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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学者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全面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本书可以说是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变革年代的人性启示录。我们至今生活在近代贤人开创的变革年代当中，重新梳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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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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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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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br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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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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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联想画》
《黑白涂鸦绘》
《炫彩手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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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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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元～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的高级白领的收入。br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br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br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摆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br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br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br
1920年，鲁迅年收入2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br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8所学校兼课。br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地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还忠实地记录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他为此感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br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３个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５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３月，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1924年５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几年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br
1926年，鲁迅在一篇日记中说：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br
我们今天读鲁迅，可以想到这是人到中年的鲁迅，这是一种什么心境？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br
1927年夏天，鲁迅对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1928年夏天，鲁迅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了几天他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br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br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br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br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br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br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br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br
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最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br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br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br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br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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