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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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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李庆长年的努力，——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其掌握**手资料，长时期研究的积累。此次修订，作者修正了**版中的错误，补充了海外汉学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制作了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索资料，也使本书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体制完备系统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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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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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汉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情况，既有学术研究性，也有历史资料性的一部史学著作。《日本汉学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将前后两部再加区分，划为４个时期分别进行阐述。在各个时期的阐述中，包括世界状况、中日之间状况、日本国内的状况；世界、日本的中国学状况；历史学、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学、语言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状况；各个领域中的论著目录及其概况、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状况。每个时代都加以归纳总结整理。该书以如此坚实的体裁为基础，或详尽具体，或简洁总括地进行了叙述；书中所被列举的研究者达565名之多。由此，使该书的全面性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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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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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章培恒等先生；后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参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写作。1988年后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同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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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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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师从章培恒等先生；后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参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写作。1988年后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同时为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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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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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藤湖南
和狩野直喜一样，内藤湖南也是日本近代汉学的代表性学者。
内藤湖南（１８６６—１９３４年）
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８日，出生在秋田县鹿角市的毛马内町。父名调一。１８７０年，５岁，母容子死去。１８７４年，入尾去泽小学。１８８３年３月，进入秋田师范学院中等师范科学习。次年，编入高等师范科。１８８５年７月，毕业于秋田师范学院，为北秋田郡缀子小学校的首席训导（代理校长）。这是早期的求学、进入社会的时期。
１８８７年，自愿退职，前往东京，成为大内青峦主持的佛教杂志《明教新志》的记者。１８８８年１—９月，为《万朝一览》杂志的编辑。１８８９年为《大同新报》的编辑。以上，俱为大内青峦主持的报刊杂志。
１８９０年９月，由志贺重昂推荐，为冈崎《三河新闻》的主笔。１２月退职，回东京，加入三宅雪岭政经社发行的《日本人》杂志，为三宅雪岭的口述作笔记。１８９１年，《日本人》杂志改名《亚细亚》，为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的代笔，撰写论说。
１８９３年，应高桥健三（原官报局长，当时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客席论说执笔者）的邀请，为其秘书。
１８９４年７月，为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
１８９６年８月，与田口郁子结婚。（共有五男四女。）９月，高桥健三成为松、隈内阁的书记官长。１２月，内藤从大阪朝日新闻社退职，在高桥手下担任政纲的起草工作。
１８９７年１月，出版《近世文学史论》（东华堂，柴田资郎主办）。４月往台湾，为《台湾日报》主笔。６月，出版《诸葛武侯》（东华堂）、《泪珠垂珠》（同上）。１８９８年，结束《台湾日报》的工作，回东京，在《万朝报》为论说执笔者。
１８９９年３月１２日，遭火灾。９—１２月，前往中国游历长江一带。
１９００年４月，《万朝报》退社。６月，出版《燕山楚水》（博文馆）。８月，再入大阪社为论说执笔者。
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受朝日新闻社的派遣，游历朝鲜、中国（东北、华北、江、浙），发现蒙满文的大藏经。
１９０３年１月归国。在《朝日新闻》上提倡主战论。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
１９０５年７月，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同行真大里武八郎。１１月，应小村寿太郎（驻华大使）的邀请，前往北京。１９０６年，回国，受外务省委托，调查所谓“间岛问题”。为此，７月，从《朝日新闻》社退社。１１月，回国。以上是作为新闻记者活跃在社会上的时期。
