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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故事被他的一个学生发表在《迈阿密先锋报》上，立即引起全美瞩目，《今日美国报》，《赫芬顿邮报邮报》以及CNN、NBC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我或许很倒霉，但还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在*后一口气之前，我都会好好活着的。”——大卫蒙纳许
101天，31个城市，8000公里，一段追寻生命的旅程。这不是一趟感伤的告别之旅，而是一场丰盛的生命之旅。
如果给你一张纸，让你写上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属于你的清单上，*终会留下那些东西？这一生，你将会按照怎样的方式去生活？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认清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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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一位普通中学的英文老师，在迈阿密的珊瑚礁高中教了十五年书。青少年时期叛逆过，迷失过，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就是成为一名老师，他教了整整十五年书，却在自己三十六岁教书生涯正值顶峰的时候，诊断出脑癌，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
但是他拒绝了妥协，经历了3次手术，两年半的化疗和30次放射治疗，离开了讲台后的蒙纳许，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旅程，穿越了整个美国，独自行走去探访曾经的学生。
蒙纳许多年来一直在推广“优先清单”概念，鼓励学生去发掘自己内心最忠实的东西，勇敢去追寻去想要的人生。
在一趟旅途中，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大都按照自己内心的需求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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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大卫蒙纳许，在美国东岸的迈阿密长大，毕业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曾信誓旦旦绝不教书的他，却一头栽进教育界，只说自己是“挺身”出来当老师，后来更成为备受学生爱戴的模范教师。他曾在迈阿密的珊瑚礁高中教了十五年书，并在2012年时获得年度最佳教师奖。
34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确诊为癌症晚期，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但他拒绝向病魔屈服，经历了3次手术，两年半的化疗和30次放射治疗，直到彻底失明和左半身瘫痪，才离开讲台。
15年来，他教过3000多个学生，鼓励他们勇敢地去追求个人的价值，跟他们一起分享关于人生最重要的事的“优先清单”。
大卫的“优先清单”概念，源自于他过去与学生研读莎士比亚《奥赛罗》的课堂活动，他请学生用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清单来形容剧中角色的个性特质，再进一步形容自己，他发现这是了解自己很好的方法。
大卫的故事被他的一个学生发表在《迈阿密先锋报》上，立即引起全美瞩目，《今日美国报》，《赫芬顿邮报》以及CNN、NBC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也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2014年11月20日，大卫在家人及好友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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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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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在耳鸣。我没有多想，只觉得那是类似游乐场旋转飞椅一样的魔音穿脑，差别只是这种嗡鸣来自头部的里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几个月后，有一天，魔音化为颤抖，以我的脸部为起点，横扫整个左半边的躯干，后来更扩散到脚尖。该看医生了，蒙纳许，我这么告诉自己。宝拉帮我挂号，她一手包办了我们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宝拉，在我想起电费账单还没付这件事之前，电灯都不会亮了。
