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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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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解析世界权力格局的经典之作。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乔布斯传》作者艾萨克森等隆重推荐。理解21世纪世界事务的绝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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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6世纪，西班牙通过对殖民地和黄金的控制获得霸权地位；17世纪，荷兰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受益，成为全球霸主；18世纪，法国凭借人口优势成就了大国地位；19世纪，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和强大的海军称霸世界；20世纪，肯尼迪与赫鲁晓夫时代的国家实力取决于核导弹，以及军队和坦克数量。然而，21世纪的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权力变得难以被单一国家掌握和运用，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迅速使传统权力沦为过去式，世界权力格局正因科技进步而被重新绘制。
在《论权力》一书中，全球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提出了全新的权力概念，审视了将会界定21世纪的新型权力关系。他向我们展示了权力资源如何适用于数字时代，以及巧实力战略的实施为何不只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曾经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互联网的发展让非国家行为体掌握了权力资源，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政府发动网络袭击，制造全球性的安全威胁。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主权国家创造了新的权力边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在这一全球权力变化的新趋势下，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又将如何突围，相信对每一位要了解全球大趋势、纵观世界权力布局的人来说，《论权力》将是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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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瑟夫?奈
软实力之父，美国总统**智囊，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小组负责人、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他同时还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问题专家，著作颇丰，其中包括《软实力》及《巧实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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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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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权力
第一章 全球事务中的权力
与美国为邻就像睡在大象身边
该用胡萝卜，还是大棒
“美军进入伊拉克”与“美军入侵伊拉克”有什么不同
甜美的微笑要用对地方
为什么说反恐战争的真正较量在新闻编辑室里
第二章 21世纪的军事实力
战争的艺术：战斗与战争
21世纪，军事力量还重要吗？
传统战争已经过时了
为何而战：军事资源如何产生行为结果
战争的未来
第三章 21世纪的经济权力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什么中国、美国都很脆弱
沙特阿拉伯为什么如此重要
为什么中国要援助非洲国家
经济权力的未来
第四章 21世纪的软实力
软实力的来源
中国的软实力攻势与美国的霸权
软实力行为：校长如何能阻止学生吸烟
软实力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
世界杯如何成为最伟大的营销机遇
第二部分 权力大转移：21世纪，谁的权力最大
第五章 全球权力的新态势：网络权力
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权力的本质
互联网成了恐怖分子的有力武器
权力的新变化：网络权力
权力已经无处不在
网络战争硝烟四起
第六章 美国会衰落下去吗？
难逃霸权转移的厄运？
哪个国家权力资源最强大？
美国将从国内衰退？
中国将成为全球头号大国？
第三部分 中国、美国如何打赢巧实力之战
第七章 巧实力：全球权力布局新趋势
如何运用巧实力
详解美国巧实力战略
结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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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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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1 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权力
第一章全球事务中的权力
“权力”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既难以界定，又难以衡量，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它存在的意义。爱情本身也难以衡量，但即使我们无法说“我爱你的程度是爱其他东西的3.6 倍”， 也很少有人会否认爱情的重要性。就像经历爱情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着权力。尽管我们无法精确衡量它的影响，但其影响却真实存在。有时，分析家们会因为权力的概念太过模糊且不确切而想要放弃它，但事实证明，它是很难被替代的。
