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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大家小书：东亚史巨擘阿尔伯特克雷格写给普通读者的中国史入门读物。
阿尔伯特克雷格为汉学巨擘、东亚史权威，早年师从费正清、赖世和、史华慈、杨联陞等大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书是他毕生研究淬炼而成的经典力作，篇幅精炼，脉络清晰，用280页就写出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荣辱兴衰。
（2）畅销经典：欧美广受欢迎的中国文明读本，凝结西方众多汉学家研究精华。
哈佛大学新生了解中国史必读的*本书，畅销欧美十余年的中国文明入门读本！融汇数代汉学家研究精华，包弼德、欧立德、孔飞力、傅高义等数十位汉学家联袂推荐、鼎力支持！
（3）聚焦文明脉络：拨开繁冗的历史细节，精准把握中华5000年文明的演变轨迹。
《哈佛极简中国史》让我们在见证王朝兴衰的同时，真正理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长时段演变，这些才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本所在。不用知道很多铺天盖地的历史史实，你也可以同样掌握中国历史的脉络！
（4）颠覆传统：以全球史的视角、大历史的眼光，成就中国历史叙事的新格局。
克雷格作为东亚史权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借用大历史的眼光，尤其关注同一时段中西方历史进程的不同。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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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哈佛极简中国史》是东亚史巨擘阿尔伯特克雷格的经典之作，也是欧美广受欢迎的中国史入门读物。相比其他世界古文明，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不被湮没，是其独有的命运，原因何在？克雷格将在本书中回答这一中国历史的终极之问。他同时提醒我们，唯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变，我们才能理解现代中国。
《哈佛极简中国史》勇于打破传统中国史学叙事方式，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从诸子百家争鸣的早期中国，到构建最早帝国的秦汉，从帝制时代高峰的隋唐宋元，到帝制时代晚期的明清，最后到步履蹒跚、探索出路的近代中国，克雷格以他者之眼、同情之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荣辱兴衰。
克雷格融汇西方汉学最新研究成果，力图呈现出中国文明的不同面貌。从来没有一部讲述中国历史的书，能像《哈佛极简中国史》一样，在280页的篇幅内，就能让我们在见证王朝兴衰的同时，理解跨越王朝更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长时段演变，深刻体会历史上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同样面临蛮族威胁，解决方法有何不同？公元6世纪后，为何欧洲陷入长期分裂，中国却能不断重构统一帝国？不同于阿拉伯人受宗教狂热驱使的扩张，蒙古人征服当时大半个已知世界，他们的动力何在？
全书始终站在全球史高度，对同时段的中外历史做了一系列有趣对比分析，极富启发性。通过这部世界中的中国史，我们必将不断获得对中国历史的崭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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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世和日本研究所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49 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1959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古根海姆奖学金、富布莱特奖学金，先后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访学，1988 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旭日章。
代表著作有《明治维新时期的长州》（1961）、《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1989，与费正清、赖世和合著）、《世界文明的遗产》（2000）、《哈佛日本文明简史》（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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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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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007
第1章
早期中国016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017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021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028
铁器时代：东周031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036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051
第2 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056
秦统一中国058
西 汉063
东汉及其后时期078
汉代思想与宗教086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095
第3 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100
帝国的重建：隋朝和唐朝101
宋 朝124
元朝：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143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156
第4 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162
经济区域164
人 口166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168
明朝的统治模式175
明朝的对外关系184
清朝的统治模式188
清朝的对外关系195
明清文化201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207
第5 章
近代中国212
