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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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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是怎样修炼成精的？李欧梵教授在本书中讲述的种种古怪行径显示了一个貌似与哈佛大学格格不入却到处占便宜的自由灵魂，教你如何在*学府中既离经叛道，又充分利用各种校园资源。即使在今日的大学，对今日的学子来说，数十年前老哈佛人的求学宝典依然管用，甚至可能比一些所谓的诀窍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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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李欧梵
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先生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其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被神化的鲁迅还原成"人"。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其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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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欧梵
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先生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其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被神化的鲁迅还原成"人"。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其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李欧梵
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先生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其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被神化的鲁迅还原成"人"。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其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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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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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前言
第一部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
序曲：申请到哈佛
芝加哥经验
初抵哈佛
费正清教授
史华慈教授
在哈佛听课之一
在哈佛听课之二
读书生活
语言和考试
论文和游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哈佛的学生生活
第二部 在哈佛教学的日子
教学的经验
在哈佛做访问教授
在哈佛教中国现代文学
核心课程与文化中国
东亚研究和文化研究
我的哈佛学生
哈佛的典礼和仪式
揭开名牌的面纱
申请哈佛的秘诀
退休记事
结语
附录一
普实克
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
附录二
人文世界的精神漫游者（刘再复）
狐狸说诗（陈建华）
欧梵在哈佛教书的日子（李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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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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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我的这本小书，历经海峡两岸暨港澳的繁体字和简体字版之后，竟然又要再版了。意外之余，也不无好奇：难道还有新一代的读者愿意看？他她们看这本书居心何在？而我呢,是否应该对书中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所交代？最重要的是：我2004年从哈佛大学提前退休，返回香港任教，至今也有12年了，哈佛当然变了很多，我的这本书是否过时了？于是我不得不翻看此书的前言和结语（刚好写于2004年年底），觉得有一个大缺陷，如今已无法补救：这本书本来就是为一般读者而写，所以学术深度明显不足。但如今也无从着手，否则得写一本学术性的自传，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目前我已无能为力。只好利用这个机会再做一次自我检查和反省。
