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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研究南方商周时期青铜器发表的论文修订、集合而成，分为商、西周、东周三个个时期。作者将青铜器作为研究的核心，从而考察商周时期南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研究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所反映的西周早期周文化的南下以及对南方地区的控制，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通过对盘龙城等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揭示南方地区青铜器生产及其所折射的与商文化中心地区政治关系；通过对不同青铜器群观察，反映南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对西周时期噩国、曾国青铜器的研究，本书试图勾勒出一个西周时期的南国轮廓；通过对曾国等南方诸侯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的考察，从新的角度来追溯早期楚文化，讨论东周时期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又较楚秦等大国更有代表性的南方诸侯国文化地位和背景问题。作者关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全貌，甚至尝试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征，由外围而及内在、由个体而到一般的思路是作者的主要风格。
丛书简介：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由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和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支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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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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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平，男，1964年出生，获学士、博士学位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曾就职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及博物馆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商周考古、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美国国家美术馆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访问教授。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有：早期楚文化研究（2001年度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曾国青铜器研究、盘龙城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有《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曾国青铜器研究》、《湖北文物典》等著作，论文有《早期楚文化研究二十年》、《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罍》、《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曾国青铜器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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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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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商时期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7
盘龙城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类说......20
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33
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57
商代铜瓿概论......76
自产与输入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97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109
虎卣......123
西周时期
噩国与噩国铜器......139
论随州羊子山新出的噩国青铜器......148
叶家山墓地的考古收获 ...... 160
论随州叶家山墓地M1等几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地布局......163
望城高砂脊与酉族......182
东周时期
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187
曾国青铜器简论......199
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214
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子、伯等称谓问题......240
曾侯乙、曾侯和曾侯......254
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269
曾国为缯随说......282
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297
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307
李三孤堆青铜器......319