清朝统治的终结215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230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238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243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255
注 释259
延伸阅读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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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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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被后来与之迥然不同的文化浪潮淹没或取代了。诚然，中国文明也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在发展变化，尽管融合了外来的影响，但从未被完全淹没。公元7 世纪到8 世纪时，中国的文字体系、哲学和技术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及越南，确定了今日之东亚的范围，中国的诗歌、文学和艺术在这一地区依然具有影响力。如今，中国是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核大国，经济增长迅猛。要理解当今世界，必须理解中国，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
本书最早是《世界文明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一书中中国数章的扩充。再版时对这些章节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将原先用罗马字母表示的中文名称和术语改为拼音。此次第三版的每一章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和增补。
本书力图为中国历史进程建立一个编年框架并进行概述，在关注统治王朝的同时，也对跨越朝代界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给予关注。有大学讲师希望以专题形式讲授中国历史，并指定（相关）专著、文献、小说和电影。本书文字简明，或许对他们颇具参考价值。
由于力求简明，笔者许多不乏自信的推断，可能仅在其简明的语境下正确，充分严格的论证则需要更多篇幅。笔者为重新讲述历史，择选一些关键的史实要素，因而不可避免地略去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要素。读者通过阅读书末延伸阅读中所列著作，可以了解到本书所述历史故事的更多背景以作为对照。
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抽象的。在任何社会，变化或稳定都是亿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综合结果。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通过社会关系与更广泛的社会相连，为生存工作，并受到规则的保护和制约。这类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历史学家至多能了解过往历史的一二。在中国，尽管近代之前的文献记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绝大多数人仍湮没无名，不着痕迹。通过现存文献来书写中国历史，便如同要完成一幅多数碎片已经遗失的拼图。
以过去的眼光去观察某段历史总是非常困难。我们今天的假设总是难免臆断。即使研究西方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也仅能瞥见少量信息，比如说，中世纪汉堡一位商人的生活情况。而南宋时期杭州的一位商人怎样看待家庭、社会和宇宙就更难知晓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原始文献中发现一些端倪，因此，诗歌、哲学、散文和小说中的场景会被间接或直接引述。这些当时的文字提供了直接的窗口，我们可借此窥见历史上中国人的实际思想与情感。它们照亮了历史，也提醒我们，生活在千年以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希望、恐惧、喜悦与忧伤。尽管人类经验受到文化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能体会到这些共有的情感。
中文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中文的注音体系。直到大约二十年前，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体系，即将中文名字和术语罗马字母化。现在，多数学者和所有报纸都使用汉语拼音体系，即在中国通用的体系。我本人始终使用汉语拼音，因此，毛泽东我写作Mao Zedong，而不是Mao Tse-tung。总体上说，汉语拼音对使用英语的人并不难。道用汉语拼音写作Dao，而不是Tao ，它在汉语中的发音也是这样。但由于汉语拼音体系是20 世纪50年代发明的，受到了俄语的影响，一些字母的音值和英语不同，应当留意。
1. 旧式的hs（比如在夏朝中）现在写作x （因此朝代名写作Xia ）。
2. 旧式送气音ch（比如在清朝中）现在写作q（因此朝代名写作Qing）。
3. 旧式的 ts（比如在 蔡元培中，现代思想家）现在罗马字母化写作c（所以写作Cai Yuanpei）。
与韩国和日本一样，中国的姓在前名在后。所以刚才例子中的人物是蔡先生而不是元培先生。为了标明向汉语拼音体系的转化，我有时在拼音后面的括号中加上了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比如 Jiang Jieshi （Chiang Kaishek，蒋介石）或Guangzhou（Canton，广州）。延伸阅读书目中的部分书名则使用了旧式的威妥玛拼音体系。例如，使用Sung而不是Song（宋朝）来表示朝代名。这类情况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对借用的很多智慧成果，像往常一样多数都没有在书中明确致谢。但我想特意提及以下几位，他们给予了我特别的和个人的帮助：我最早的中国史老师史华慈、赖世和、杨联陞和费正清；我的同事们，同他们学习令我受益匪浅包弼德、柯文、狄宇宙、艾朗诺、欧立德、梅谷、柯伟林、孔飞力、德怀特珀金斯、普鸣、傅高义和叶山。此外，以下评阅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亨利安特凯维奇，沃什本大学的杜永涛和巴特勒大学的韩孝荣。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旭子克雷格，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持和编辑建议。所有的谬误之处都归于我本人。
本版修订
在本版中，每章都有改动：
增加了早期佛教的新内容。
通向中国的海路部分增加了新资料。
明朝和清朝部分增加了新内容。
在第四章中，根据评阅人的建议，做了以下改动：
明清两朝按时序编排（不再用第2 版中的专题形式）。
对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做了更清晰的描述。
第1章 早期中国