我自认这本书的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比第二部 （在哈佛教学的日子）好看，因为前者或多或少描写了我知识上的心路历程，自认并不过时；而后者如今读来更令我汗颜。 但是我觉得我也对得起哈佛同事对我的眷顾，虽然我提早退休（这在哈佛几乎是离经叛道的事），但我的继任者王德威教授绝对比我优秀，近十年来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改变了中外学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的方法，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再以西方理论为圭臬（虽然他的训练本来就是比较文学和理论），而是重新厘清中国古今文学的理论传统，并以之和西方理论相参照。我不但为他感到骄傲，而且也为哈佛深庆得人。最近我接触到他训练出来的几位高才生，更觉他们才华出众。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此学术研究才能进步。如今，哈佛的中国文学研究绝对是美国学界首屈一指的。所以我自认离开这个领域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的贡献也只能到此，何况后继有人。
然而，近年来在香港，我于教学经验上也颇有所得，逐渐开拓了另一个学术领域：以比较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跨学科的人文题目。虽不深入，但也自得其乐， 也令我更珍惜当年在哈佛的经验。本书中提过，我的狐狸型学问大多是在旁听的课中培养出来的。值得安慰的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也训练出几位高才生（大多来自内地），其中也有人申请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或学生，我再三提醒他们要多旁听其他学科的课，而不必只做专业研究。哈佛的优点正在于此，它的科系繁杂，五花八门的课和各种学术演讲和座谈，数不胜数，实在是一场学术盛宴，任何去哈佛的人（包括游客）都不可错过。我如果年轻30岁，必会返回哈佛做旁听生。
由此思之，我认为哈佛的长处就在于它兼容并包，各路英雄豪杰来此齐聚一堂，切磋各种学问，使它变成一个学问和知识的大荟萃。有时也乱成一团，但毫无管理的痕迹。这才是第一流大学的本色，几乎和当今香港的大学所标榜的企业管理制度背道而驰。也许，我离开十多年后，可能哈佛也企业化了，然而从校方寄来的刊物报道中，我还是看到不少令我兴奋的消息。总之，哈佛还是值得去的，特别是做短期的访问。那么，做长期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又如何？据闻，每年申请哈佛的中国学生多如过江之鲫，而哈佛校园中也到处是黄面孔，到处都能听到普通话，更有不少富家贵人子弟进入哈佛校园。我对于这个现象的反应相当矛盾：一方面我为哈佛庆幸，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是任何好大学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也不禁为哈佛和中国的下一代担忧，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是真正为求学而来，而不是为了镀金？
我在哈佛任教时，已经看到一个令我不悦的现象：查理士河彼岸的商学院和肯尼迪行政学院，特别是后者，每年招收了大批各国官员来受训，亚洲地区的尤多。这种短期训练，美其名曰留学，其实和学术无关，而更近于公关。我曾为此和一位知名的哈佛学者争论，因为他为这种短期训练班沾沾自喜，认为哈佛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商界都有哈佛人。 我的一位哈佛学生曾经戏称肯尼迪学院是一个派对学院， 几乎每天开派对，好让各国要员拉关系。他也许言之过激，但也不无道理。至少，在彼岸受训的官员学生，本来就和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其他研究中心每年经过严格遴选后请来的学者和学生，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也许，全球资本化以后的大学本身也已经变了质。如果属实，哈佛也不过浪得虚名，不值得去了，至少芝加哥大学的严肃学术气氛要好得多。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总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学子，特别是本科生，不要因哈佛之名而去申请。据闻，中国内地的父母亲望子女成龙成凤，拼命要把孩子送到哈佛。我认为大可不必，还不如申请到学生较少但同样是第一流的小大学，即所谓的Liberal Arts Colleges，毕业后再申请到哈佛也不迟。但是到了那个阶段，哈佛就不见得是唯一的选择了。
我在书中的第一部分提过，我申请到哈佛读中国历史纯属偶然，进入这个学术殿堂之后才逐渐从名师学习，领悟到所谓汉学研究 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指导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一个学识广博的大师，他一向不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文学问，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能够做他的学生是我的福气。至今还有不少我的学生对我说，我在课堂上的作风，和一般教授不同，似乎不讲专业而故意天马行空，作各种比较。这当然得自先师的教诲。然而严格说来，史华慈并不是一位汉学家，而是一位跨学科的人文学者，如今他这类的学者也逐渐凋零了，甚至后继无人。
除了史华慈之外，我当年尊重的几位同事，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古典小说专家韩南（Patrick Hanan, 我写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一文时，他尚健在）和中国近代史学者孔飞力（Philip Kuhn），皆已作古，令我不禁感到岁月无情。每当忆及和他们相处的情景，我总是唏嘘不已。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只顾及谈自己的教学经验，却对我任教的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同事着墨不多。每在报章杂志或学术型刊物上读到他们的报道和论文，都羡慕不已。尤其是我一向敬重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是一位罕见的奇才，近年来终于在中国大为走红，乃实至名归。还有刚退休的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Idema），稍后请到的李惠仪和田晓菲（宇文的夫人）等，加上王德威，至少在中国文学方面，可谓阵容鼎盛。
