重新书写。
我满怀信心和乐观的憧憬，尽管我的财产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几乎不到150英镑的现金和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及几份短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经被约翰内斯堡 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本小说的内容极具颠覆性，因此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版。我随身带着几箱书（我离不开它们），一些衣服，还有些不值钱的首饰。我母亲要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少得可怜，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也一贫如洗。况且我整个远行的意义就在于远离她，远离家，远离南罗得西亚 那个可怕、狭隘的国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即便有什么严肃的谈话，话题也总离不开种族界限，离不开黑人是如何如何无能。现在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我描写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吗？不，我当时已经接近30岁了，经历过两次婚姻，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同时又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带着孩子。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那两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为新的一天欢呼雀跃，晚上到了十点还不肯入睡。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或者唱着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而他一路过得很开心。
我像每个来自南非的人一样，一看到是白人在码头上卸货，心中就会闪过些许不安的念头，或者说感受，因为在南非，这些重体力活都是黑人干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样工作，很多白人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在我身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他们了，工人，工人阶级。当时，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不可阻挡，工人们将接管整个地球。他们那些肌肉结实、吃苦耐劳的硬汉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卫士。我没有故意把那时的想法写得很滑稽，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当时，即便没有几亿人，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在那样想，使用着那样的语言。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写进这部自传，但没有什么比一部上百万字的自传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我写过一本题为《找寻英国人》的小书，那时离我初来伦敦的日子隔得还不算太远，它能为我在伦敦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纵深的视角和细节。问题马上来了，不折不扣的问题。那本小书里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其中有两三个人用了化名，现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无疑问，那本小书尽管真实，但仍然不如我要在这里写得这么真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调，而语调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本小书更像一部小说，具备小说的形态和节奏。相对于生活而言它似乎过于齐整了，但它至少对一件事情的描写是精确的：初到伦敦的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着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现在的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时的伦敦拥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夸张。并不是说，我在透过狄更斯编织的帘幕看伦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伦敦跟狄更斯眼中的伦敦一样一幅诡异的景象，处在超现实的边缘。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伦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相信它曾经存在过：墙壁没有粉刷，建筑物污迹斑斑，到处都有裂缝，沉闷而晦暗。一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有些区域完全成了废墟，废墟下面的洞里积满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黑雾吞噬，那就是《净化空气法案》实施之前的伦敦。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现在的伦敦矜持、整洁的建筑，热闹的咖啡馆和餐厅，美食和咖啡，年轻人穿梭往来、寻欢作乐、午夜过后才肯散去的街道那么他根本无法相信当时的景象。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好的餐馆。人们的着装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黯淡而且难看。到了晚上10点，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享受政府战时补贴的食堂往往是整个街区仅有的可以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不错的荤菜、难吃的素菜，还有给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馆对普通人来说是最高级的餐馆，我还记得那里的炸鱼配薯条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当时也有一些供有钱人去的精致餐馆，出于尴尬，这些人总是避免让人看见，因为战争期间的配给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严苛。你在整个英伦三岛都别指望喝上一杯像样的咖啡。仅有的文明场所是酒馆，但酒馆晚上11点就打烊，而且你必须具备和酒馆相配的气质才能进入。