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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作者包刚升首部政治评论
★《被误解的民主》一文获评“2014网易华语新媒体大奖之年度评论奖”
★政治学角度讨论民主、政治与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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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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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书名题目取自包刚升在《东方早报》的知名系列“民主三论”。本书为其就民主与民主转型、国家治理、中国改革等相关问题的的思想评论合集。书中作者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民主转型、国家治理、政治转型以及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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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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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浙江海宁人，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从事访问研究；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该书获评“《新京报》2014年年度社科书”及“《纽约时报》2014年19本中文好书”；《被误解的民主》一文获评“2014网易华语新媒体大奖之年度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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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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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改变世界的力量1
第一篇民主转型与民主困境被误解的民主
再谈“被误解的民主”
三谈“被误解的民主”
民主的问题与机会
岛屿的寓言：谁之统治？何种秩序？
为何有的民主政体会崩溃？
从民主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第二篇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
政治精英与国家转型
回归政治中立的语言
激励结构与国家治理
三权分立的迷思
贫富冲突与现代政治
蛋糕政治定律
需要政府提供廉价面包吗？
环境治理背后的政治逻辑
第三篇政治转型的国家经验美国制宪时刻的政治思考
日本政治转型的四条经验
韩国政治转型的关头
驯服统治者：《大宪章》的政治遗产
魏玛民主何以覆灭？
第四篇民主法治视角下的中国改革又一个财政“丰收年”的隐忧
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
道德溃败：市场逻辑还是政治逻辑？
中国改革的三个基本问题
国家治理“新思路”？
权利优先：法治国家的起点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四位“先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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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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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力量
2015年夏日的一天，在复旦大学3108教室，我应学生社团的邀请参加一个师生互动式讲座，主题是“民主的趋势与未来”。在现场，一位读过我不少作品的学生问道：“为什么您的文章与舆论场上流行的见解差别如此之大？是不是关于民主的讨论，注定只能是少数精英的话题？”其实，这样的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我直截了当的回答是：“如果一个学者的所思所想，跟社会流行的见解毫无区别，这样的思考与文字往往是多余的。所以，我的著述与流行的见解不同，乃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在我看来，研究型大学的学者应该履行两种使命：一是创造知识，二是传播知识。前者的意图在于开拓人类知识的边疆，带领人们在知识上抵达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后者的目标则在于不断抬高了人类知识的底线，使得经由学术界论证的可靠知识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识。对于后者，清华大学刘瑜老师所著《观念的水位》一书的书名就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她这样说，“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而背后则是“观念的水位”在提高。
在讲座现场，我还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请教诸位，听说过‘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同学请举手。”结果，现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举起了手。然后，我接着问：“再请你们估计一下，1776年之前又有多少人听说过‘看不见的手’原理？”听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同学都满是疑惑地摇头。不少人都知道，“看不见的手”原理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所以，1776年之前，大概只有亚当·斯密本人——或许至多再加上与他交往甚密的亲友——知道这一原理的存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以后，“看不见的手”原理作为一个论证市场经济合理性的首要法则，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到了今天，由于经济学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学书籍的流行，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以千万计的学者、学生和社会公众知道这一原理。在亚当·斯密的支持者看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当然是不证自明的。这一例子揭示了一种新知识从首次出现、到逐步扩散、再到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公众所知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社会关于市场的常识底线在不断地被抬高。
政治领域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在19世纪早期，“每个成年公民都应该拥有普选权”还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性的观念。即便在当时政治文明程度相对很高的英国，政界和学界还在进行一场是否应赋予每个公民普选权的激烈论战，英国有不少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家都是这一观念的反对者。但是，一个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已成为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观念与政治常识。即便在一些实际上并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一人一票的普选权也已成为宪法的基本条款。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常识底线被不断抬高的过程。
这些都证明了思想与知识的巨大力量，但这种力量经常被低估。与社会上流行的强调“既得利益”的见解不同，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编撰者保罗·萨缪尔森则说：“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在起草这个国家的法律。”言下之意是，只要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在年轻时代接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特别是，如果他们阅读了“正确”的经济学教科书——那么他们自然能够从事最终导向善治的立法工作。
同样有趣的是，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观念史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40年代，欧洲知识界开始转向政府而非市场，转向更多集体控制而非更多个人自由，甚至部分人为阿道夫·希特勒所迷惑时，哈耶克用饱含战斗激情的笔触提醒当时的知识界，欧洲或许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当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模式快速推进工业化，从而对不少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时，哈耶克同样提醒到，由于无法解决激励问题与信息问题，计划经济模式最终必将破产。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哈耶克堪称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的先知。这一例子也说明了思想观念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创造新思想、影响人类命运的不仅仅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还包括很多政治学家。比如，尽管“国家”是人类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创造物之一，但如何认识“国家”一直以来都充满争议。活跃于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因此，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在霍布斯之后，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主流思想界却转向了限制国家权力和强调分权制衡的立场。这一传统发轫于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此后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大体支配了西方世界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式。尽管美国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几个著名篇章中反复强调联邦政府的必要性与政府效能的重要性，但这并非西方知识界的主流。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理论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到1980年以后，随着国家理论的兴起和“把国家找回来”学派的出现，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才取得有效进展。特别是，著名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弗朗西斯·福山介入这一领域之后，国家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有更多机会走出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职业学者群体，而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福山先在2004年出版了题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的小册子，他强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此后，他又于2011年、2014年先后出版了两部迅速走红的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福山认为存在一个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所以，有效的国家构建是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尽管福山的观点充满争议，但他的确前所未有地向媒体和公众普及了关于国家的观念与知识。由此，一种更加务实、平衡的国家观趋于形成：一方面，国家是必需的，而且国家要有效；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必须要受到制约。简言之，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权力受到约束的有效国家，或者说是有效能的有限国家。这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例子，关于国家的知识和观念也经历了从产生、到成长、再到扩散和普及的过程。得益于这些知识上的努力，如今一种新的国家观日渐清晰。有理由相信，这种务实、平衡的国家观会对日后的政治进化产生积极影响。
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思想与知识的力量通常容易被低估。历史地看，一种重要新思想或新知识的产生、扩散与普及过程，往往对应着某种重大的政治社会变迁；反之，若非新思想或新知识，我们或许永远无法预见另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很多时候，思想与知识本身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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