哈佛的中国研究由来已久，它的基础是汉学，而不是当代中国研究。近年来，《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和研究文革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guhar）大出风头，使得不少中国学生以为哈佛的费正清中心才是独领风骚的学术重地。其实不然。从传统汉学的立场来看，做现当代中国窥视（China-watching）的都不是学问。妙的是先师史华慈也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物，他早期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至今早已成为经典。他不时写几篇评论当代中国政治的文章，见解独到，我在书中史华慈教授一章中略略提过。他不是当代政治的应声虫，而是真正地尊敬中国传统，把当代中国作为引领到传统的一条路。他可以从研究中共到研究严复的翻译，又从严复回到先秦百家，三本书的面貌完全不同，合在一起读，才可以窥视到他学问的渊博。
我之所以再三提到我的老师史华慈，恰是因为在这个专业挂帅的时代，他所代表的学问已经变成绝学了。全球化席卷各国之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大多不谈传统，只谈理论，而当今西方的文化理论却把传统批得一文不值，影响所及，几乎所有的古典学系，都乏人问津。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学者，我如今却处处为传统辩护，甚至和西方文化理论对着干，故意提倡传统和历史的渊源，包括革命的传统。看起来十分保守，但是我坚信没有历史的反思，就不配做人文学者。这个看法，当然也来自史华慈。
由此我爱屋及乌，最近变本加厉，竟然对民国时期的几位国学大师产生由衷的尊敬。在本书的结语中我提到吴宓，却忘了提吴宓最佩服的陈寅恪，原来这位国学大师就是吴宓在哈佛的同窗好友。我们都知道，吴宓和梅光迪以及稍后的梁实秋，都师从同一
个老师白璧德 （Irving Babbitt。然而陈寅恪在哈佛的老师是谁？他念的是什么专业？为什么如此受吴宓的尊重？还有另一位哈佛同学汤用彤，也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史华慈上课时随手带到课堂的那本书《魏晋玄学论稿》的作者。原来，陈寅恪和汤用彤念的都是至今看来十分冷门的学问：他们师从一位名叫蓝曼 （Charles H. Lanman）的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陈曾在柏林大学就读，转到哈佛来的目的就是攻读梵文。可见当年的哈佛风貌，现在看来似乎保守（白璧德是学衡派的祖师爷）， 然而至今却几乎已成绝学。 我任教时期的哈佛是否有梵文和巴利文？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有满文和蒙文课程。我依稀记得那位教蒙古史和蒙文的教授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如今也早已作古了。
这些前辈学者来哈佛求学，和我懵懵懂懂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学术成就，也非我这一辈所可比拟。我在书中几乎绝口不谈他们的贡献，现在想故意拉上一点关系，也不可能，只好在此向他们致敬。哈佛校园内有一个中国留学生送给母校的石碑，但碑上的人名早已抹灭，不知是否刻有这些名人的名字。1919年陈寅恪初入哈佛，还有一个哈佛的好友俞大维，二人是室友，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而俞大维首先注意到蓝曼，并介绍陈寅恪和汤用彤随蓝曼学习。这一段历史，是我偶尔从一本最近出版的书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第27页）中发现的，感觉弥足珍贵，特志于此。为什么这本书令我倍感亲切？因为当年我几乎每天都在麻省大道上行走。这是一条横贯剑桥的大街，除上述诸人外，同一时期在哈佛念书的还有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韦卓民，加上次年入学的李济，真是人才济济，令我不得不自惭形秽。我在本书中完全没提到，只说见过赵元任先生。还从另一位先师杨联陞教授的课堂上读到陈寅恪的著作，当时毫无印象，半个世纪后才发现杨先生当然认识陈寅恪。早期民国时代的学术圈子，出了不少大师。原来不少都是哈佛的前辈， 我不过是步他们的足迹而已。我用足迹两字，只能作实解：一百年前他们走过的那几条剑桥的街道，我都走过，而且我住的一间公寓，竟然和陈寅恪住过的另一间公寓仅有数步之遥。这当然是巧合， 然而上一代的人杰， 才使得剑桥这个小城其地也灵。我真想做个游客，再回剑桥重蹈一次。
走笔至此，也该打住了。哈佛带给我无穷的回忆，我曾在此求学，逐渐领悟到学海无边；我也曾在此任教，真正感受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句名言的真谛；我更在此成家立业立业后再成家：2000年的中秋节和李子玉在剑桥的市政厅结婚。这一切都成了温馨的回忆。然而，不知何故，近几个月来我时常梦见回到哈佛，但已经不知身在何处；在梦中，我是个过客，是来补课的，竟然找不到教室和授课的时间，惊恐万分，然后醒觉。这类梦显然是哈佛岁月的压力的回响，似乎也象征当下自己的一种焦虑心情：人到老年才知学问之不足，于是非但当年的傲气一扫而空，而且还恐惧回到哈佛没有人听我的课！也许，这才是我内心深处的哈佛经验。
李欧梵
2016 年9月20日，于香港九龙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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