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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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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把文学作品和作家拉进批评现场，直率交流，让批评者和被批评的对象一起“寻找文学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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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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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所收文字由80后著名学者杨庆祥、多位作家、编辑及学生的专题讨论整理而成。在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他们讨论了蒋一谈《透明》、徐则臣《耶路撒冷》、老村《骚土》、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李敬泽《致理想读者》、李少君《自然集》、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等文本，视野涉及文学写作与社会现状、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亮点是被讨论的对象也处身讨论现场，与批评者构成坦率、有效而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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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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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代表作品：《重写的限度》《分裂的想象》《80后，怎么办》等著作多部，及诗集《虚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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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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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程光炜1
在黑暗中寻找“光”
——蒋一谈《透明》1
到世界去
——徐则臣《耶路撒冷》17
理想批评和理想读者
——李敬泽《致理想读者》43
久在樊笼里，怎得返自然？
——李少君《自然集》73
另一种小说美学
——老村《骚土》95
从爱中拯救历史
——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126
古典精神与现代小说
——计文君《帅旦》159
异质性写作的可能
——李宏伟《平行蚀》186
重读王小波以及90年代文学
——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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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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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寻找“光”
——蒋一谈《透明》
时间：2014年5月20日下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杨庆祥：这是我们“联合文学课堂”的**次活动。组织联合文学课堂，是我*近的一个想法。我想把一些对当下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同学聚拢起来，不仅是人大，还包括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研读新的作家作品。这里面有那么几层意思，一是目前高校中文系的教学以文学史为主，对当下的作品缺乏敏感性，教学严重滞后于创作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大家比较有效地接触到文学的现场；其次是大家可以借此培养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读者”，我们姑且不说“理想读者”（李敬泽语），作为中文系或者对文学感兴趣的人，至少应该知道怎么去欣赏、分析一部作品；第三是希望这种具体的、有时候是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读者与作者在这之间能够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什么都找不到，这也没有关系，阅读即误读，只要是“真正地读过”，这就很好了。*后，我当然希望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特别的氛围，能够找到一些“核心小伙伴”，能够在雪夜“听到友人和五点钟”。如此，文学与人生，也算是相得益彰。
今天是我们的**次活动，讨论蒋一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透明》，这部短篇集自今年五月出版以来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作品如《透明》《跑步》《发生》等赢得了圈内外一致好评，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一
董丝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觉得这个小说集关注了一个以前作家不太关注的群体，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略的中老年男子群体。作为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他们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或者存在的意义。《发生》和《故乡》中描述的两位老年男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丈夫和父亲，社会责任是支撑家庭和抚养孩子。当他们已经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社会身份被无形中剥夺了，他们非常焦虑地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但我觉得这种寻找责任，或者说他们期待获得的救赎是不彻底的。能够救赎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但这些男人普遍选择把“认命”作为自己的救赎方式。
我有一个问题，之前看蒋老师的作品《China Story》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小说的结尾总会赋予男人死亡，我觉得死亡不是那么必要。比如《发生》中的独居老人*后无力地倚着墙壁，《跑步》里的大学教授在跑动中视线渐渐模糊，这是不是代表生命的终结？这让我有一种突兀感。
蒋一谈：我上一本短篇小说集是《栖》，写城市女人的故事，这本《透明》以写男人为主。关于老年男人，这类人物角色在中国当代文学里面是一个大的空缺。人到六七十岁之后会面临衰老和死亡，任何人，不管男女，这种无可挽救的无力感都将存在。
你刚才谈到死亡的问题，读者可以各自解读。在这本书里面，我的死亡信息可能是*少的。你谈到《发生》和《跑步》中的男人，*后其实是一种释然、理解和承受。《发生》这篇作品，写的时候作品名字是《他是这样慢慢乐观起来的》，我要把“慢慢”的节奏写出来。一个六十九岁的男人要想自杀，一个女孩如何把他拯救？我要把“慢慢”的节奏感写出来。