本章概要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最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 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脑容量较大的现代人类（智人）最早在距今10 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在约距今5 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北京人。他们使用火，并用精良的石片制造工具。通过在考古现场发掘的含有工具的连续地层，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若隐若现，并且这些工具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智人掩埋逝者。由于人类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数量依然稀少。这样的制约在今天有助于保持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斯加的鹿和狼。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萌芽于约公元前6 千纪。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文化把农业、制陶、驯养家畜和磨制石器相结合，我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改进的工具在狩猎和农业中都发挥了很大功用。我们推测，在男性狩猎的时候，从事采集的女性发现了如何种植和培育种子，并在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照料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篮子储存干燥的食物，用陶罐盛放液体。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在最肥沃的田地附近聚集，建立了群居聚落。这些变化改变了史前时代，如同今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农业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600 年到公元前4000 年的黄河南部弯道流域。黄河是东亚四大河系中最北边的一条，其他还包括中国中部的长江、中国南部的珠江以及位于今越南北部的红河，这些河流都向东汇入太平洋。最近一千年中，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大量森林被砍伐，冬季寒冷，经常遭遇旱灾，但在公元前6 千纪，该地域气候温润，西部是森林茂密的高地，东部是大片湿地。当年沿黄河流域栖息的竹鼠，今天仅能在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看到了。
中国农业大发展中的主要作物是粟。约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甘薯和芋头，这是越南农业扩张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与此同时，小麦从西方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清理土地并焚烧表层，种植粟、白菜，稍晚开始种植水稻和大豆。在土壤的肥力耗尽后，人们会遗弃田地乃至整个村落。这一时期的工具均为石器：石斧、石锄、石铲和石镰。居民畜养猪、羊、牛、狗、鸡等禽畜；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对古代村落灰堆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野牛、羚羊、犀牛、野兔和旱獭的骨骸。谷物用陶器储存，陶器上绘有显眼的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随后被一种质地更为坚硬、轻薄的黑陶所取代，这种黑陶利用陶轮制成，随后沿黄河向西传播，并向南传播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罐的三足形制在之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沿袭。
中国早期农民编织麻布，并学会了用桑叶养蚕，用蚕茧生产丝。他们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用木柱支撑，地面位于地下，涂抹有一层灰泥。村落沿河谷坡地分布在相互独立的小块空地上。考古发现了武器和遭到过重击的土墙，表明村落之间存在战争。尽管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祖先崇拜，但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他们先在牛肩胛骨或龟甲上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通过判断裂纹来进行占卜。逝者被埋葬在公共墓地，用陶罐盛上食物陪葬。部落首领佩戴玉制的指环和珠链。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中国传统史料记载了三个上古王朝：
公元前2205前1766 年
夏
公元前1766前1050 年
商
公元前1050前256 年 周
直到20 世纪早期，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中前两个王朝的存在仅仅是传说。20 世纪20 年代，在今天安阳附近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有城墙，是商代晚期的一座都城。此后又有其他商代城市遗址被陆续发现。古城遗址中包括商王庭卜筮部门的档案（商王朝负责档案典籍管理的官员称为作册），其中出土了大量刻有中国古文字的甲骨。甲骨上记载的诸王名字与传统史料所载基本吻合。商王朝实际存在的证据令历史学家相信夏王朝很可能也存在，或许夏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王国或部落联盟，其文化属于红陶文化。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许夏王朝时就已产生了黑陶工艺、青铜工艺，以及今人所未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
青铜时代中国典型的政治机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其中最大的是商朝都城，但由于迁都频繁，很少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宏伟的建筑遗存。城中有公共建筑、祭坛和贵族的居所，周围环绕着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商代晚期，中国北部平原上出现了几座这样的城市，由王庭宗族或贵族统治。商王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权威，去世后由弟弟或儿子继承王位，其他城邦的统治者承认继任者的合法性。
战争爆发时，军事贵族驾驶战车上阵，指挥从民间征召的步兵作战。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和杀伤力强大的复合弓。据记载，一支军队通常由3 000 到4 000 人组成，在某次战斗中甚至达到13 000 人。商主要与蛮夷部落作战，偶尔也镇压反对王庭统治的城邦。战争中的俘虏会沦为奴隶。