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曾经把社会科学中的“权力”比作物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能量”，但这种比较具有误导性。物理学家能够相当精确地测量各种无生命物体的力与能量关系，而权力描述的则是会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短暂的人际关系。也有人认为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货币，这种比喻同样也具有误导性。货币是一种流动的可替代资源，我们可以用它购买大量不同种类的商品。而在一种关系或情境中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在另外一种关系或情境中可能就会失去作用。你可以用货币买房子、买蔬菜，或是进行网络购物，而军事实力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力来源之一，虽然可以在坦克战中发挥作用，但在网络空间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多年来，很多分析家曾尝试用方程式量化国际事务中的权力。例如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雷? 克莱因。冷战期间，他的职责是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关于美苏力量平衡的信息，其观点会影响到高风险、高投入的政治决策。1977 年，他公布了自己用来估算国家实力的方程式。
综合国力=（人口+ 领土+ 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战略+ 意志）
克莱因利用该方程式计算得出结论，苏联的实力是美国的两倍。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根据这一方程式预测的结果并不准确。十几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专家们开始称美国为单极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新的实力指标，包括一国的资源（技术、企业、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物质资源）和国家绩效（外部约束、基础设施、意图），以及两者如何决定国家的军事实力与战斗能力。这一方程式让我们了解了相对军事实力，但并没有说明所有相关的实力类型。尽管有效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关键权力资源之一，但正如下一章将要分析的，当今世界已经不再像19 世纪的欧洲一样毫无约束，那时能够在战争中获胜的国家即可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国。
军事实力与战斗能力并不能帮助我们预知结果，比如在金融领域或气候变化问题上，它们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论军事实力，基地组织在美国这个巨人面前就像是一个小矮人。但恐怖分子的影响力主要依赖于其行动的巨大冲击力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反应，而不是其武装力量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像是柔术，在比赛中，弱势一方可以借助强势一方的力量形成反作用力。传统的军事力量指标没有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 谢林所指出的，在某些谈判中，自身的弱点与来自合作伙伴即将崩溃的威胁可能成为讨价还价的资本。欠债1 000 美元的债务人即使破产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如果欠债10 亿美元的债务人破产，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巨额债务可能成为债务人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2008 年金融危机中，很多“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的命运就是证明。朝鲜的金正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能够让中国政府感到无力的领导人……外交官们说他在利用中国人的担忧。
他提出，如果中国不向经济濒临崩溃的朝鲜提供援助，大量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并可能引发骚乱”。
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衡量实力，因为实力取决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会因为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不同市场的购买力，但却无法找到能够概括所有关系与情境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它计算出没有争议的综合国力。
与美国为邻就像睡在大象身边
与很多基本概念一样，权力的定义也充满争议。没有哪种定义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人们对其定义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关注与价值观。有些人将权力定义为引起或阻挡变化的能力。还有些人认为权力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这一广义定义同时包含了对自然的权力与对人的权力。为了从行动与政策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我*先寻求的是字典的帮助。按照字典定义，“权力是行动的能力，是在社会情境中影响他人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有些人将这种能力称为影响力，并对权力与影响力进行了区分。但这种区分令人费解，因为按照字典解释，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很多因素影响着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力量网之中，有些力量是有形的，有些力量是间接的或可称为“结构性”的。我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识别并关注其中一些约束和力量。例如，政治学家彼得?J? 卡赞斯坦在其对文明的研究中指出，文明的力量与文明社会中的力量不同。文明社会中的行为体掌握着硬实力与软实力。社会力量在行为层面下运作，塑造潜在社会结构、知识体系和总体环境。尽管这些结构性社会力量是重要的，出于政策目的，我们仍然想要了解行为体或代理人能够在既定环境中采取哪些行动。文明与社会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有效的领导者能够设法塑造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正如著名德国理论家马克斯? 韦伯所说，我们想要了解某一社会关系中某一行为体能够实现自身意志的可能性。
