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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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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成书之前已有部分章节见于学术刊物，引起同行的热情关注，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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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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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体现了作者近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内容涉及文学史研究的框架问题、重要概念的生成、作家创作的思想资源以及文本细读的方式等。它将反思性的批评，带入到对已经固化的文学史现状之中，通过问题探讨、与研究对象对话等方法，试图寻找不同于常见研究范式的进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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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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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男，1956年12月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文学史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艾青传》1999、《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2000，迄今已重印八版。该教材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教材、《雨中听枫》2000、《踩空的踏板》2001、《程光炜诗歌时评》2002、《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文化的转轨》2004、《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与孟繁华合著、《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2005、《京北十年》2006、《文字中的历史》2007、《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2009）、《当代文学的历史化》（2011）等，并主编有大型丛书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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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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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01
第 一 讲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001
第 二 讲 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 019
第 三 讲 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039
第 四 讲 文学研究的参照性问题 057
第 五 讲 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 073
第 六 讲 为什么要研究70年代小说 087
第 七 讲 80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 107
第 八 讲 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 128
第 九 讲 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 152
第 十 讲 如何理解先锋小说 163
第十一讲 在寻根文学周边 192
第十二讲 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 215
第十三讲 批评与作家作品的差异性 241
第十四讲 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 261
第十五讲 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 283
第十六讲 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
297
第十七讲 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 308
第十八讲 引文式研究： 重寻人文精神讨论 319
第十九讲 60年代人的小说观 342
第二十讲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 359
附录一 文学、历史和方法 367
附录二 文学史诸问题 389
附录三 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 400
后记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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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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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与当代文学的多重纠缠。当代文学本身的激烈和复杂状态，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宣布自己是一个纯文学的学科。其次，它要经常出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现场，对当前作品开展繁重的宣传和评述工作。因此，当代文学学科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它是当前文学思潮、作品和现象最理想的批评者。显然，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和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都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史的课堂，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依据。但问题是，当代文学已有近60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
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历史化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年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文学史意义？它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批评方式、创作风格，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被指认的？它是不是存在着像1949、1979和1985年这样的历史分界点，这些分界点对文学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另外，应该怎么认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如何看待文学杂志对作家观念的支配和引导，如何看待文学事件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特殊作用等，是不是都应该被列入研究的范围？这些东西，文学批评已无法面对，因为它们已经沉淀为了历史。但我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研究，而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2007年5月，我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研究的历史感》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因受诗歌问题局限，有些讨论实际没有展开。不过，它对一些概念的限定和表述，可以作为我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基础：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显然，我所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与跟踪当代文学创作的评论活动不同；其次，它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于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所明确指出的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它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在于重新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它更大的价值是重建历史的企图。埃斯卡皮也认为，文学史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去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笔者按：
这种观点是评论经常宣称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
一、 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是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和某些细微差别。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先文学史研究一步而发生的，它对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对经典作品的认定或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
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80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这就是杨庆祥所指出的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劼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其实，不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影响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已经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另外，从当时提倡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文章中也可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的基本结论，实际是这种批评化倾向的渗透和延伸，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
在这里，我不想比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优劣，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这种做法仍然是一种批评化的研究。我想说，80年代形成的文论化研究倾向和方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历史化，它们仍然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当前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什么是批评的结论和文学史结论的关系作一些初步讨论。在一次关于马原小说《虚构》的课堂讨论上，一位学生对我与别的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史中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我们作出的，而是来自吴亮非常有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中的结论。这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随即找来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都有大同小异的情形。我注意到，批评家当年精彩的最好的小说家，是视文字叙述与世界一体的，他不像大多数小说家只是想象自己生活在虚构的文字里，他是真的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文字里的批评性表述，或者说这些其实非常思潮化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没有经过检讨和过滤就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就是说，文学史并没有发挥过滤文学创作、批评和杂志等现场因素的职能，而对批评家的这种感性化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因为，将最好的小说家的标准等同于虚构的观点，恰恰来自1985年一种借叛逆现实主义文学而强调的非写实的思潮，是先锋批评根据当时文学转型需要而提出的临时性的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根据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和参照系统，最好的小说家实际未必都一定是虚构型的作家。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恰恰应该是根据批评结论，参照当下思潮，并依据浩大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最好的小说家类型，来验证马原是否是最好的小说家的判断。我想这可能正是这位同学尖锐质疑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理由。也必须看到，文学史结论不一定就具有学术上的优越性，很多沉睡多年的文学史结论，确实仍然需要批评的结论去唤醒和激活。文学史的历史化过程，如果完全抛开批评结论而最终实现也将是一个问题。但文学史结论更需要警觉的是，把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或把对经典作品的认定和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不加选择地都带入研究工作中，致使文学史研究被不确定性的批评所裹挟、所笼罩，从而陷入批评化的尴尬境地。这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这种文学史写作的危险性，确曾发生在1979年初版的两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它的典型例证即是对浩然现象仓促的重评。任南南在《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的再评价》一文中认为：这种重评作家的方式与拨乱反正的主流政治之间也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文革后，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一同展开的浩然重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后主流政治话语生产的一部分。但她警告说：浩然的去经典化，甚至矮化显示出把四人帮颠倒过去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的时代主题，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运用的文学手段，新时期政治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学图示。所以，她认为浩然重评很大程度上恰好是一个值得今天去检讨的批评性结论。自然，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是由于当代文学学科对批评当下性过分迷恋的认知方式带来的。很多人都相信，所谓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就是针对文学现状而出现的一种批评性表达方式。
在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于文学史家，很多国家级的文学奖最后获奖者往往是前者，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列举的例证。这种当下性的文学史意识形态，并不认为批评化就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直接损害，而是相反，它相信恰恰使当代文学学科处在比其他学科更为前沿和敏锐的历史处境中。正因为如此，叙述圈套说、浩然重评论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史结论，没有人相信它们仅仅是批评化的结果。当然，我这样说，不存在褒贬任何一方的含义，目的是要通过它们之间地位的差异性存在，说明批评化思维在目前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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