１９０７年，应狩野亨吉之邀，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担任东洋史讲座。从此，主要作为一个学者，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１９０８年３月，父亡故。６月《满洲写真帐》刊行。８—１１月，在朝鲜、中国（东北地区）调查。
１９０９年，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
１９１０年９—１０月，和狩野亨吉（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一起，前往北京，调查文书和清大内藏书。１０月，为文学博士。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为古社寺保存会委员。
１９１２年３月，《清朝衰亡论》刊行。３—５月，前往中国沈阳，收集史料。得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拍摄《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抄写《四库全书》中的珍本。在《艺文》（３、４）上，发表《清朝姓氏考》，为清代研究的重要之作。
１９１３年，夏秋之际游朝鲜，见古坟等古迹。１９１４年３月，《支那论》刊行。１９１６年７月，《清朝书画谱》刊行。１９１７年１０—１２月，在中国，和稻叶君山、高桥本吉等游历山东、长江流域、北京。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中国东北地区。可见，这期间他多次往复于中国和日本。
１９２３年３月，患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夏天，在有马温泉休养，校订《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学史》。１２月，刊行《宝左庵文》。
１９２４年７月，前往欧洲。９月，《日本文化史研究》、《新支那论》刊行。１９２５年２月，自欧洲回国。９月，为朝鲜史编修会顾问。
１９２６年１月，为帝国学士院会员。８月，退休。９月，《航欧集》刊行。１９２７年７月，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在京都相乐郡瓶原的恭仁山庄隐居。
１９２８年春，《玉石杂陈》、《研几小录》刊行。１９２９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设立，为评议员。８月，《读史丛录》刊行。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刊行。
１９３１年１月，为天皇“进讲”杜佑《通典》。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为伪日满文化协会的设立，前往中国东北。
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６日，因胃癌死于恭仁山庄。
著作有：
《内藤湖南全集》１４卷（筑摩书房，１９７６年）。
交游：
小川琢治、田中庆太郎、长尾雨山等。和中国学者的交游，可参见第２章第２节。
师承：
三宅雪岭对他有相当的影响。
弟子和后学：
内藤湖南主持京都大学史学教席多年，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现据所见，列之于下：
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很快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将其列入学者必读的书目，称“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国故学讨论集》第２册载梁任公、胡适之审定《研究国学书目》）鸳渊一（女婿），清史研究专家。
神田喜一郎，除了在清史领域以外，在敦煌学、中国绘画史和诗文等领域也有很大的成就，是下一阶段日本汉学的重镇。
梅原末治，在考古领域中很有建树。为滨田耕作的弟子，也师事内藤。（１１卷，７页，又见《明治以来史学的发达》５３８页）矢野仁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１９２４年（大正十四年）出版了《近代支那史》，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了“近代”的概念，颇受时论所重。
武内义雄，在中国哲学史和文献学领域中活跃的重要人物。他在《支那学》第７卷第３号附录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中，曾具体谈到他从同窗西田那里借得东洋史笔记，进而听内藤湖南讲课的情况。
小岛佑马，东洋史和中国思想史领域的重要人物。
那波利贞，史学家。（见《内藤湖南全集》５卷首照片说明。）
桥本循，文学研究专家。（同上。）
三田村泰助，清史研究专家。
青木正儿，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
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史。
宫崎市定，研究东洋史。（以上诸人生平等，见本书第二、三部。）
可以说，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大显身手的那些汉学研究者们，只要是京都大学出身，几乎没有不受到内藤湖南影响的。在近代日本汉学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和内藤湖南密切相关。
内藤湖南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４年，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则是在１９２０年以前，所以，我们把他归到这一阶段来讨论。
下面先来看看内藤湖南的主要学术见解。
（一）《支那论》及有关论述
２０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围绕着对中国的政策，发生过很大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应当加速占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如果日本不占领，就会被其他国家占有。军队中持此论者尤多。也有的人认为，如果占领中国，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破产，导致本国的灭亡，所以，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还有的人认为，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但是，又担心万一中国真的实行了改革，必然就会富国强兵，从而会造成对日本的威胁。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２４—２５页）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自己多次前往中国实际调查和生活的体验，再加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藤湖南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２４年，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时论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国观。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对主要内容略加介绍。
