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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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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文章的资料性翔实新颖，但采用了尽可能吸引人的叙述方式，篇篇精悍，可读性强。体现了作者“史料、理论、文采”有机融合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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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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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学术散文集是陈漱渝先生近作的选萃，以史料、观点、文采相结合为特点，来畅谈许寿裳、胡适、郁达夫、巴金、冰心、汪静之、李霁野等文化、文学名人大家之旧事，涉及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其中主要是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书中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新史料、新视角，并融入作者的新思考，使读者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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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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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1941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曾担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参加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著有《鲁迅史实新探》《民族魂——鲁迅的一生》《宋庆龄传》《五四文坛鳞爪》《剪影话文坛》《胡适心头的人影》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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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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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
·鲁迅的抬棺人黎烈文——以《中流》半月刊为中心
·并不神秘的许羡苏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鲁迅与郁达夫
·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
·汪静之：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读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关于女人》
·寻找高长虹
·石评梅：她在悲剧中体验人生
·文中有画的凌叔华
·朱自清去世前后
·雨打芭蕉——台北温城街访台静农
·春风化雨忆恩师——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
·学术有规范文章无模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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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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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节选）
鲁迅一生助人甚多，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文学青年。他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又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为人力车夫包扎伤口的故事，为女佣王阿花赎身的故事，以及甘为文学青年当梯子、当垫脚石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然而鲁迅一生也得到了一些中外友人的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虽然许先生十分崇仰鲁迅，视鲁迅为相交35年的畏友，也被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称为“终生忠实于鲁迅的一位朋友”（见冯雪峰遗稿《鲁迅传》），但有一点却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他同时也帮助鲁迅改变了命运。
东京结缘：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奏
许寿裳先生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2月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水澄巷，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两岁。他们都轻功名，不重视科举考试。1902年初秋，许先生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浙江班补习日语；其时鲁迅已早半年入校，编入江南班。这两个班级的寝室和自修室相毗邻，为两人提供了接触之机，他们很快订交，终成莫逆。1904年，21岁的许先生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读预科，后入史地科；鲁迅则于1904年9月考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虽然学业各有专攻，但他们始终是革命营垒的战友，文学事业的同志。
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对文学已产生浓厚的兴趣，买了不少日译世界名著，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罗马神话，还有一部日本印行的《离骚》线装本——鲁迅赴仙台前送给了许寿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解决这三个问题，成为了鲁迅后来从事文艺运动的宗旨。1907年夏天，在留日学生普遍鄙弃文艺、重视实用学科的“冷淡的空气”中，刚从仙台医专退学的鲁迅集合几个志同道合者，准备筹办一份名为《新生》的文艺杂志。鲁迅说，“新生”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呐喊·自序》）；许寿裳说，“《新生》之名，取于但丁作品，亦不为人所知”（1944年2月4日致林辰信），但也许这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由于原来几位答应为刊物出资和供稿者爽约，杂志遂告流产。坚持到最后的三个人中，除开周氏兄弟之外，仅有许寿裳一人。