商代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青铜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商朝宫廷史官可能使用竹简做记录，但这些竹简没能留存下来。留存至今的有青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记录。一些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向神提出的问题、回答和事件的结果。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哪位祖先导致王耳痛？如果王到齐地狩猎，是否会有灾难发生？王要出生的孩子会是儿子吗？如果王派兵征伐敌人，上帝是否会帮助他？祖先会接受供奉的祭品吗？
我们对商代宗教信仰的了解建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商代的中国人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上帝，具有统治人间的力量。在上帝之下，还有各种次要的自然界的神日、月、土地、雨、风和六云。商王祭祀祖先而非上帝，因为祖先会代表后代向上帝祈愿。在世的国王并非神明，而是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
在商代，中国的宗教和宇宙论常常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商代人观察星辰运动，记录日食月食，将天象视作上帝的谕示。天官也记载宫廷中的事件。商代的历法每月30 天，每年360 天，通过定期增加闰月来调整。历法由商王颁布，用来指导农时，百姓据此按时播种和收获。
青铜器在约公元前2000 年时在中国出现，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晚约1 000 年，比在印度晚约500 年。关于其起源存在争议。在从中东到中亚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器可能在公元前3 千纪内传到了东方，但商代人很可能独立发展出了青铜技艺：商的铸铜技艺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先进，青铜器上的花纹则继承了此前的黑陶文化。青铜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战车部件和各种精美的礼器。
在商代，和许多其他河谷文明一样，农业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多数人被迫服务于少数人。拥有青铜武器的贵族能凭借武力剥削其他群体。等级制度决定了商代城邦中的生活方式。国王和官员居住在城内，房屋宽大，建造在地面上，用石头作为柱基，屋顶搭在成排的木柱上。他们的生活在古代堪称豪华：衣着华贵，宴饮作乐，用青铜器饮酒。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城外狭小的地穴里，生活贫困艰难。在对这种地下栖身之所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一些陶罐。
商代的人殉制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王室血统与低微出身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座约长12 米、宽8 米、深8 米的商代墓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斩首的人的遗骸，马、狗的遗骸以及大量作为饰品的骨器、玉器、石器。商王去世时，数以百计的奴隶、战俘和商王生前的仆从会被殉葬。建造宫殿或祭坛时，也会供奉人牲。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商代时，周人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以西的河谷地带，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周在文化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较为接近，文明程度比商落后，也比商更好战。商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位商王纣昏庸残暴。公元前1050年，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叛乱部族的战争中元气大伤，周趁机联合对暴政不满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代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诸侯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据估计，公元前8 世纪时，这样的诸侯国约有两百个。周代的社会阶层也与商代的类似，最上层是国王和贵族地主，其下是文官武士，农民和奴隶处于社会底层。奴隶一般作为家仆。因为自身在文化上较为落后，周人更多地吸收了商的文化，继续发展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周人也保持了铸造青铜礼器的习惯，但他们铸造的器皿在精美程度上无法与商代青铜器相匹敌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在青铜时代冠绝世界。
西周的都城仍设在中国西部，但当时又在位于黄河南部拐弯处的洛阳建立了陪都。周王封亲属和其他贵族盟友为诸侯，统治各国。这种非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方式被称为封建，有时译成feudal。这种译法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分封像是周王的恩赐，而诸侯国在必要时要向周王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后世的历史学家对周代这种分封制与后来历朝历代所采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做了很多比较研究。
血缘纽带是周王朝统治模式的根基。周王是家族中嫡长子一脉的首领，代表整个家族祭祀
上帝。诸侯国君主的排序反映了他们与周王嫡长子一脉的亲疏关系，他们的称号在英语中经常用英国封建贵族的头衔来翻译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更准确的翻译术语仍在探索中。
周与商的一个区别在于各自所宣称的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商代帝王的祖先是神职统治者，拥有内在的宗教权威，因此无需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周是取商而代之，必须对当前为什么是周而不再是商作为合法统治者做出合理的解释。周人的说法是上天（在商代早期，这一词语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帝来表示高于一切的存在）因不满最后一位商王纣的昏庸无道，剥夺了其统治的天命，转而赐予了周。这种天命观此后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持，直到20 世纪初。汉字天的字形与人的字形相关联，并且这一概念起初拥有人性或拟人化的特点。而到了东周时代，尽管仍含有道德意味，但天的拟人化意味减弱，更多地成为一种抽象的超自然力量。
铁器时代：东周