即使主要关注特定的代理人或行为体，我们也不能在不明确“做什么的权力”的情况下就说某一行为体“拥有权力”。我们必须明确“谁”参与到了权力关系中（权力的范围）以及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权力的范畴）。例如，教皇对一些基督徒拥有权力，但对另外一些基督徒（如新教徒）就没有权力。即使是对天主教徒，尽管教皇可能希望影响他们所有人的伦理抉择，但在某些问题上（如节育或非教派内婚姻），一些信众还是会拒绝受其影响。因此，在说教皇拥有权力时，我们需要明确教皇与个体教徒之间的关系情境（范围和范畴）。
精神变态者可能有力量随意杀死一些陌生人，但却没有力量说服他们。一些会影响他人并能实现行为者想要的结果的行为可能是毁灭性的，并不取决于受害者怎么想。例如，波尔布特杀害了数百万柬埔寨人。有人说他对武力的使用不是权力，因为权力是一种双向关系。但权力是否是一种双向关系取决于情境与动机。如果行为者的动机是单纯的施虐或制造恐怖，那其对武力的使用就符合字典中权力的定义，即“影响他人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然而，大多数权力关系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害者的想法。如果独裁者想要通过杀戮来惩罚持异见者，认为这样是在使用权力，而持异见者却把死亡看作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那么独裁者就想错了；但如果独裁者仅仅想要让持异见者在肉体上被毁灭，持异见者的想法就无关紧要了。
行为常常会在无意中产生重大影响，但从政策角度来看，我们关心的是行为者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如果一名北约士兵在阿富汗用流弹杀死了一名儿童，那他的力量是摧毁的力量而不是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力量。一次杀死了一名反叛分子和很多平民的空袭可以显示摧毁的力量，但却可能对平叛政策的实施产生消极影响。拥有较大经济规模的国家可能在无意中就会给小国带来意外的伤害（或财富）。同样，如果影响是在无意间造成的，那么它所体现的权力是伤害（或帮助）的权力，而不是实现行为者想要的结果的权力。加拿大人常常抱怨，与美国为邻就像睡在大象身边。在他们看来，意图并不重要，只要大象一翻身，他们就会受到伤害。但从政策角度来看，要得到想要的结果，意图是重要的。政策导向的权力取决于特定的情境：谁得到了什么，如何得到的，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得到的。
普通人和讲求实际的政治家通常认为这些行为与动机问题太复杂且深不可测。行为定义根据结果判断权力，但决策者需要在行动前对未来进行预测以指导行动。因此，他们经常简单地把权力定义为能产生结果的资源。按照这种定义，如果一国拥有较多的人口、较大面积的领土、较多的自然资源、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且社会较稳定，那么它就是一个强国。这种定义的好处在于，它能够使权力具体化，可衡量，可预测，从而为行动提供指导。以此定义的权力就像是打扑克时握有一手好牌，但这种定义有很大的问题。当人们把权力等同于能够产生结果的资源时，他们常常会遇到困惑，那些拥有*多权力资源的国家并不总是能得到它们想要的结果。
这并非要否认权力资源的重要性。权力是通过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来表达的，因为人们会关注资源。如果你打扑克时展示了自己的一手好牌，其他人有可能会自动认输，但能够帮助你在一场比赛中获胜的资源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用扑克牌的一手好牌打桥牌也有可能赢不了。即使是打扑克牌，如果你空有一手好牌而不知道该怎么出牌，或者有人从中使诈，你可能还是会输。权力转化—将权力资源转化为行为结果—是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拥有权力资源并不能保证你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例如，美国的权力资源远在越南之上，但还是输掉了越南战争。将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权力，获得想要的结果，需要精心设计的战略和灵巧的领导力—我所说的巧实力。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战略总是不当，领导人也频繁误判。
尽管如此，以资源来定义权力仍然是决策者觉得有用的捷径。一般而言，拥有较多权力资源的国家更可能影响权力资源较少的国家，其对第一战略的依赖性也比后者小。较小的国家有时也能因为选择较小的战争或有选择性地关注一些问题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平均而言，在直接冲突中，我们是不会指望芬兰战胜俄罗斯的。
不管打什么牌，我们第一步都应该先摸清好牌在谁手里，这个人握有多少筹码。而对于决策者来说，同样重要的第一步是要利用情境智力来了解自己正在参与的较量。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哪些资源能够提供第一的权力行为基础？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石油并不是重要的权力资源，铀也是因为核时代的开启才变得重要。按照国际事务的古典现实主义观点，战争是国际政治的终极较量。当所有牌都被摊在桌面上，关于相对权力的种种预测就会被证实或证伪。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战争力量的来源也常常发生变化。而且，21 世纪越来越多的问题*终将不再靠战争来解决。
因此，很多分析家认为，根据“国家权力要素”来定义权力具有误导性，20 世纪后半叶开始主导社会科学分析的行为或关系分析法是一种更好的方法。严格说来，这些怀疑论者是正确的。权力资源只是构成权力关系基础的有形和无形的原料与手段，各种权力资源结合在一起是否能产生想要的结果取决于情境中的行为。手段不是权力关系。一辆车的马力和可行驶里程，并不能告诉我们它是否能把我们带到想到达的目的地。