而这几十年来，酒馆变得太多了，它不再让外来人觉得像是进了一家俱乐部，它有自己的会员或常客，外来人在这里只会觉得自己是被勉强容忍。配给制仍然在施行。战争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它不仅徘徊在炸弹袭击过的地方，还萦绕在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中。人们聊着聊着，话题就会转向战争，就如同受伤的动物舔着酸胀的伤口。人们既警觉又疲惫。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个美国人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狂欢。6点钟，我穿上我最好的裙子来到莱斯特广场跟他会合。我们以为会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一家酒馆待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开始找餐馆。那儿有些昂贵的餐馆，但我们吃不起，而中国餐馆、印度餐馆、意大利餐馆等各个国家的风味餐馆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餐馆在当时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宾馆都订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苏荷区和皮卡迪利一带来回走着。所有的东西都如此阴沉、乏味。后来他说，管他呢，我们自己找乐子去。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梅菲尔的一家俱乐部，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灿烂年轻人 的后继者们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面包。
到了五十年代末，伦敦就有了咖啡馆和好吃的冰激凌（多亏了意大利人），有了物美价廉的印度餐馆。人们的衣服色调明快，价格便宜，不再像当年那么一本正经了。整个伦敦被粉刷一新，充满欢快的气氛。大部分炸毁的废墟都不见了。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阴影。他们不谈论战争，也不去想它。
我一开始住的地方在贝斯沃特，那一带肮脏、破败，很难把它与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每到傍晚，妓女们就会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来的安排，我要跟一个从南非来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寻英国人》中描写了这段有些不快的经历。我们住的公寓很大，家具齐全。其中有两间房租给了妓女。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楼的姑娘们是做什么的。但我发现后马上去找那个南非女人理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两个小孩儿不好，可是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我不够友善。
我整整花了六个星期才找到一个愿意让小孩住进去的地方。热浪悄然来袭，这让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抱怨英国天气阴冷。我走在滚烫的人行道上，双脚投降了，斗志也要垮了。就在这时，一家意大利人欢迎我的孩子和我搬进去，解决了我的主要问题。那栋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进了附近一家市政托儿所。要知道，从他一生下来，他的环境就教给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欢去托儿所。他每天从托儿所一回来就钻进地下室，那里住着一个跟他同龄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阴冷、肮脏，而且被战争毁了，这让我十分泄气，但它却是彼得的乐园。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个不折不扣的阁子间里。阁子间小到我没法把打字机摆出来。我从《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上随便选了柯提斯布朗经纪公司，寄了几篇短篇小说给他们。朱丽叶奥希给我回了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封内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说：不错，但你有没有长篇小说，或者有没有想写长篇？我回复她，我确实写了一个长篇，但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她说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后，她大吃一惊并且非常生气，因为为了补偿出版商出版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他们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给他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发他们欺诈。周末一过，她就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稿人 ，她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报告，同时建议对这本书作一些修改。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几年时间，不断地写、重写，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当时我的肩膀还受了伤。怎么会受伤？这完全是由一起严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当时，我在莱斯特广场跟一个小伙子看电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罗得西亚的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我们坠入了最浪漫的恋情。但我们的生活却走上了戏剧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将去英国工业联盟 供职，而我，用一个也许会让人不安的词来说，仍然是赤色分子，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电影院出来，径直踩进街上铺的滑滑的沥青里滑倒了。铺路工人说，我应该看路。哥特弗莱德 已经到了伦敦（他提议的居住地），他跟从索尔兹伯里 来的多萝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的一套大公寓里。在我的肩膀康复期间，他把彼得接过去住了六个星期。