内藤湖南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以及国内的财政等等问题。
国家的政治体制，究竟是采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国内倾向独裁政治的势力甚嚣尘上，但是，“人民的力量也有渐渐增长的倾向。由于吸收了共和政治的思想，虽说在实际上，人民政治上的知识准备，共和政治的组织都还不充分，然而，比起恢复原来的贵族政治，朝着新的政治发展更合乎自然的趋势”。
因而他认为，“从大势上可以判断，结局，是共和政治的定着”。（《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３２８—３２９页）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有很多议论，比如，废除过去的总督、按察使、布政使，重新划分行政区，实行地方自治，等等。内藤湖南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历史考察出发，进行切实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在当时的各种议论中，并不缺乏各种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但都未能很好地实行，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体制的腐败和政治上的惰性力。因此，“今日所谓变革行政区划的议论等，理论上或许是好的，但真的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即使实行了的地方，只要支那民政根本上的弊病不除，即人民不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支那的国民，因而产生强烈的爱国心，无论进行多少零碎的改变，也决不可能期待会有什么成绩”。（《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３７２页）
国内的财政问题。财政方面，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一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当时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有关税、盐税、铁道收入等。关税、盐税作为外债的担保，实际上是毫无所收。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大臣熊希龄曾发表新的财政计划，想进行财政改革。但是，由于政治的动荡，由于袁世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维持庞大的军费开资，而且，由于各地的宗法团体所支撑的地方势力的掣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国内的物产非常丰富，官僚和绅士们一掷千金，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则非常贫困。这就在经济方面造成了如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工业和商业的极其落后，一是始终保持对粮食谷物的严格控制，禁止粮食谷物的出口。
内藤湖南认为，要解决经济问题，不脱出以农业本位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今日，确立开放粮食谷物输出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３８９页）他的思路是：如果断然实行谷物开放，肯定会造成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无疑义，因此会造成一部分贫困农民一时的不幸。但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和官绅贵族生活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为此，丝绸棉布等制造品的需要量就会增加，这样，就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了，随着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也就可以把贫困的人民解救出来。（《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３８９页）应当说，这是很有见地的。
要解决经济问题，内藤湖南还认为，必需和政治的根本问题一起加以考虑，他说：“在今日，指望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中央集权主义的财政成功，希望渺茫，还是要通过地方分权大方法，较易成功。”（《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３９１页）道德和国是问题。内藤湖南认为，一国之兴，无治国的国是（治国的基本国策）不行。（《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４０３页）国是的确定，又和政治家的道德有关。任何国家的政治中，都会有机会主义（也就是只顾眼前的功名成就，而置国家根本于脑后的做法），因为那是很容易诱惑政治家功利心的地方。而当时的中国政治家，以袁世凯为首，多是一些不立国是，唯机会是从，只求眼前方便，采取得过且过政策的人物。所以，“即使实现了专制的统一，也就像建在砂上的楼阁，有即刻倒塌之虞”。
国民性和文化问题。当时，在谈论民族的国民性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有四千年历史者，有两千年历史者，有八九百年历史者共同生活在现代社会时，对于现代的看法会有各种不同的差异，因而强调各个民族国民的特别性质，将那些性质视为本来的永久的东西，内藤湖南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判断方法”。（《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５２６页）他说：“今日所谓的时代思潮，是不考虑民族年龄，在当时世界一般通行的思想，可以认为，它是对于任何国家都会有同样效果的。这就像流行病发生时，不管二十岁也罢，五十岁也罢，都会有感染那种流行病的可能。”（同上）他认为，和时代思潮不相应，则是错误的。他这样说，也并非要否定学习传统文化，对于那些毫无历史眼光的轻浮的论说，内藤湖南进行了批判。在《新支那论》中，他说：“近来支那的新人们，由于没有历史知识，既不知支那过去的弊害，又不知其优点，只是想不分好坏地从根本上破坏支那的文化，把西洋文化就那样地嫁接上去，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意见。其结果是无法实行，或者实行了，也只不过是产生比过去的弊害更大的弊害而已。”（《内藤湖南全集》５卷５４２页）内藤湖南是一个日本学者，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批判，当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但直到今天，我们读了他的论著，仍可以感到不少有见地的意见，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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