杨庆祥：我觉得丝雨讲得很好，她提到了蒋一谈作品里的人物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蒋一谈的作品都在写这样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生活的个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当下的生活？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生活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当下的个体。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内含了个人的现代完成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从鲁迅开始的。我觉得蒋一谈把这样一个复杂性在我们当下重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透明》里面那个男人，脚踏两只船，两个家都想拥有，但实际上什么都完成不了，这很有意思。
陈雅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首先从这本小说集里读出了当今时代的症候。在《二泉不映月》里，是我们无法承受一种很重的情绪。当小说中的人物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通常会选择逃避。比如《在酒楼上》里的男主人公，作为北京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他觉得前途迷茫无望。当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可以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经营酒楼，照顾残疾的哥哥）时，他迫切地想要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不能直面当前的现实，所以他的选择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其次，文化的同质化使所有的城市都变得一样。《在酒楼上》中的阿亮到达绍兴之后，觉得和想象中的绍兴不同，与北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变得失去感官能力，甚至无法感受疼痛和悲伤。正因为失去感受疼痛的能力，他们又在想办法来通过体验这种疼痛和撕裂，以获得一种存在感。比如《跑步》中的主人公觉得疼痛可以产生很美妙的感觉；在《透明》里，男人经历一天的奔波劳动之后感到一种无力感，但同时又觉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快感。
人在这样一种贫乏、同质化的生活里面，有一种想要冲破这种生活的欲望，其表现为情绪上的突然爆发，或者有一些突发奇想。比如《在酒楼上》的阿亮对待他的残疾哥哥，有一个片断写他突然有一种邪念，很想同时点上一把香烟塞到他哥哥的嘴巴里抽死他。这是在人性上突然萌生的邪恶念头，他想要挣脱当下已经变得贫乏无味的生活状态，想要有一些突破，但同时又像被一根弹簧拉着，经历短暂的精神扩张，*终又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想要冲破文本的主体性，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完全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于《发生》，我觉得蒋一谈找到了解救我们当前同质化生活方式的途径，即用艺术来拯救生活。艺术是不是会让生活更加美丽，我觉得我比较怀疑它的可实现性和有效性。
严彬（诗人）：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薄荷糖》，就讲了一个男人活到四十岁以后，他会追忆以前的生活，人生是美丽的吗？他不断地在这个困惑中探寻和否定他的东西。艺术能够使生活变得美好吗？我觉得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杨庆祥：关于艺术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在蒋一谈的作品里面，*重要的特点是把艺术内在化，因为我们觉得艺术是一个外在于生活的东西，比如行为艺术也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艺术和我们究竟构成什么关系？在《发生》里这一点很重要。未来的艺术不会是平民化，它越来越内在化，会和我们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话艺术才会拯救我们，解救同质化的生活方式。
蒋一谈：我们爱看电影，但是电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不会，你需要在电影里获得瞬间的感动，艺术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它需要存在。你刚才谈到邪恶，《故乡》里的男主人公，那个老知识分子，想到连体姐妹，的确有某种邪恶的心理。
杨庆祥：你讲到了邪恶，我想包括《在酒楼上》的男主人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那一刹那。
徐祎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蒋一谈在小说当中表现出人有刹那的冲动，但他囿于自己的身份和环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发泄出来。就像《跑步》中的大学教授，为了展示父亲的身份，他想跟那男人打架。但是，他发现首先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其次是碍于他的身份，结果只能采取跑步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方式表现出来。
蒋一谈：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感同身受的一面。有时候，我也很质疑我的父亲身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呢？
徐祎雪：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无力感在里面。
二
李壮（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我在读蒋一谈小说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本雅明写过一篇文章叫《讲故事的人》，就是远行者有故事。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当代的作家无论如何想象，他都很难跟得上现实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小说已经从所谓的故事性的小说，变成事故性的小说。
蒋一谈的小说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可以称之为变故性的小说。事故性是在一片碎片当中突然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它是我们当代的暴力美学。而蒋一谈的小说写得缓慢而有节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突然出现，但*后有一种软软的东西触及你。蒋一谈的作品在写变故，体现出我们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延宕。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总处在两难的境地，这种变化之中，他永远处在命运的延宕之中。
另外，蒋一谈对经验化的写作抱有警惕，是彻底的虚构现实主义者。这里面涉及处理他人经验的问题，处理他人经验，就等于从生存的现场稍微撤一步出来，通过冷静的目光去感受。他的小说我感觉写得非常日常化，没有特别大的起伏，故事比较完整，给人流水一般的感觉，它永远就在那里，它的每一个部位，水上漂浮的落叶，水上的波纹都可以是叙述的对象，给人十分透明的阅读感受，细腻而又微妙。这个水流本身就是文本，就是能把生活和读者隔离开的东西，这是我比较直观的感受。