公元前771 年，渭河谷地的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中国传统说法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取悦最宠爱的妃子褒姒，反复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在当时是蛮夷入侵时向诸侯发出的求援信号。褒姒在看到诸侯军队整装集结却扑了个空时，会欢乐地鼓掌。但诸侯们厌倦了被戏弄，当蛮夷真的入侵时，他们对烽火信号无动于衷。结果周幽王被杀，都城陷落。周平王继位，并和大臣们将都城迁至洛阳，东周时代由此开始。洛阳位于西周都城镐京以东300 多公里，黄河大拐弯处的南岸。
东周的第一阶段史称春秋时期，因记载其历史的同名史书《春秋》而得名，延续到公元前481 年。迁都洛阳以后，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旧日的权威。到公元前7 世纪早期，洛阳尽管仍是文化和礼仪中心，但政治权力名存实亡。周王族与诸侯国间的亲缘和宗教纽带都变得十分脆弱，能重新强化统治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公元前7 世纪和前6世纪，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中北部平原上众多小诸侯国和沿着平原边缘围绕着这些小国的、完全自治的诸侯大国共存的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在各自的国境线之内巩固统治，吞并周边的部落，并向外扩张，征服周边小国。
在周王室羸弱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防御诸侯大国的侵略，很多小国结成了防御同盟。最早的同盟出现在公元前681 年，目的是抵御在南方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半蛮夷的楚国。众小国的王公贵族将北方一个大国的国君选作盟主，并承诺给予他支持。在结盟仪式上，人们宰杀一头公牛，盟主和其他国君将牛血涂在嘴唇上，向天发誓坚守同盟。不过，根据中国成语口血未干（就背叛了盟誓），我们可以推测，盟誓并非总能得到信守。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盟约和盟主不断变换，结盟仅仅是延缓了军事扩张的步伐。
东周的第二个阶段史称战国时期，同样得名于一部史书《战国策》，该书记载了公元前460 年到前220 年的历史。到公元前5 世纪时，所有防御同盟都瓦解了，强国不断吞并较小的邻邦，平原边缘的各国日益强大，多国间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到公元前4 世纪时，只剩下八九个国家争雄。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能最终胜出，统一中国。
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导致了强大地方诸侯国的出现。第一是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商和西周的城市好比荒野中的绿洲，被平原、沼泽和森林隔开。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和畜养牛羊可以作为农业的补充。但到了东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荒野地区逐渐消失，农业几乎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狩猎变成了贵族的消遣。当国家相接时，边境地区就开始产生摩擦。这些变化在公元前6 世纪晚期的铁器时代开始后加快。铁制工具有助于开垦新的土地，犁地更深，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产品有了更多盈余。灌溉和排水沟渠第一次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农奴让位于自由农民，农民开始买卖土地。到公元前3 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 000 万，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这一特征从未旁落。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的兴起。这进一步冲击了之前稳定的农业经济。商人利用为战争修建的道路，用马匹、牛车、船舶和公元前3 世纪时传入中国的骆驼运送货物。地区之间进行产品贸易，铜制钱币和丝帛、贵金属一起成为货物交换时的媒介。富有的商人在生活方式上能与拥有土地的低等贵族相匹敌。许多城市加修了外城，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区提供场所。尽管战争连绵不绝，周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钟、青铜镜、陶俑、漆器和乐器还是为当时中国的物质和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第三个对大国有利的变化是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配备弓箭的骑兵部队取代了只适用于平原地区作战的旧贵族战车。多数战争是由征召的步兵完成的，诸侯大国集结的军队人数常常达到数十万之众，小国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旧贵族让位于军事统帅，过去即使在战争中也具备约束力的旧礼制让位于血腥冷酷的军事谋略。战俘往往被屠杀。
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兴诸侯国的君主开始称王，过去这一称号只有周的王族才能使用。在一些诸侯国宫廷中，世袭贵族的地位衰落，善于治理国家的谋臣取而代之。为了生存，新的国家必须把农业和商业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征税、征兵和治理国家事务需要书记人员和有文化的官员，学校因此建立起来。在官员之下，出现了一个有文化的新的政治阶层，其成员被称为士。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指武士，但内涵逐渐转变为文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出身自低等贵族、旧武士阶层、地主、商人和地位上升的平民等家庭的读书人。从士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创造诸子百家局面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想家。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商代青铜器美得令人窒息，但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既古老又陌生。它们就像玛雅人的石雕，是由与我们自身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创造的，因此几乎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相反，东周时代儒家论著与诗歌中的人道精神能与我们直接对话。不过，这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正是从之前更古老的文化中孕育而生的，这些思想标志着文化上的突破，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铁器时代中国哲学思想的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特例。在南亚，印度教和佛教兴起；在地中海地区东部，出现了希腊哲学和一神论的犹太教，犹太教日后衍生出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思想和宗教的同时产生令人惊讶。孔子、老子、希伯来先知、佛陀和苏格拉底，尽管所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在公元前1 千纪内的前后几百年间诞生的。这些伟大哲学和宗教的创立者，其学说都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难以仅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如果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仍然能注意到一些相似点。
