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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是郝景芳由科幻向现实的转型之作,也是两代人的成长缩影,他们的成长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迁相始终,并伴随着作者自己的思考和以往的科幻作品相比,景芳这些年来的阅历对于作品风格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她的思考走在了大多数同龄人的前面,真实地记录了世事的悲欢和成长的痛。或许你现在不一定能完全看懂她所表达的思想,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她所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在这部颇为写实的作品里,她仍然保留着让日常生活突然异化的想象和可能性,这与她以往的科幻作品一脉相承,是她*擅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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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讲述了三十年过程中两代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父亲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为,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生活平稳,却在面临人生方向选择的时刻感觉迷茫,试图从纷杂的现实中寻找自己,以及内心疑问的答案,经历了公务员生活、北漂生活、精神崩溃的痛苦,最终获得领悟,找到内心的清明安宁和立志从事的事情。小说集中于人的内心求索,在时代变换中寻找人的自我生成过程。全书部分内容暗合《一九八四》,从《一九八四》出发,写真实世界一九八四年之后发生的种种意味深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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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郝景芳,生于1984年,曾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三体》系列小说作者刘慈欣评价她的作品具有黄金时代的诗意,使人在温馨的阳光中沐浴着金属的质感。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本科、硕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项目主任,负责中国宏观经济热点追踪、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发展专项课题研究。2011-2012年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兼职经济学家。2007年开始正式在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小说散见于《萌芽》、《科幻世界》、《文艺风赏》、《青年文学》等刊物。曾出版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回到卡戎》,短篇小说集《星旅人》,文化散文集《时光里的欧洲》。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入围第74届雨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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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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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章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人生的诸多不顺,只是因为最适合你的那条路尚未出现。
第一章
我生于一九八四。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化的。
第二章
从他有自我意识开始,他一直跟着周围人走,开始是被动,后来是主动,现在说不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只是没有别的选择。
第三章
聚会是相互观摩生活的地方,有人炫耀,有人隐藏,眼睛却都是大睁着。 第四章 我问爸爸:爸,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事是你不得不做的吗?
第零零章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
第五章
我发现微月说得对,在所有这些纷繁的世界画面中,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自由。
第六章
她一直那么努力,想在别人眼中活出一个好看的样子。那是我和她最大的差别。
第七章
妈妈和爸爸在九五年离婚,那时我十一岁。
第八章
我也说不清我和平生是怎么走近的。
第零零零章
我开始有一点爱上政治学,或许因为它让人找到自身的位置。
第九章
远近不定的关系中,我的内心也不安。
第十章
医院的日子颇不好过。
第十一章
住院一个月之后,我出院回家。
第零零零零章
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被看成什么,而是自己看到了什么。
第十二章
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自由,那并不是在过去的时光里,而是在此时此刻。
第十三章
城市两千万人的城市三千万人的城市噪音的城市
第十四章
我从睡梦中醒来,全身无力。
第十五章
一零年春天到夏天,我去了几个地方,算是一次小范围的周游世界。
第十六章
生活总归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斗,那就继续战下去好了。
第十七章
让一个人忘记他心底的爱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个人亲眼见到他爱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庸俗的凡人。
第零零零零零章
书页降临。书将结束,我将结束。
后记