过来人的感觉赋予我的回忆一种轻快的语调，因为即便当时有困难，我也都一一应付过去了。但下面这小小的一幕却描绘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铁站站台上，左胳膊挂着绷带，黄色羊毛衫的纽扣扣在胳膊外面。一个纽扣开了，一阵风把毛衣吹得从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里，文胸露了出来。在伦敦，即便你赤身裸体地走在牛津大街 上也几乎没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觉到的尴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挣扎着想将衣服穿回来，可一切都是徒劳。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面朝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别针，把我的毛衣别在绷带上。她站在那里端详着我的脸：骨折了，是吗？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会好，也就是六个星期。这还是最短的。我说不出话来，开心点，最糟糕的事儿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这已经是最糟糕的事儿了。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她大笑，笑得无所顾忌，那声音嘶哑、粗糙，好像是在说你还能指望什么。那种笑声至今还可以在经历过闪电战的人那里听到。
是吗？如果这就是你的极限了，那么她鼓励地拍拍我，轻轻地把我推向车门，让我站进去，你就应该美美地喝上一杯茶，让自己高兴起来。当车门吱呀呀地关上时，我听到她这样对我说。
我把迈克尔约瑟夫寄回给我的《野草在歌唱》原封不动地又寄了过去。他们回信祝贺我做出了重要修改。我一直没把真相告诉他们。
不久，纽约的艾尔弗雷德诺普夫出版公司告诉我，如果我能按照那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对书稿作一些修改，写明的确有强奸发生，那么他们愿意出版这本书。说这番话的是艾尔弗雷德的妻子布兰奇诺普夫，而诺普夫家族在当时可谓是出版界的龙头。我怒不可遏。她知道多少南非的文化习俗？这简直是一种粗陋无知的观点。《野草在歌唱》整本书的关键恰恰在于白人行为中那套无言的、曲折隐晦的密码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能心领神会。我那样描写白种女人玛丽透纳和黑种男人摩西之间的关系，正是为了让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之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我的文学直觉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实际上，我一直不能决定玛丽跟摩西是否发生了性关系。我有时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发展，有时又觉得事情应该朝另一方向演进。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不断扩大的有色群体就是证明，但白种女人和她的黑人仆人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却是凤毛麟角。对这类事情的惩罚是把男人绞死。事实上，这是很严格的禁忌。如果玛丽跟摩西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这个可怜女人战战兢兢守住的我是白种夫人的信念就会彻底崩溃。是的，她的确崩溃了，她疯了，但她发的也可能是另一种疯当我这样说时，那些词句似乎就在描写另一种不同的疯狂。不，从整体上考虑，我认为她没有跟摩西发生关系。当我写那本书时，我确定她没有。这个故事来源于这样一段插曲：我不经意听到一段轻蔑的、不自在的谈话，他们在阳台上说起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妻子，说她让自家的厨子帮她扣衣服背后的纽扣，还让他给她梳头。我应该没记错，当时是我父亲在描述这件事情，语气中带着对那个黑人最大的轻蔑：就像贵族可以放任自己在仆人面前做各种私密、猥亵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
我认为诺普夫的要求是伪善的，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明确强奸情节会带来耸人听闻的效果（在当时的确会引起这样的效果）。我的回复是，我不会做那样的修改。朱丽叶奥希一直全力支持我。她说，当然我永远也不应该违心地改动任何一个字，但他们的话还是值得听一听的。毕竟，亲爱的，他们有时是对的。不过，她认为这次的确是他们错了。别担心，如果他们不愿意买，我可以帮你找其他的出版商。可最终版权还是被诺普夫买下了。
我手里的钱所剩无几。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镑顷刻间就被房租和托儿所的费用吞噬一空。我在一家新成立的机械公司担任了几个星期的秘书。那家公司的几个合伙人都很年轻，没什么经验，我在那里几乎无事可做。在这之前，我让彼得退出了市政托儿所，送他去了一家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怎么才能付得起这笔费用呢？我的态度一向是：先决定做一件事情，然后想办法满足这笔开销。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我应该去当作家，而出版商们也总是很和善地问我在写什么。但我没有精力写作。我总是大清早5点钟跟孩子一起醒过来他有好几年都是五点钟醒的，我就这么一直陪着他醒。我给他读东西，讲故事，做早饭，带着他乘巴士去托儿所，然后才去上班。我坐在办公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有时偷偷写短篇小说。我趁午饭的时间出去买东西，下午五点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巴士回家。接下来通常是属于彼得的喧闹的夜晚，他在楼下玩，我收拾屋子。他要到十点多才睡觉，而那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写东西了。
我放弃了秘书工作。这期间，出版社两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加印，那是在发行之前。我说：噢，不错。我以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每位作者身上，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然而他们把我的态度理解为：我把自己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迈克尔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里斯共进午餐。卡普里斯是当时最漂亮的、讲究排场的餐馆。那时我已经从阁子间搬到楼下，换了一个大房间。那个房间曾经很漂亮，将来也会再度焕发光彩，但在当时却很脏，而且漏风，靠一个火力不足的壁炉取暖。那栋房子曾遭到轰炸，所以到处都在开裂、漏水。彼得睡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与此相反，卡普里斯餐厅的桌面上铺着粉色的桌布，摆着银器、玻璃杯，桌旁端坐着衣冠楚楚的客人，一切都熠熠生辉。迈克尔约瑟夫是个英俊的男人，精通时务，轻松自在地坐在卡普里斯餐厅里。他提到拉里和维维安 ，说他们今天不能来一起吃午饭真遗憾。迈克尔约瑟夫似乎不适合上战场。他在战争期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当时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反对他的决定，因为他资本不多。但他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在柯提斯布朗公司当过经纪人，他的好友朱丽叶奥希确保他能得到一些新书的版权。他享受着自己的成功。他有一两匹赛马，经常出现在伦敦的体面场所。用餐的时候，他不断地跟其他桌上的人打招呼：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作家她来自非洲。