鲁迅和许寿裳文学上的合作还表现在替《浙江潮》撰稿。《浙江潮》是一份综合性月刊，1903年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第五期起由许寿裳接编。应许寿裳之约，鲁迅先后在该刊发表《说鈤》《中国地质略论》《哀尘》《地底旅行》等译文和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些译作均为鲁迅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字。《哀尘》是法国作家雨果《随见录》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雨果又将这个情节写入了他的史诗性巨著《悲惨世界》。翻译《哀尘》，显示出鲁迅非凡的艺术鉴赏力和战斗的现实主义倾向。《地底旅行》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鲁迅试图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在文盲充斥的中国普及科学知识。《说鈤》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射线的经过，表明鲁迅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有及时的了解，并且已经开始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考察问题。《中国地质略论》既是科学论文，又是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警世之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在中国地质资源惨遭列强豆剖瓜分的岁月，这些力敌千钧的文句奏响了救亡卫国的时代最强音。《斯巴达之魂》写的是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悲壮故事，通篇张扬着一种反抗强权暴行的尚武精神。在1903年4月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乃至于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文中歌颂的“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牺牲精神，都使读者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文中烈女涘烈娜的形象，正如许寿裳所说，“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许寿裳通过媒体首次把鲁迅推上了文化舞台，而首次公开亮相的鲁迅也表现出了他在人文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丰厚潜质，预示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未来岁月中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1907年12月，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河南》杂志，侧重于反清革命和科学启蒙宣传。鲁迅在该刊发表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言论文，表述了他早期启蒙主义的政治观、哲学观、文化观，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指出，这些论文“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为了跟鲁迅遥相配合，许寿裳也以“旒其”为笔名，在《河南》杂志1908年第4期、第7期连载了长篇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未完稿），指出：一个国家要想振兴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国民如不自觉，则国为国，民为民，二者不发生任何关联，所谓国民实际上只是傀儡。他以法国大革命、德国宗教改革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历史经验为借鉴，说明只有张扬个性，尊重自我，才能使国民的内在精神光耀千秋，“如星日之丽天，如江河之行地”，创造出“经纬寰宇”的伟业。论文题目中的“曜”即光耀，是想用历史之光燃起人民内心的精神之光（“以史曜现吾民之内曜”）。有研究者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许寿裳的《兴国精神之史曜》视为姊妹篇，这是很有见地的。
留日时期，除开文学志向相近，共同的革命志向更是维系许寿裳跟鲁迅友谊的一条强韧纽带。据许寿裳在《鲁迅年谱》中介绍，鲁迅于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而章太炎正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此事为鲁迅二弟、同为章门弟子的周作人所否认，说鲁迅既未加入同盟会，也未加入光复会，什么缘故他也不知道。两说分歧，令读者莫衷一是。但鲁迅也曾对胡风说过：“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群众》第8卷18期）日本汉学家增田涉撰写《鲁迅传》时，也提及鲁迅曾加入光复会，鲁迅审阅原稿时予以保留，表示默认。后来，增田涉在回忆录《鲁迅的印象》中专门写了一节，题为《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既肯定鲁迅入会这一史实，又指出鲁迅跟光复会领导人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清末革命党人多主张暗杀，光复会尤甚。有一次上级命令鲁迅去暗杀某要人，他担心自己是长子，牺牲后母亲生活将遇到困难。上级认为鲁迅行动之前就顾虑身后事不妥，便取消了派给他的暗杀任务。这些回忆都是对许寿裳说法的有力支持。1944年5月26日，许寿裳在致鲁迅研究家林辰的信中再次强调：“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许寿裳同一信中还说，鲁迅是光复会会员，许广平知道得很清楚。
许寿裳不仅是鲁迅加入革命团体的见证人，而且可以说是鼓动者和介绍人。据鲁迅友人沈瓞民回忆，光复会的前身是以原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为骨干组成的“浙学会”。许寿裳1899年至1901年在求是书院就读，深受恩师宋平子先生影响——这位相貌古朴、体格魁硕的老师讲课时虽不肯明斥清廷，但力举专制政体下民生的疾苦，国势的陵夷，“虽不昌言革命，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一日缓也”（许寿裳《〈宋平子先生评传〉序》）。所以，留日时期许寿裳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热情有时高于鲁迅。比如，许寿裳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不绝，而鲁迅就没有参加此类活动。加入光复会也是许寿裳在前，鲁迅在后。正是在这种反帝救亡运动汹涌澎湃的历史背景下，许寿裳和沈瓞民力邀鲁迅参加浙学会。鲁迅“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定”（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
