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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经典作品重装再现，莫言、柴静、章诒和等联袂推荐！
2.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七个人，七个侧面，组成一幅大明王朝专制集权制度与中国人精神奴化的完整图像。
3.了解大明王朝276年历史的经典图书，带您还原一个被过度粉饰的王朝的真实场景！
4.张宏杰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在历史场景中做出深度还原，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让读者能够在现实中读懂历史的兴亡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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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选取了七个能够全面反映大明王朝运作规则的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
以文学化的笔法描述七个人物在历史场景与文化中的境况，剖析其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展现出大明王朝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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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孔子》《楚国八百年》《戊戌变法》总撰稿。
信箱：zhj1368@163.com
微博：http:weibo.comzhjwb
已出版作品目录：
《千年悖论》
《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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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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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孔子》《楚国八百年》《戊戌变法》总撰稿。
信箱：zhj136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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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作品目录：
《千年悖论》
《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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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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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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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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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就帝王心
一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禆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天”，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暗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呆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工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起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殂，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
二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年轻和尚，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郭子兴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运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注定朱元璋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郭子兴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这个年轻人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朱元璋都身先士卒，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朱元璋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他对朱如此激赏，以至不久，他就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与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不久，又由小队长升为镇抚。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开始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菩萨指给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像，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名军人。
三
这个“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农村青年，很快让人们领教了他的精明和老辣。
成为“朱公子”之后，朱元璋不断四出征伐，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升任总兵官。虽然战功赫赫，郭子兴手下的其他总兵官却对朱元璋不服不忿。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每次总兵官集体议事时，因朱元璋位列总兵官之首，所以理所当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因此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树立了一个“以术驭人”的典型例子。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手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面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坑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左手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逐步树立起来了。
至正十三年（1353）冬，朱元璋看到濠州的红巾军首领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没有远大计划，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乃向郭子兴要求，带领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南下路上，朱元璋的流氓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三天后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义军前去招降这支武装，条件比朱元璋开出的要好，使他们变了卦。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招降成功。
除了招降成建制的武装，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岗”。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三万人。
不久，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成为义军队伍实际上的领袖，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十五年的战争风云，催使他的权术日趋精熟，心机日益深刻，推动和润滑着他绕过一个个危机，向权力的顶峰迂回前进。
他善于故作姿态，故作宽大，来收拢人心。韩林儿“大宋皇帝”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大帐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自己欣赏的俘虏，朱元璋有时甚至宽大到没有原则的地步。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的本性相当狭隘敏感，他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而完全是出于理智的他考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演员。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朱元璋经常朝三暮四，虚与蛇委。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与周围的汉人武装自相残杀，他不肯为抗元大业做多少贡献，在抗元战争的最关键时刻，他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竟然两次派人送重礼给元军，准备投降元朝，夹击义军。元政府大喜，授他以“行省平章”的高官。幸亏此时义军势力又起，朱元璋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保持着骑墙态度，并不与元军交恶，给自己留有地步，万一元运复兴，他又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
至于忘恩负义、斩草除根，这些中国权谋家惯用的伎俩，他也运用得十分出色。在北面，全靠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才能让他从容在南方发展。因此，他也一直奉韩林儿的“正朔”，上表称臣。当他实力壮大，韩林儿对他无用之后，他派人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船到江心，却被他派人凿沉。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也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四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作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因一念之转，这个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这一军事传奇的产生，离不开朱元璋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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