约瑟夫安排这顿午餐，并不只是为了让作者觉得备受瞩目，也是为了让作者知道，不要指望他为书打广告。他给我讲了一些典型先例，比如保罗加利科的小书《雪雁》，战争期间出版的，但在正式出版之前，靠着不胫而走的口碑就加印了好几次。广告对一本书的命运毫无影响。每个出版商都会这样讲。
有些军事学校设计了这样一个命题：把自己想象成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军，现在有三支部队，一支勉强能守住阵地，一支正被敌人追赶，一支正在击退敌人；你手中资源有限，那么你会优先增援哪支部队？正确答案是增援获胜的那一支，其余的让他们听天由命。似乎很少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因为大家总是在同情心的误导下选择增援处于劣势的部队。出版商的思路跟这种考题的策略如出一辙。已经获得成功的作家能够得到广告支持，而那些还在苦苦奋斗的作家，要么沉底，要么自己游上岸。当公众在地铁里看到一部小说的广告时，他们其实正在看着战争补给向着战场上获胜的分队输送，看着一本已经走俏的小说变身成最畅销的书。
在卡普里斯餐馆气氛的感染下，我告诉迈克尔约瑟夫，如果让我说我现在最想要什么，那就是巧克力棒糕。我刚回到我的贫民窟，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就轰隆隆地开到门前。司机递给我一个漂亮的粉色盒子，里面装着一打巧克力棒糕。我把它们摆到楼下的饭桌上，为已经很丰盛的家庭晚餐锦上添花。
我在那户人家的经历与我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我本来以为要靠紧张的配给度日，极度节省，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而在南罗得西亚时，我曾经还往英国寄过救济食品。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是意大利人，是世界一流的厨师。我猜她一本烹饪书也没看过。她带着六个供应本去韦斯特本园林路（当时那还是一条贫民窟街）的商店买东西，但她带回来的黄油、鸡蛋、烟肉、烹饪油和干酪总是比配给量多两三倍。她是怎么弄到的？我问她，她得意地说：你也是时候摸清门道了。原来有两三个吃贿赂的警察总在那一带巡视，她用黄油和鸡蛋贿赂他们，他们就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不是也参与了这种不法行为？是的，我参与了我把我和彼得的供应本交给她打理。在那种氛围中，摆出小小的道德姿态不仅很可笑，也会让那些善于钻空子的好心人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当时的报纸正在大肆鼓吹结束配给制，说已经没有必要实行配给了。我从来没吃得那么好过。房租里不包括伙食费，但房东太太就像很多好厨师一样，忍不住要把每一个愿意在她的餐桌边坐下的人都喂饱。我每周只在楼下吃两三次饭，而彼得大多数时候都在楼下吃晚饭。当房东太太没钱买东西了，她就向大家收钱。她把我和那栋房子里的其他房客都吸进她那套借入、贷出的复杂的财政体系中，其中夹带着她喜欢的香烟、衣服和鞋子。
我跟中产阶级的朋友说起那些黄油、鸡蛋、干酪和受贿的警察，他们都冷着脸，很生气。我们的警察是不会腐败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逗留在陌生的海岸（跟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认为我不过是为了艺术创作而突发奇想去体验生活。他们指望从我这里听到跟工人阶级有关的漫画式的趣闻轶事，就像高高在上的《庞奇》杂志登的那种取笑仆人的卡通画。
从那时起的几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抱着不友好和不耐烦，直到后来政府自己承认警察确实问题很多。其实他们那种充满敌意的不耐烦，我很早之前就领教过了。当我说南非是黑人和有色人的地狱时，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即便有新出版的阿兰帕顿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比《野草在歌唱》稍早一些）摆在那里，他们仍然不肯承认我说的是真的。而当我坚持说南罗得西亚跟南非一样糟，有些黑人认为比南非还要糟时，我遭到的冷眼就更多了，因为只有赤色分子和不知足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登比路的这户人家对南非不感兴趣，事实上，凡是这片街区以外的东西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说起去西区离这里不过一英里多点就像说起一次重要的远行。
那栋房子里气氛欢快，衣食充足，但那并不是普遍现象。当时的英国缺乏活力，人们疲惫不堪，过着斯多葛式的 清苦生活。那是战争的后遗症。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像黑洞一样，以看不见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吸噬着整个国家的能量。但同时又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平衡着这种萎靡。那段时期，最让我吃惊的就是反差：一方面，人们精神不振，像病人一样戳在那里；另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又非常乐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乐观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愚蠢），坚信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承诺，例如当时受人讥讽的《大西洋宪章》 完全是乌托邦式希望的总和，人们已经让工党恢复了执政，以确保那些希望的实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工党政府最引以为豪的成果。战争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代，一场疾病或一起事故会把整个家庭拖垮。那时的贫困太可怕，人们心有余悸。但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不必再害怕疾病、失业和衰老。这仅仅是开始，事情会逐步改善。似乎每个人都在这种情绪里。很多医生开始按照这种新的社会医疗制度工作，他们把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造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工党成员或者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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