作者著述列表......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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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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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学家常常面临着政治中心与周边地区材料不对称的问题，考古学研究者则无此烦恼，因此考古学在揭示古代区域性文化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当然考古学家也会有着中心与周边的地域性之分。处于当今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学者多热衷于事关格局的主流文化，而工作于地方的考古学家则需时常面对物质文化的区域性。我本人由于中心地区之外的工作与生活经历，甚至还会觉得区域文化研究更加有趣。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类型学者的研究习惯，还会发现由周边而及中心的观察方向，更容易聚焦和观察到周边地区物质文化的个性特质，这常常有别于由中心而及周边所得到的文化同一性的观感。另外，中心与周边正是一个社会空间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两面，特别是在青铜时代的南方地区，由于青铜矿料资源的特殊性，更多地促成了与中原地区以及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互动，更多地推动了南方地区自身文化的发展，从而对早期中国国家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如果从南方青铜资源辐射、南方地区文化地位的角度而言，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中心。推而广之，南方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文化的研究，都是改观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都与中心地区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集是以商周时期物质文化的核心青铜器作为研究内容，从一个边角，来观察当时文化和社会背景。
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对商朝南方的理解差不多仅限于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这样的历史文献记载。随着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才认识到商时期在南方的文化、政治方面所达到的范围。目前，通过盘龙城青铜器考察盘龙城的性质和地位，已经可以一定程度地感知当时中原王朝对南方控制的方式及途径。在稍晚的殷墟文化时期，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诸多南方青铜器群反映出中原文化已经退缩、南方青铜文化兴起，同时南方地区已经可以独立生产具有个性特征的青铜器。而通过认知这些青铜器的特点，南方不同区域之间、南方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得以揭示。本文集中于对盘龙城等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正是试图以此揭示南方地区青铜器生产及其所折射的与商文化中心地区政治关系，试图通过不同青铜器群观察南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西周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的发现也已开始建立这一地区远较昭王南征而不复等文献记载丰富得多的历史场景。目前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西周初期周王朝势力的南下是通过随枣走廊而及江汉地区。较为典型的西周青铜器的发现，在随州的羊子山墓地、叶家山墓地，向南到江陵万城，东南到黄陂鲁台山墓地、蕲春毛家嘴遗址，并进一步辐射到湖南望城高砂脊等遗址。由这些物质文化材料反映的西周早期周文化的南下以及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样一个轮廓，是在不断地新的考古发现中，由丰富的彼此关联的材料所体现的。文集中对西周时期噩国、曾国青铜器的研究，试图论证上述看法，勾勒出一个西周时期的南国。
东周时期南方地区是楚文化的势力范围，不过，战国之前的楚国中心区域所在，学术界多年来却未曾达成一致意见。而在文献记载的随国之地出现的曾国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个谜随着最近随国青铜器的出现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曾国只是南方的一个小国，但其青铜文化给当代留下的影响却不亚于楚文化，因此在很多时候实际代表了楚文化的特征。本文集试图从青铜器铭文的角度提出新的追溯早期楚文化的方法，《曾国青铜器简论》等一组关于曾国青铜器的论文，其内容与本人专著《曾国青铜器研究》或者相关、或者属于其主题之外，则是讨论东周时期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又较楚秦等大国更有代表性的诸侯国文化地位和背景问题。
上述内容大体反映了笔者二十年来对南方地区青铜器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的认识方向。虽然笔者近年越来越关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全貌，甚至尝试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征，但如文集中由外围到内在、由个体到一般的思路仍然是笔者会保持的风格。这些是笔者所能总结到的文集的些许价值。
最后要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学文库》提供出版这本文集的机会，感谢商务印书馆丁波老师、段珩女士及诸位编辑为文集所作的编辑工作。由于文集在《珞珈史学文库》立项时，我在《60学人文集》中的内容已经定稿，后者集结的《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内容和选题较为宽泛，其中的《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等四篇文章重复出现在本文集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节选）
盘龙城遗址商时期文化以中原地区商文化因素为主体，商文化因素在盘龙城青铜容器中表现尤为强烈，表现在盘龙城青铜容器和郑州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使用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和器形；装饰以兽面纹为主的、种类与结构基本相同的纹饰；可能使用相同的铸造技术。因为盘龙城青铜器与郑州青铜器极强的相似性，乃至于过去大家都认为这里的青铜器特征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甚至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青铜器为郑州地区所传入。不过，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相较，盘龙城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存在一些细部差异（除郑州青铜器因未加报道而铸造特征不明、无法得出比较结论外）。