蒋一谈：你讲得很好。小说由故事到事故，*后到变故，我要好好想一想。我的多数作品写的就是家庭，我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家庭作家；既然写家庭，就要写家庭关系和家庭情感。*近刚完成一个访谈，访谈的名字为《河流的声音是文学的声音》。生命的流逝，也就是河流的流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喜欢水，一方面源于水的性格，上善若水，另一方面，我觉得水下还有山。这是水的双重意义，所以我信任河流。
林侧（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我读完《透明》之后，觉得蒋老师的故事很有创意。比如说《发生》写一个拆迁的故事，写一个空巢老人的故事，但是又把行为艺术的元素融入小说当中。《地道战》这篇小说，又是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蒋老师写了现实生活中地道战的场景，与我们的想象有着巨大的差距。地道是一个隐蔽的空间，展示了隐蔽的历史。《在酒楼上》这篇文章被大家谈论得比较多，是蒋老师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后面的时候，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你觉得应该说吗？你不觉得如果不说的话，可能更好一点吗？
蒋一谈：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说出这话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反思之前的事情，两个人在中间也没有再联系，他了解她的性格，她说想静一静，这可能意味着分手。第三次再见面，他正在折磨他的表哥，他没有办法，这可能是*后一次机会说“我爱你”。他说自己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他的女朋友才说：“为什么要选择呢？”
杨庆祥：大家有没有发现蒋一谈说话非常有意思，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想提醒蒋一谈的写作，如果能够把你表达的这些意思带到你的小说里面，你的小说可能会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她分析的《地道战》，我还是很同意的，我为什么说《地道战》比《二泉不映月》写得好？《二泉不映月》写得有些刻意、紧张，太用力。你如果把我们交流时的这种状态、心态放在你的写作里面就更好了，你把写作想象得像河流一样，但是你的河流写这篇作品的时候太急了。
蒋一谈：《地道战》这篇作品的缘起，是在2009年秋天看到了一个资料，资料上说地道战打死的日本兵才有一百多人。我很吃惊，然后去看其他材料，后来发现，日本军队在当时没有把中国的地道战当回事，可是我们看到的信息不是这样。这种反差会让人思考，我们得到的历史跟实际发生的历史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杨庆祥：《地道战》写得很棒，有历史观和价值判断。有些与历史关联的故事创意特别好，比如之前的作品《另一个世界》。我觉得《二泉不映月》写得太紧张了，所以导致它不是那么自然，这是我的阅读感受。可能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创意，特别急地想把它写出来。《地道战》想了好多年，所以会顺畅些。
蒋一谈：类似《二泉不映月》这样的作品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写了，自己也觉得写得特别累。我想表达一个意思，今天的月亮跟古代的月亮不一样，今月不是古时月，人与自然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异。
徐祎雪：我谈一点感受。《故乡》中去美国看外孙女的老人，他没有用过谷歌地图，但是他发现有一种东西叫谷歌地图的时候，就去搜小时候自己居住的地方，看那些山川河流。对于我们来说，谷歌地图已经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内容，你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的视角，他带给你陌生化的经验，经验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多么新奇的事物，关注点不是事物，也不是故事，而是体验个人感受。你通过这个人的感受去感受生活，这是当代小说里*重要的内容。因为故事本身已经想疯了，好莱坞大片的技术可以达到无与伦比的效果。我们作为文化的生产者，我们还剩下什么？文字还能有多大的冲击力？我觉得冲击力已经不再是文字所擅长的内容了，文字擅长的内容，反而是给你一种空间，给你一种进入个人生活的方式，让你发现你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好的小说家应该给你他个体的东西，而不是给你毫无感受的东西。
杨庆祥：刚才她说的我比较认同。我在两年前的一个会上说过，这是一个故事终结的时代。实际上，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能力感，那么小说家怎么办？每个人都可以讲故事，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故事，这时候文字本身的空间和文字本身的想象力就变得尤其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重新定义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蒋一谈：门罗是文学情绪大师，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她的作品。
樊迎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关于蒋老师的小说我自己给它三组关键词，一个是平衡和失衡，第二个是现代感和现实感，第三个是道具和温情。
**点关于平衡和失衡的问题。以《透明》为例，小说塑造了一个安于家庭生活的男人形象，但这种“安于”是一种害怕闯荡的“安于”，他需要家庭生活赋予其踏实感和安全感。正如文中的“我”也因为这种性格遭到前妻的“抛弃”，虽然离婚是“我”提的，但这只是保留*后一丝尊严的无奈选择。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情人杜若，让“我”过上“想要的生活”，但当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后，才发现生活又横生了亲情问题。“我”面对非亲生的男孩不断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因这种思念甚至萌生邪恶的想法，一面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没有爱上的情人、孩子，另一面是自己的血亲女儿和丢失的男性尊严。于是，原先的平衡被打破，“我”在“失衡”中分裂。
第二点关于现实感和现代感的问题。老师您可能是一个偏现实感的作家，但是您的现实又是带有现代感的现实，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比如《发生》，关注底层老人这个现实题材，但带有现代主义的火花，让他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实施“艺术活动”。您刚才说他是怎么样慢慢乐观起来的，我感觉他并没有得到救赎，他的生活首先是一个低潮，然后是一个高潮，又回到低潮。我觉得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并不是救赎。
第三点，蒋老师非常善于用道具，如《地道战》这篇，用了地道战这个道具，小说的后半部分写得很有力度，那个老人回忆历史的时候，没有历史的焦虑感。
蒋一谈：《发生》里的这位老者，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度过这一特定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段里释然了，他在这两天笑的次数，远远大于几年间笑的次数，这是他的收获。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发生》这个故事的创意点来源于北岛的女儿，她是一名艺术家，作品里的几个艺术行为是她和她的男朋友的艺术作品，这是真实的艺术实践，不是虚构虚幻出来的，我把他们的作品放置在了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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