我挂了普通门诊的号，被转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该看神经科。神经科的医生叫保罗丹斯基，年纪很轻，只比当时三十四岁的我大一点点，似乎是个很酷、很直率的人，我喜欢这种人。我希望他会将我的症状归因于一条紧缩或痉挛的神经，但他送我去做一连串检验，统统都有缩写，如：EEG（脑电图）、EKG（心电图）、CAT（断层扫描）、MRI（磁共振成像）等。前三项的结果正常，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丹斯基医生说，最后一项磁共振成像，绝对可以看出端倪。检验报告要几天后才会出炉。没人喜欢等待，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专注在一项可以绝对占据我心思的事上——埋头于工作。
珊瑚礁高中，号称迈阿密的超级磁铁学校，可不是没有依据的。来自全美各地的学生抢着就读我们的六种大学预科课程：国际文凭、农业科技与工程、商业与金融、法律与公共事务、健康科学、视觉与表演艺术。筛选的主要方式是抽签，但视觉与表演艺术不抽签，采用面试制，竞争很激烈。有那么多志在演艺事业的年轻人在我们学校就读，所以校园里很有电影《名扬四海》的味道。走廊上随时有练歌、练舞的年轻男女，只要身处其中，你的心情就会忍不住好起来。在我生病前，我没有请过一次假。
我是1997年创校时的元老级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工作，而且说真的，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并不比我的学生大多少。在我任教的十六年间，多半是带十一年级的荣誉英文课 及大学预科英文。我很爱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感情生活，要住在哪里，上哪一所大学，读什么科系。同时，他们学习开车，找第一份工作；他们试探酒精、性爱、自我定位与自由——那是孩子们的超凡时期。神奇的是，尽管他们才开始一步步地变得独立，经常热切地想要更多，但多半还没有对学校感到厌倦。能够参与他们的蜕变过程，真是一项殊荣。
我乐于做个不同凡响的老师，而我向孩子们表达这份热忱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永远敞开教室的大门。午休时，多半会有五六个至十几个学生跑进我的教室。在许多个日子里，会有人排演台词、唱歌、跳舞、演奏小提琴或吉他。偶尔会有人为了男友或糟糕的成绩哭泣，这多半发生在第一堂课之前或放学后，其余时间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得知诊断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那是我最爱的感恩节前一天。我坐在办公桌前，和我最投缘的同事丹尼丝阿诺德坐在一边，她教四年级的荣誉英文课。娇小的丹尼丝的胃口就像小鸟，即使吃东西，通常不过是从她藏在办公桌里的一包M&M巧克力里摸几颗出来。我午休常会买健康的餐点，存心要引发她的罪恶感，好哄她吃上几口。那天，我们分食一份从自助餐厅买的色拉，开玩笑地说我们运气真好，因为这次我们的塑胶容器里除了萎蔫的生菜和潮湿的面包丁，还多了小黄瓜。孩子们来来去去，快吃完时，我的手机响起了旧版马里奥兄弟电玩的铃声。我打开手机， 在屏幕上看到我医生的名字。
“哈喽！”我从桌子前站起来。
“我是丹斯基医生的护士。”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有些哀怨，“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或许是我生性乐观，向来认为凡事都会平安落幕。我开心地说：“啊，太好了！结果怎样？”
她迟疑了一下，我感觉到心脏在颤抖。“不，你得来一趟，找人陪你来。”
我觉得肚子好像被人踹了一脚。“我在学校，要晚点才能去。”
恐惧实在擅长玩弄人心，我八成是希望只要我说不能马上过去，死命抓住电话响起前的正常生活，就能扭转结果，让护士改口：“噢，没关系，我们安排其他时间好了。”但她没有。
“不用担心时间，医生会留下来等你。”她说。
这下子，她好像是用钉鞋踹了我肚子一样。
“好。”我说。
我很快地挂掉手机，转身看着丹尼丝，她张口结舌，忧心地瞪大了眼睛。我说：“检查报告出炉了，医生要我去听结果，不见得就是坏消息。”我的朋友以安抚的目光看着我说：“不会有事的，大卫，我知道一定没事的。拜托，你可是天下无敌的耶！”
天知道我怎么挨过下午的课，但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和学生讨论到浑然忘我，把医生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下班后，我和丹尼丝走到停车场，我们聊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的现状等。走到车旁边时，我转身对她说：“一切正常的日子就到此为止了。”要是时间可以冻结就好了。
我钻到车子的方向盘前，将广播的音量调高，走帕尔梅托高速公路北上去接我太太宝拉。宝拉在迈阿密另一所高中教历史，她没有驾照，都是我载她上下班，这是我们的例行公事。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她已在学校外面等我。她坐上副驾驶座，我调低音乐的音量，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试图冷静，惊慌的程度却显然不输给我。