从这个角度上看,一九八四年是平行宇宙的一个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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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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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节选)
我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越来越焦躁。周围人的日子有喜有忧,但每个人都沉浸于生活,被日常细节充满了全部身心。并没有疯狂和主义,对世界与自身的信念都来自于俗世身边。打折中的电器、多发的奖金、可以和朋友吹牛的大排量汽车、养生美白滋补汤。从匮乏跳入丰盛,除了丰盛就看不见其他。这种日子,不需要灌输,人在碎碎念的日常中对彼此灌输。他们身上有一种矛盾中的统一。他们一方面抱怨体制内的工作工资低、负担重、还承担社会批评,仿佛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都坚信体制内的工作比什么都好,是谁都挤破头想要进来的。这种矛盾不需要费力就可以统一。
我开始不想上班。早上醒来看着窗帘,闹铃一直在响,就是不想爬出被窝。我之前猜到上班的日子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没想到这么不能接受。上班路上要坐 20分钟公车,感觉上像是要坐 20个小时。我被周围的世界慢慢浸入,个人的领地一点一点消失。我没有足够的抵抗力。
我观察我自己,像观察一个陌生人。我经常想象一群人从天空俯瞰我,指指点点,就像我俯瞰天井里打球的同事,这样的想象让我难受得无以复加。
进入深秋,我的心随着瑟瑟发抖的身体一起,不断向内部瑟缩。我开始看很多书,不是作为对现实的补充,而是作为对现实的逃避。我中午一个人拿着书,去单位旁边的小花园,一边看书一边发呆,两成看书,八成发呆。也不知道想了什么,时间刷刷流过去。我失去了胃口,什么也不想吃。我不断想起《野棕榈》里面那个男人,想着他说过的闲暇与人类的话,想着他面对危机的平静,想着他逃避时的痛苦。树叶和泥土散逸着神秘的微光,不可捉摸却让人转不开目光。我的心在迟疑、权衡、探寻中凝视那微光,不得其解。我总觉得生活应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闪光的东西,一闪而逝却无比珍稀,我总以为自己看见了,转头去追,可是定睛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人的缝隙里空空如也。这时候我就会陷入一阵恐慌的空茫,胃会疼起来,疼得发抖。
从某一天起,我开始写书。起初只是把只言片语记下来,后来尝试写一些段落,将前后颠倒的思绪整理出顺序。可是不得其所。语言缺少文采力度,有时候怎么都梳理不出逻辑,有时候自己以为写得很好了,倒头睡去,睡醒了再读,却发现完全不忍卒读。只好又把书稿扔回抽屉。那是最难过的时刻。
跨过那年冬天,几乎没有新年的感觉。春天来了,我还是觉得很冷。
那段时间,妈妈瘦了一些。我想她是过于为我操心,有点内疚。妈妈却说是高血压,有糖尿病倾向,大夫要求控制饮食结构才瘦下来。她说不碍事,仿佛怕给我增添负担。她还是在私人会所做饭,这一年市场红火,老板们很喜欢聚会,一周至少一次大聚,妈妈因此忙碌而收获不菲。她说不清这是好还是不好。她开始跳扇子舞,买了两把带巨大花边的粉扇子,早上定时去小公园。周末和一起跳扇子舞的邻居去逛集市。她的状态和我的状态相隔鸿沟,融入与疏离的鸿沟。
妈妈担心我的状态,但是又不敢多问。我也不愿意面对妈妈的忧虑,那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自己多么低沉。我有大把时间,不想见人,也不想做事。
周末我会在大院里走一走,看看小时候玩的操场,看看我的幼儿园,看看大院里老头们下象棋。大院基本上维持着我离去时的模样,甚至维持着我儿时的模样。大院看上去好小,树看上去也好矮,不知道小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们当做冒险的乐园。大院里都是六层红砖楼,工厂宿舍,一排一排。都是八十年代建筑,即使外表重新刷了漆,也还是能看出时间留下的磕磕碰碰,显得苍老。这些楼全长得一模一样,显示出当时建楼时独特的工厂式审美。若是外人来一定会迷路,每一个楼洞口都是前一个的重复。在大院里逛,有时候会碰到以前认识的叔叔阿姨,从白头发和松弛的皮肤上看出伤感的变化。他们会惊讶地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尽量说得简短,以便不必被问到关键问题:结婚了吗,有对象了吗。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绝望。
回家之后,我和微月重新走得很近,将大学四年的距离抹平。
零七年一月,微月确认了怀孕。对我来说,这是太过震动的事。去微月家之前,我心里不安,担心自己精神状态太差,会给她带来不良影响。
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和微月的二十三岁生日都还没过,她就要做母亲了。我明显没有进入那个状态,每天还在纠结一些何去何从的问题。听说人在无所事事的年纪都想过这些事,后来有了正经事,渐渐就都忘却了。我显然没有到那个阶段,也不愿意到那个阶段。
微月一点都没有怀孕的富态,反而略微变瘦了,显得有点憔悴,头发松松地挽着,显得脆弱。她说她吐得很厉害,什么都吃不下,已经瘦了五六斤,不过最近好了一些。我不知道能怎样安慰,只是问她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像妈妈唠叨我一样唠叨微月,要吃好一点,多吃点营养。其实我完全不懂孕妇应该怎样吃营养。
我问微月结婚是什么感觉,她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我问她你们的钱都放在一起吗,她说也没有,太麻烦了,就是各花各的。我问她那你们在一起玩什么,她说她先生工作忙,也很难有时间一起玩。我又问那结了婚能做什么,她笑了,说看电影时总能一起吐槽,我说我和大学室友也可以。最后我问她做母亲有什么不一样,这一次她显得相当郑重,带着一点难得的忧伤说,就是有那种想要保护一个人的感觉了。
微月给我传递了不少老同学的信息。我很久没和任何人联系,消息都靠微月给我更新。好几个女同学进了银行,另有两个考了公务员。男生有的在保险公司做销售,有的卖手机,有的去新东方教英语。结婚的有一两个,预计很快要结婚的还有三四个。新年有一次聚会,微月说,看上去男生变化更大,有的已经凸显了肚子,发际线也开始退了,以前看着很帅的现在早就不帅了。
微月,我鼓起勇气直接问她,你就想要这样一辈子了吗?
哪样?
就这样结婚生小孩,在家门口上班。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我说,只是,你原来想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儿。
你不是也没有去吗?她问我。
问题是我是在纠结啊。我说,我还是忘不了原先想找的那种自由。
我以为她会对我说少年时的梦想不算数、长大了人应该成熟一些之类的话,我没想到的是,她想了一会儿,说:云云啊,你想过该去哪儿找自由吗?
