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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作品集，既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意义。
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审思之作。作者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
这是一部颇具问题意识的人文随笔集。作者并不将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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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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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声音》是作者近年来的随笔及评论的结集。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作者所关注，《纸上的声音》通过对多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叙述，探讨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革命、历史诸关系，解析作为理念人和实践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建构。其中，对于中国“国民性”及现代作家“精神还乡”问题的阐发，寓褒贬于历史观照之间，视域开阔，观点鲜明，创见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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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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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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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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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1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1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14
自由、祖国、十字架 28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39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51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57
《1984》的一个新译本 62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67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82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95
夜读抄：《论小丑》 101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116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 151
鲁迅：四城记 181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198
《鲁迅语录新编》前言 203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206
怀念耿庸先生 224
诗人的工作 233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 239
黄河遗文编后记 243
从低泣到嚎叫 249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253
《我是农民的儿子》再序 256
《满天星文丛》 序 260
《人文中国》前言 263
《烙印》序 268
知识分子与自由 272
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 277
经典的言说 282
关于“思想者文学” 286
关于“底层文学” 294
关于“介入文学”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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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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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
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
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外国人看中国人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18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19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
法国传教士多说中国的好话，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影响，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虽然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强烈反对伏尔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说，中国人生殖过快，子孙绳绳，但都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又说，中国施行“人治”，一种道德至上的政体，其特质是有规则而无精神。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开国之初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赞同伏尔泰而反驳孟德斯鸠，他出版《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做了辩护。《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被称为一代民主政体之父的卢梭，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则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远看成岭侧成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法国诗人雨果（1802－1885）在圆明园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联军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两国为“强盗”，最后呼吁说：“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也曾表示说，准备起草一份控诉书，控诉每一个列强。
西方人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中国，英国人先扬后抑，同欧洲的整体态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罗素始终是友善的。
同《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称中国为“可悲的民族”相反，罗素称之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盛赞中国的国民性：善良、安顺、礼貌、耐心，“爱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国喜作“枭鸣”的鲁迅对罗素的赞辞并无好感，他曾针对罗素赞美中国轿夫的言论，作出尖锐的嘲讽。
对于中国及其国民性，德国人同样有褒有贬。
其中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要数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国新论》中，对中国的道德和哲学赞扬有加。魏玛枢密顾问官歌德（1749－1832）称赞的也是中国的道德和礼仪，中庸、保守和节制。本来，在德国这样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国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国的专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识阶级中，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批评者还是占压倒性多数。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有所论述。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他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旧是他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
他说：“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从“绝对精神”出发，认为中国的民族性缺乏属于“精神”的一切，缺乏个人性、主观性，缺乏内心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人崇拜权力，自视卑贱，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
他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权制的政府。这个政府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为纪律的刑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从家庭到社会，培养并贯彻“家长政治”的原则，其实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其余为“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义”“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与良心”，以及后经删除的“裙带关系”、“缺乏利他主义”等等。在整体上，全书的色调是偏于灰暗的。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不变性。所谓坚忍性，无非给保守性给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文革”时，大力宣传北京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这种“中国中心论”可谓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极之作。三、视等级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应当把帝国主义及殖民势力的政治行为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分开。虽然两者不无联系，但是也应看到相互间的悖离、矛盾与冲突。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殖民主义的产生，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挑战，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它只是一个短时段，存在之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能据此否定人文主义传统本身。事实上，西方人正是依靠这一传统而战胜了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争，西方宗主国有不同的人群予以积极的回应，或直接加入其中，所以未尝不可以把斗争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战胜，体现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力量。
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因身份、视角、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律出于“侵略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侵略”，不完全构成“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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