1. 所有这些哲学和宗教革命都是在河谷文明的发源地或附近出现的：黄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这些地区孕育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农业发达，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受过教育，从事商贸或其他职业。总之，这些文明都具备宗教和思想突破的物质基础。
2. 所有革命都是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出现的。铁器的出现意味着更精良的劳动工具和武器，进而是更多财富和更强大的军队。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改变并最终瓦解，旧有的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掌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人们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条件都促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新前景。中国的圣王、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三者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应对古代的社会危机，都通过在乱世中将伦理和历史重新联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3. 这些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普世价值观。每种思想都声称其教条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理，亘古不变。因此，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广为传播的宗教，希腊和中国哲学也传播到了发源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儒家思想逐渐传播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等一些习俗与中国迥异的国家。它能够在这些国家成为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基础，是因为其道德教化意义超越了中国习俗。
4. 哲学和宗教革命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因并非人类的创造力在公元前300 年后就枯竭了，而在于上述那种突破与进步只有在不断吸收新能量而持续发展的原发性传统内部才有可能出现。这一点在汉代（公元前206220 年）和宋代（9601279 年）儒学的发展中得到证明。文化范式一旦建立，经常能够持续。每种主流文化都能够抵御其他文化，极少会被取代。在中国，儒家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获得了永久性文化地位的佛教，但儒家仍能保持或重获其优势地位。
如果周代存在的学说确实有诸子百家之多的话，其中大多数今人已经无从知晓。很多典籍在秦代的焚书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儒家、道家、法家三大主要学派之外的文献存世，足以显示出周代思想的包罗万象与蓬勃气息。
纵横家。这一学派教授外交谈判中的游说技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为诸侯国的统治者提供指导。纵横家的学说实用性很强，并且由于演说风格幽默生动，颇受欢迎。
名家。这一学派探讨逻辑和联系。例如，一个命题是南方无穷而有穷；另一个命题是白马非马，是说马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白马的概念。
兵家。孙子所作《兵法》是中国军事科学的经典，在当今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游击队和军事院校的研究对象。它称赞不战而胜的将领，还讨论战时的物资供应、间谍活动、宣传和组织国家民众等问题。
阴阳家。这一学派用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来阐释宇宙运动。阴、阳是自然界中两种互补的力量，五行为金、木、土、火、水。阴阳家的思想后来被其他很多学派所吸收。
墨家。墨子（公元前470前391 年）是较早对孔子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他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和平、富足和人口的增长。墨子讲兼爱，要求克服人性的自私。他主张原则性和朴素，批判缺乏实用性的事物，包括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侈靡的葬礼、繁琐的礼仪，尤其是战争。为了实现目标，墨子提出了一个关于强大国家的构想：臣民必须遵从统治者，统治者必须顺应天道，而上天会惩恶扬善。为了促进和平，墨子在小国遭到侵略时会将他的信徒组织成军队前去支援。
儒 家
公元前551 年，孔子出生在鲁国。孔子的出身可能是低等贵族或武士阶层，因为他接受了书写和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孔子幼年丧父，所以很可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贫困。他以讲学为生，带领门生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位统治者接受他的学说，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他只获得过一个小官职，他的政治理想被认为不切实际。孔子于公元前479 年去世，尽管找到一位接受他政治理念的统治者的尝试失败了，他仍被尊为老师和学者。他在英文中的名字Confucius是汉语中孔夫子的拉丁文转写。
我们现在了解孔子的主要途径是《论语》。该书收集了孔子的语录，由他的弟子，也可能是他弟子的弟子们编撰而成。这些语录多以子曰开头，随后是孔子的言论。这些语录展现出了一个克己、彬彬有礼、乐观、敏锐、智慧的形象。在一个残暴与迷信横行的时代，孔子仁慈、理智、正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学生问他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学生问他关于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¹