零七年春节,吴峰从美国回来,召集了几个中学同学,晚上出来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尴尬。徐行和另一个已经工作的同学见面就有共鸣,一直说工作上的事。吴峰说起美国的单纯生活,上上课,做助教,给学生判作业,其余的时间就去操场上打篮球。徐行不由自主笑了。在他眼中,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和他觥筹交错的成人世界比起来,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不断运用这一点身份差别。他问我们,也问吴峰,知不知道什么是股权置换,还跟我们说,未来挣工资什么的没前途,创造财富还是得资本运作,资本市场是一天身家翻几番,不是挣工资能比的。我问资本怎么运作的,他说了些东西,但说得模模糊糊,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吴峰说起美国,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比还差得很远,至少差一代,说不准差两代,这就好比马车和汽车的差别,又像三八六电脑和奔腾的差别。但是问他什么叫差一代,又问他中国金融比美国金融少了什么,他却也不知道。徐行说近年中国市场发展很快,谁占了先机谁就成功。吴峰和徐行就这样空对空地争论起来,争得有些混乱,不仅证据不足,连两个人各自的论点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些渠道听来这些观点,又混杂了什么个人情绪。仿佛出去的人为了证明出去是对的,留下的人为了证明留下是对的,都期盼自己选择的一边超过另一边。留下的人预测国家的上升,出去的人反过来。国家成为证明个人正确性的谈资。
晚饭在乱糟糟的燥热中结束。夏日的温度和空调的冷风混杂,造成忽冷忽热的不舒服。我有一点头疼,惯常的压抑感又袭上心头。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说我不懂的话,带着所有来自我不习惯的世界的信息。我站起来,跟在所有人身后,摇摇晃晃走出饭馆。湿热的晚风包裹着街对面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
那段时间在信息里漂浮,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信息。创业。新领域。资本运作。投资。变化。占领先机。所有环绕在周遭的物质变化都通过开合的嘴唇化作精神信息,流溢而出,在身边流动盘旋。接收的消息在下一次播放出去。我们成为兴致勃勃接收和发送的喇叭,以道听途说的一斑,窥探世界信息之全豹。
我发现微月说得对,在所有这些纷繁的世界画面中,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自由。
有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小事。
那天早上,我提交了一份报告。统计局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写报告。上面一个精神下来,下面要变换方式表现这种精神。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改革,本是细小而简单的事情,却定要与领导人讲话精神相合,写起来就十分费劲。这方面我一直不如同事们擅长。她们都有灵活的思维能力,可以保持工作里和工作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却不制造任何裂隙。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电脑关上、文章合上,继续抱怨老公和小孩,继续比较打折和工资单上的小数点。她们能既相信一件事又不相信。可以认为官员整体高尚,个体不高尚。相信中央决策永远都是对的,但也相信过去很多决策是错的。
报告好容易交上去,我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可是那天下午下班之前,部门主任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聊一下。
坐。主任指了指写字台前的位子。
主任的办公室很大,只放了书桌和一个书柜,空地还能放下一个乒乓球台。
小沈啊,主任一边泡茶一边缓慢地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揣度他的意思,说:没没有啊。
主任绕着圈子拉拉杂杂说了很久,先是提到我报告里的两处格式错误,又说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比较,最好不要有人拖后腿,还说起他个人的经历,说他向来重视培养下属,但良苦用心往往得不到体察,又说有什么不满都可以沟通。
或许看出我情绪上的焦躁不安,主任最后才道出问题的所在:我听人说,你觉得,我给你的工作分配得不太合适?说我固执?你是不是觉得我压制了你的才能?
我仔细琢磨了半晌,方才想起来,前日里一次聚餐,我喝了一点酒之后,赶上有人问我工作半年的感受,我就说了些对工作的不适意。起因是有一次我去问部门主任,经济核算中劳动报酬和资本形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主任说文件里都有公式,是按照上一年推算出的,我又问上一年是如何算出的,主任说是按照上上年算出的。这样就推到起始年份。我追问说调整的系数是不是有点过时,主任恼了,说这公式极为复杂,不懂不要瞎说,这是中央部门定下的,必然有道理的。
自那之后,主任和我似乎有了罅隙,有过几次言语的摩擦。聚餐中,我只是零星说了点心情,自以为说得比较含蓄,而且以为没有其他人听到。当主任提起来,我打了个寒战,恍然想起某个长辈曾经的劝告:在机关工作最重要谨言慎行,别人总会知道你说过什么。
They are watching you.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的脸颊有点发烫。我抓起包,跑下楼梯。
楼道里很黑,下班之后的人去楼空留下空洞的阴影。我心里有熔岩翻腾,闯进外面的空气,料峭的春风像刀子划过我的脸。我的头脑思绪混乱,和身体的燥热搅成一团。
啪!我趴倒在地。再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贴着地面,脸上疼得像要炸了。原来是拐弯的时候,跑得太快撞在一辆自行车上,摔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让一切静止。大脑一片嗡鸣的空白。疼痛像一把刀子,切断躁动思维,让我慢慢冷却。我的头脑中只回荡着一个声音: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一辈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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