去看医生的车程似乎没有尽头，对我来说却太短了。我满脑子想着只要越晚听到检验结果的时间，假装天下太平的时间就越久。我口干舌燥，胃揪成一团。宝拉试着聊她今天工作的情况，我很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是不断地点头，还有努力地喘气。
我们到的时候，丹斯基医生果然在。护士兀自为我们指出他的办公室，不和我们的视线接触。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和宝拉走进去，丹斯基医生坐在桌子后面，褐色的头发理得比上次见面时短，他披着白色的实验室外衣，脖子上挂着一副听诊器，说了“请坐”后，他指着面向他桌子的两张棕黑色系的塑胶椅。他说出我听不懂的医学术语，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我连念都不会念，更不懂是什么意思。“好！”丹斯基医生说，“我们来看片子。”
在他背后，大大的计算机屏幕上有个不祥的影像，依我看，那一大坨汹涌回旋的黑黑、白白、灰灰的糊状物，很像罗夏墨迹测验的图案。医生转过身，指着屏幕，就事论事地说：“那是你的大脑。”我调整椅子的位置，好看个清楚。宝拉站了起来，走到我背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他指着灰色背景上的一团白色东西，感觉像气象报告上会有的东西，就是多普勒雷达屏幕上的飓风云。我头里面的飓风是脑瘤，这个解释够浅白了，但我有千百万个问题，我做老师的职业病发作了。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我问，“是良性的吗？”我想得太美了。
丹斯基医生放下写字板和笔，直视我的眼睛，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身体。“大脑的肿瘤都不是良性的。”他说。
“像癌症那样吗？”
“对，是癌症。”
他干脆朝我的太阳神经丛狠狠揍一拳算了，我吸不到空气。我觉得自己被击垮，感到空洞。医生看到我脸上的惊骇，试图减轻他刚才引发的震撼，说道：“但我们还不清楚你的病情，大卫。我们得做切片。”做切片干吗？他都说是癌症了。“我们需要一些信息。”丹斯基医生说，“我们得了解它的成长速度，说不定它已经在那里二十年，一直龟速生长。”
好，我心想，切片我还应付得来，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得切开我的颅骨。
“暑假可以吗？”我问。
他噘起嘴巴。有时候，当学生提出特别天真的问题，我也会那样噘着嘴。
“不行，那拖太久了。”他说。
“好吧，那圣诞节假期呢？只剩一个月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撑那么久。”他说。
我猛然往后缩，就像是被甩了一记耳光，打击接二连三地来。“不治疗的话，预估寿命大约是两个月。”丹斯基医生说。我环顾他的办公室，墙壁被漆成医院手术服的颜色，只是色泽更淡，装饰品是一张印着脊髓和大脑的海报，角落有一张铺了干爽白纸的不锈钢检验台，一切都冰冷淡漠。当别人和你说你的大限已到时，最起码不是应该挑个舒适宜人的环境吗？“我可以维持现状多久？”我问，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能够维持现状的时机已经过了。
宝拉隐忍着情绪，但我控制不了，我暂时告退，走到外面的停车场打电话给我的哥哥雅各。他大我八岁，是一位自由职业的编辑兼记者。尽管工作繁忙，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雅各是我的磐石。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我放声痛哭，几乎说不出话。脑癌、晚期、只剩几个月可活。我才三十四岁，可恶。我热爱工作，我热爱妻子，我热爱生命，虽然听起来可能像陈词滥调，但是当你被宣判死刑，你真的会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场噩梦几时结束？
这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对雅各说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认真地做个好人，我努力要把事情做对。我是不是撞到头了？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大卫，”他最后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这就是我老哥，一直鼓励我抬头挺胸，撑过难关，鼓起勇气。为了雅各，为了宝拉，为了我的学生，我要勇敢，我不要一副虚弱、无力、失控的样子。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再深呼吸，而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话语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从我嘴里说了出来。
“别担心，我可以搞定的。”我说。听到自己这样说很奇怪，更怪的是我还知道自己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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