总的来看，二里冈文化时期的盘龙城青铜器的主要特征，虽然仍与中原地区保持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一些个性的因素，已初露端倪，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商时期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虽然迄今为止盘龙城遗址一直没有发现直接证明当地可能铸造青铜器的遗存，但盘龙城青铜器个性特征的存在，无疑为这一器群是当地生产的结论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殷墟文化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具有与殷墟青铜器不同的特征，现在看来，这些个性特征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区较发达青铜文明的出现都并非突然，盘龙城青铜文明的存在，为长江中游地区以后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节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美国国力的锐进和中国文物的大肆外流，北美（美国、加拿大）迅速成为海外中国青铜器收藏的重要地区，和日本、欧洲的情形一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殷墟时期青铜器是这些藏品的主要部分，这其中也不乏来自南方或具有南方特征的青铜器。2002年710月，笔者获美国国家艺术馆司塔尔基金资助，得以较全面地收集和观察北美地区商代青铜器资料，并做了以本篇题目为项目的研究，以下谈谈这一方面的认识。
所谓南方青铜器其实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就目前所知，二里冈文化时期之后南方地区已经涌现出几种青铜技术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时间较早、相当于中商时期的安徽阜南一带青铜器与商时期中心区域（如郑州、安阳等）特征最为接近，不仅器形纹饰与后者大体相同，铜器组合中也有郑州、安阳常见而南方其他地区鲜见的觚、爵、斝，这里青铜器的个性特征只是偶尔表现在局部的形制、装饰和铸造技术方面。吴城文化的青铜文明似乎也兴起较早，其青铜器以鼎、鬲为重心，容器特征多体现为典型商器的变体，除虎形装饰之外，还形成了少量单纯的本地器形及纹饰风格。以宁乡为中心的湖南晚商时期青铜器包含兽形尊、卣为代表的容器，与安阳殷墟文化关系密切，构成纹饰的单元与安阳基本相同而结构相异，多见象、虎等动物形象的造型与装饰，较高频率地使用高浮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地区也出土虽然迄今未见与容器同出与本地容器风格（装饰的、铸造的、造型的）完全不同的大型乐器铙（铙的发现还散布于湖北至福建的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三星堆文化铜器群在铜器风格构成上情形与湖南相似。以人像、面具、神树为一组的器群个性特征极为突出，表现出与中原及周边其他地区较大的差异，而尊、罍风格则与商时期中心区域青铜器颇为接近。类似三星堆的尊、罍在分布上沿长江沿线延伸到江苏，同时又深入至汉水流域如枣阳、城固，这些尊、罍在器形、纹饰、铸造技术上极具共性，我们认为这其中相当多的器物都铸造于长江中下游某一地区，换言之，那里是另一个尚未被完全认知的青铜文化。
国内学者虽然也较早有论述南方地区青铜器地方特征，但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随着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的发现，南方地区殷墟文化时期存在水平较高的青铜文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那些特征与安阳类似的南方地区青铜器如宁乡出土容器或长江沿线出土的尊、罍，他们中的多数是由安阳传入或是南方当地铸造，学者的看法仍然大不一致，国内持由安阳地区传入的论点的学者仍然较多。
形成对南方青铜器性质歧见的根本原因，是那些被认为是南方型的青铜器多数都是以典型商文化青铜器为祖型而不易辩白。而在指认无明确出土地点的收藏品是否为南方青铜器或者具有南方青铜器特征，则更为困难和更有争议性。本文对南方青铜器的探讨，是在学者们的认识基础上，根据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南方青铜器所总结出来的特征以及与典型商文化明显不同的风格特征，来判断北美地区所见青铜器是否为南方器或者具有南方特征。在讨论的过程中本文也会引用日本、欧洲收藏的一些中国青铜器的资料，目的是试图较全面地剥离出传世品中所谓南方的青铜器。
论随州羊子山新出的噩国青铜器（节选）
噩国其他青铜器也可见若干个性作风。羊子山M4出土的四耳涡纹方座簋形制与传世的噩叔簋（《中国青铜器全集》6，图107）的形制相同，此类涡纹方座簋虽然在风格上并无特异之处，但在周文化中并不多见。噩叔簋圈足内带有悬铃，也是周文化中的非主流因素。传世的噩侯弟季觯器体横截面作椭方形，在器体短径方向的颈部和腹部分别有一对半环形钮和单鋬，形制较为特殊，过去被诸家一概误作卣。其实此器的子口在盖部，与一般卣盖作母口不同；半环形钮也没有像此时的卣一样出现在器体的长径两侧，特别是这种钮很小，大小与形制均不是用作套接提梁的卣钮。比照1980年羊子山墓葬出土簋盖上的双钮，可知它们是类似而又颇为特别的设计。噩侯弟季觯的单鋬也见于同人所做的尊，单鋬在尊、觯等圈足的酒器中同样是十分少见的设计。噩国的这几件青铜器虽然在细部上形制特殊，但它们的风格却有很强的一致性。周文化系统中的诸侯国青铜器，往往会表现出不同方面的个性特征：或者器形、纹饰种类单调，或者纹饰布局、器形局部做标新立异式的处理，这些表现应该说明了青铜器为这些诸侯国自身独立生产的文化背景。噩国青铜器包括噩国的几件神面纹青铜器，也应该如此。
西周时期鄂北豫南一带属于周代南土，其青铜文化较为发达，地望在今襄樊一带的邓国还曾有一对造型、装饰繁缛的邓仲牺尊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羊子山噩国青铜器的发现为我们澄清了周代南土的一些历史文化问题，同时也促使我们对这一区域予以更多的关注。
曾国青铜器简论（节选）
青铜铸造业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在次一级的政治中心，青铜器可能直接来源于中心区域的输入，也可能只是由中央在技术上对地方的传播。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折射出的政治关系完全不同。因此像曾国这一层次国家青铜器的生产方式到底如何，是值得关注的。
从工艺的角度看，曾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演进过程与其文化特征的变化一样，也与当时的主流技术基本保持一致。除了大体相同的范型技术外，西周晚期常对簋、壶等器类的耳、鋬等附件采用后铸技术，在春秋中晚期，先铸和后铸技术同时广泛地并用。这些技术也正是先后为第一阶段的周文化、第二阶段的楚文化青铜器所应用的主流技术。尤其在第二阶段包括曾国在内的楚系青铜器铸造技术极为公式化，甚至楚、曾两国青铜器在春秋早期以后开始大量使用铜垫片的现象也十分一致。曾国青铜器的技术与中心文化区域的一致性如此之强，令人瞩目。我们知道，分铸技术的推广和发达，是为适应大规模青铜工业生产而将工艺过程划分为更多相对独立步骤的分工要求。西周晚期以后规模化的生产趋势，与曾国作为从属国家的身份地位看上去是相矛盾的。那么，曾国青铜器的铸造是否就是在周、楚的集中控制下完成的？
迄今为止，曾国没有发现任何与铸、炼相关的作坊遗址。曾国青铜器是否为自产，只能从青铜器自身特征来分析。前述曾国青铜器始终保持着一些个性特征，如曾国青铜器器类有一定的选择性、器形与纹饰的设计程式化等，已经暗示出曾国在各阶段都应该一直拥有独立的青铜铸造工业。也就是说，个性特征是曾国自铸青铜器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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