孔子把自己描述为传统的传承者和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他将商周两代的早期帝王理想化，奉其为道德典范，尤视周代早期的社会为黄金时代。他从周代典籍中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秘密。这些典籍和后世的一些文本成了儒家经典，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具有如《圣经》在西方一样的权威。十三经中的五经如下：
1.《易经》。卜筮之书，后世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关于宇宙的形而上真理。
2.《尚书》。上古至东周早期的文献和言论汇编，部分内容可信。中国传统观点认为此书由孔子编纂，是对圣王言行事迹的记录。
3.《诗经》。收录周代早期的约300首诗歌。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传统的代表，该书收录的这些诗歌包含对爱情、友谊、礼仪、政治的歌咏，其中很多首在后世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诠释。
4.《礼记》。礼仪制度与规则之书。儒家非常重视礼，认为礼既可以作为行为规范，也符合自然规律。
5.《春秋》。孔子出生在鲁国，此书即是对公元前722年到前481 年鲁国所发生大事的简要记载。中国传统观点认为，该书由孔子编纂，体现了孔子对这段时期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
孔子讲学建立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他希望能结束自己所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回归周代早期的黄金时代。当有人就政事询问孔子时，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中的五常即五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如果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职责，社会就能实现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安定祥和取决于成员的道德，这可谓基本真理。他的愿望是实现社会下至家庭成员个体、上至帝王的完美和谐。
然而，回归周代早期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从数百个小城邦向几个诸侯大国的转变，新的阶层出现，旧礼制被废弃，因此，仅仅强调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不够的。孔子的智慧在于用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代替旧有的贵族规则，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实践这些道德准则。他对周代早期传统的重新阐释可以在其君子概念中窥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君主的儿子（或贵族），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用来指一个行为高尚，拥有人道、诚实、正直、无私、忠心等内在美德，并且行为举止合乎礼仪的人。
孔子对君子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英国绅士含义的改变并无二致。绅士原意为出身贵族的人，后来转变为指举止彬彬有礼的人。不过，相比之下，绅士在西方仍是很表面化的一种分类，而中国君子的内涵更深。孔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内在的本性，真正的君子是向内发现了自身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孔子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也远远超出了举止得体的层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或普通民众相比。君子受过经典教化，能够发扬道，理解道德行为。相反，百姓则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设想的理想政府需要通过对君子的任用来实现，因为君子能够成为众人的楷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君子之上还有圣王，同时具备圣德和统治权，德位一体。在孔子看来，周代早期的君王显然是圣人。他写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
孔子对君子的执着可能是导致他被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拒斥的原因之一。君子不追逐利益、不参与体力劳动的观念，与现代需求和平等观念相互冲突。孔子关于女性的观点也被认为很落后：女性很难相处，并且站在道德的对立面。而《论语》这部孔子的语录，几乎是一部只有男性角色出演的戏剧，他曾悲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²
儒家学说直到公元前2 世纪的西汉时期，才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官学。但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出现了另外两位重要的儒家学者。孟子（公元前370前290 年）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延伸，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为后世大多数王朝所认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
因此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人发现内在的善并进行培育。此外，正如人性本善，天道也是向善的。上天的意愿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教育和福祉，如果人民反抗政府，就是上天剥夺了其统治权的主要证据。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关怀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动乱往往在政府羸弱而非暴虐时出现。但政府应当爱民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是荀子（公元前300前237年），他发展了孔子思想中较为现实的一面。荀子认为上天并没有道德感，国家无论是暴君还是圣人在位，对上天来说都没有区别。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或者说，至少天生的性情（欲望和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社会冲突。因此，荀子强调礼制和教育对自由散漫天性的约束作用，以及包括奖惩在内的良好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荀子的思想对法家学派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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