两次力荐鲁迅:从小城教员到京城公务员
1909年4月，原拟赴德国留学的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兼地理学、心理学教员，并协助新任监督沈钧儒（衡山）招生延师，筹备开学。许寿裳放弃留学德国的原因是因为清政府的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先生辞职，因此无法获得公费贴补，不能成行。其实，跟许寿裳一样，鲁迅也曾有赴德留学的想法。1906年6月，他曾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准备在仙台医专所学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德文，并据德文译文翻译过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小说《谩》和《默》。这些译文发表前均经许寿裳审定，印象是“字字忠实，丝毫不苟”。
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鲁迅二弟周作人与日本羽太信子在东京登记结婚。羽太信子家境贫寒，做过旅店的“下女”和低级酒馆的“酌妇”。周作人结婚之后，作为长兄的鲁迅经济负担顿时加重；跟许寿裳遇到同一情况，他留学德国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于是，归国谋职就成为了当时鲁迅最重要的人生需求。鲁迅向许寿裳求助时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按：起孟是周作人的自号，又作岂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职，庶几有所资助。”由于许寿裳向新任监督沈钧儒力荐，鲁迅于1909年9月赴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鲁迅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曾“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由此可见，许寿裳是帮助鲁迅归国之后解决“生计问题”的关键人物，而解决“生计问题”是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的必要前提。对于经济问题，鲁迅说得很直白：“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取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又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议论吧。”鲁迅进一步总结道：“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为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坟·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的时间极短，原因是他跟许寿裳共同参加了反对新任学堂监督夏震武的“木瓜之役”。这位新监督之所以被讥为“木瓜”，是因为他一贯以道学家自居，不仅反对革命，说什么“革命哗于野”，而且还反对立宪，说什么“立宪哄于廷”。此后，鲁迅返回故乡，出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学监（相当于教务长），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鲁迅对当时的工作环境极度不满。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他“收入甚微，不足自养”，靠卖地之款补充日常用度；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职时，绍兴军政分府拨给学校的全部经费仅200元，生活同样拮据。学校人际关系又十分紧张，鱼龙曼衍，风潮迭起，“防守攻战，心力颇瘁”。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坦陈了他内心的郁闷，甚至希望有一场洪水冲尽绍兴的污浊：“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强烈希望许寿裳帮助他离开绍兴，“虽远无害”（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裳信）。
辛亥革命之后，时代向鲁迅发出了召唤，但又是许寿裳为鲁迅提供了重要机遇。1912年2月中旬，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同年5月，教育部迁入北京，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科长，后又升为佥事，位居科长之上，司长之下。许寿裳是教育部参事，职位高于鲁迅。鲁迅能到教育部任职，完全由于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鼎力推荐。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就提到这件事，说“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此后，尽管教育总长的人选如走马灯上的人物一样不断更换，但鲁迅的位置却一直牢固；虽然1925年8月13日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一度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但经鲁迅向平政院控告，翌年初以章士钊的失败和鲁迅的复职而告终。
鲁迅走出闭塞的水乡绍兴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北京，由一个中学堂的教员、行政人员而成为国家公务员，这在鲁迅生命史上的意义长期被低估。鲁迅当时对绍兴的不满除了前文所说的经济困窘和人事纠葛之外，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问题，而这种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1911年7月31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得很明白：“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此处的“颢”通“昊”，指的就是一种新鲜开阔的气息。如果僻居小城，不能把握时代脉搏，就必将影响对宏观问题、全局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而使自己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村夫。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在当时的教育部只是一个小吏，至多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所谓处级“中层干部”，但论其管辖范围却不禁令人咋舌。据《教育部官制案》规定，鲁迅任职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不仅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而且还负责筹备出国展览、通俗教育、演剧、美术、动植物园等事项，其管辖范围类似于当今的文化部。鲁迅因而成为了当今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在提倡美育、兴建公园、考察新剧乃至于参与审定国徽、国歌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机遇不给没有充分准备的人，但有准备而无机遇，也只能落得个郁郁不得志的结局。总之，大约14年的教育部公务员生涯，不仅为鲁迅提供了不少于3万余元的俸银，而且使他原有工作的局部性质扩展而为全局性质，他的业绩也因之产生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影响，这不能不特别感谢许寿裳。
在教育部供职期间，许寿裳一度跟鲁迅朝夕共处，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夜话，给予鲁迅多方面的切实帮助。如今收入《鲁迅辑校古籍》一书的《沈下贤文集》，就是许寿裳协助鲁迅校勘的。许寿裳本人对此事却缄口不言。沈下贤（781—832），名亚之，吴兴人，中唐文学家，擅诗文，著有《沈下贤文集》共12卷，其中诗赋1卷，文11卷，但流传到宋代时已“字多舛脱，不可卒读”。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期间，在位于龙皤里的江南图书馆借阅了八千卷楼抄本《沈下贤文集》，跟许寿裳合校了一次：许初校，鲁用长沙叶德辉观古堂刻本复校。后分订为两册，由许寿裳题签，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经过这次校订，这部古籍的面貌才大为改观。鲁迅后来又从中抄录出《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收入他选编的《唐宋传奇集》。
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节选）
胡适是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倡导者，一生中写过不少新诗、打油诗、旧体诗词，大约总计有320余首，其中自然也不乏情诗。他创作的情诗有些不但内容隐晦，而且常在诗题或序跋上做手脚，声东击西，故布迷魂阵，有意将读者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诗歌阐释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最早道破其中奥秘的是胡适挚友，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徐志摩。他断言：“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
一、胡适故布迷魂阵
1929年1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原文是：
作一首诗，纪念北大
留恋
三年不见伊，
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能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196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胡适先生诗词手迹》，收入此诗时将题目改为“《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诗末有附言：“我十五年六月离开北京，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十六年一月，从英国到美国。十六年五月回国，在上海租屋暂住。到十八年一月，才回到北方小住。直到十九年十二月初，才把全家搬回北平。”有一些胡适年谱据此将这首诗认定为纪念北大之作。
然而，根据胡适“于无疑处有疑”的开示，我对以上说法颇感怀疑。我疑的不是胡适对北大的感情，而是怀疑北大是不是本诗真正的抒情对象。不错，北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作为胡适多年执教的最高学府，当然不能不使胡适产生留恋之情，但留恋到“发狂”，留恋到“终夜不能眠”，留恋到一觉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那就显得有悖人之常情，有悖人生常态，夸张过分而显得有些矫情了。更何况北大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很难说有什么“衰老”——反之，校史越长，学校名声越大，是值得欢喜和骄傲之事。至于北大红楼，可以用“庄严”来赞颂，但如果用“曼妙”来形容，就不仅文理不通而且显得轻浮了。但是，如果把诗中的“伊”理解为胡适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位女子，那读者就会豁然贯通，而且会被胡适的真情而深受感动。
二、痴情女子朱毅农
那么，这位女子是谁呢？我以为就是朱毅农小姐。
胡适是1929年1月19日乘火车从上海抵达北平的，一共逗留了36天。此行目的，一是出席协和医院董事会，二是为了探望重病中的梁启超。接站时任鸿隽对胡适说：“你也许见得着他。”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梁启超在19日下午两点一刻就去世了，胡适晚来了7个小时。在胡适心目中，梁启超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虽然跟他意见相左，但其人“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20日，胡适跟陈寅恪、丁文江、任鸿隽等含泪参加了梁启超的入殓式，并敬献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同年2月25日，胡适离京返沪。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
由于这一段时间的日记“残缺”，我们只知道胡适在友人任鸿隽家住了三个星期，在丁文江家住了两星期，赴了一百几十次宴会，但日记中并无重回北大校园的记载，仅提到他跟徐旭生、李润章等讨论把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以及“统筹全国大学区”的事宜。我以为，胡适日记的“残缺”固然跟他的忙碌有关，但也有些内容他原本就不想写进日记。胡适专程到香山探望养病的朱毅农就是一例，这条信息见诸1930年10月20日胡适日记：“我自去年二月香山见她之后，至今始见她。”事隔一年，一般读者阅读时极容易忽略。
说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致死，这也有胡适日记为证。1930年10月20日胡适日记记载了他跟朱毅农会见的场面：
去看朱我农（按：毅农的长兄）夫妇，并见其母。问之毅农现另住一小屋，用一个老妈看护，现卧病在床。朱母年已八十余，殷殷要我安慰她。我农夫人邀我同去看她，我跟她出去。屋在口外沿大路，是一所住宅，他们租了这人家门外的两间小屋给毅农住。此处便是她的疯狂院！她病在床上，我进去看她，我农夫人即辞去（按：我农夫人辞去，表明她知道毅农有些话仅想对胡适说）。她很瘦削，对我说话很清楚，但也未免时有疯话。她自己说，‘我是为了想你发疯的’。我再三安慰她，劝她安心养病，将来我到北平，一定可以常见她。她说，‘我别无指望，只望可以常常见你一面’。她又说，‘我的脑经还可以恢复。你若肯教我，我还可以做点东西出来’。我都答应她了。此会甚惨，使我很感动。”同年10月22日胡适日记又写道：“去看毅农，仍未能起床。我看她似不能久活了。此正古人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念之黯然。”
胡适援引“伯仁”这一典故，是表示朱毅农的死他应负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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