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权力在全球事务的权力讨论中都有涉及。我们日常用到的很多词汇，如“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都是资源与行为的综合体。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权力是行为权力还是资源权力，并且必须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例如，人们在谈及中国或印度的崛起时，关注的往往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或军事资源的增长。然而，这些资源所暗含的能力是否真的能转化为想要的结果，还要依赖于情境以及国家将资源转化为能够产生想要的结果的战略的能力。图1–1 总结了这些不同的定义，并且显示了更为谨慎的关系性权力定义，该定义认为权力是改变他人的行为以产生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这也是人们在说“权力并不一定能形成影响力”时所指的权力。
*终，由于我们关心的是结果而非资源，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情境与战略。权力转化战略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关键变量。战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在一起，而能够成功地在不同情境下结合硬实力资源与软实力资源的战略是巧实力的关键。
以资源定义的权力
情境能力
权力= 资源→转化战略→想要的结果
以行为结果定义的权力
权力= 影响其他行为体→关于：某事物→通过手段→达到想要的结果（范畴）（范围） （胁迫、报偿、吸引）
图1–1 以资源定义的权力与以行为结果定义的权力
该用胡萝卜，还是大棒
区分了资源性权力与关系性权力之后，我们还应该区分关系性权力的三个方面：命令变化、控制日程与确定偏好。这三个方面常常被混在一起。例如，近期一本外交政策专著将权力定义为“让个人或团体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这种狭义的权力定义会导致错误。
命令他人改变行为，违背其*初的行为偏好，是关系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第一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影响他人的偏好，使其偏好与自己的偏好相同，不需要命令即可改变其行为。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将此称为
“让人不是出于你的命令去做一件事，而是本能地想为你做这件事”。这种同化式权力与命令式权力对比鲜明，并为其提供了补充。认为权力就是命令他人做出改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你可以通过塑造他人的偏好来影响其行为，而不是在事态变得严重时才依赖胡萝卜和大棒去改变其行为，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强迫他人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如果忽视了这个方面而狭义地定义权力，就会导致拙劣的外交政策。
20 世纪50 年代，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 达尔在对纽黑文市进行研究时定义了权力的第一个方面或“表面”。尽管只涵盖了部分权力行为，但该定义直至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它关注的是让他人违背其*初偏好和战略而行事的能力。要衡量或判断权力，你必须了解他人或其他国家*初偏好的强烈程度以及你的努力使对方做出了多大程度的改变。当对方似乎有一定的选择权时，胁迫会体现得很明显。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问“要钱还是要命”，你可以做出选择，但你的选择余地很小，并且与你*初的偏好并不一致（除非你本来就想自杀或殉道）。1938 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苏军进入布拉格，两次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初想要的结果。
经济措施就更复杂了。负性制裁（剥夺经济利益）是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威胁。而当你可以因为做自己*初不想做的事而得到报偿或经济好处的时候，对方提供的诱惑就比较有吸引力了。但是，当对方给出明示或暗示，威胁要取消报偿时，报偿就变成了负性制裁。年终奖是一种奖励，但其取消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惩罚。并且，在不平等的谈判中，弱势一方是没有什么选择权的。例如，当一个身家百万的大地主把少得可怜的钱摆在一个饥饿的农民面前，让他“拿不拿随便”的时候，农民实际上没什么选择。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人有能力让其他人违背其*初偏好与战略行事，并且双方都能够感受到权力。
20 世纪60 年代，就在达尔提出其被广泛接受的权力定义后不久，政治学家彼得? 巴克拉克和莫顿? 巴拉茨指出，达尔的定义遗漏了“权力的第二个层面”，忽视了框架构建与议程设置。如果能够利用观念与制度拟定行动议程，让其他人的偏好看起来无关紧要或不合理，那就可能永远都不需要向他人施加压力了。换言之，通过影响他人对合法性与可行性的预期来塑造其偏好是可能的。议程构建关注的是将某些议题排除在谈判桌以外的能力，或者，用福尔摩斯的话来说，就是让狗吠不出来。
强有力的行为体能够确保将影响力较弱的行为体上不了谈判桌，或者，即使后来者上了谈判桌，先来者也早已制定好了游戏规则。国际金融政策就具有这个特点，至少在2008 年金融危机前是如此。2008 年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成为八国集团的补充。受到这一层面权力影响的行为体并不一定能意识到权力的作用。如果它们接受制度的合法性或构建议程的社会话语，那它们可能就不会感受到权力的第二个层面对其造成的过度束缚。但如果是通过威胁或许诺提供报偿来限制行为体的行动议程，就又回到了权力的第一个层面。行为体对议程合法性的默许使第二个层面的权力成为同化式权力，且部分构成软实力—权力使用者通过议程构建、说服和积极吸引等同化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
20 世纪70 年代，社会学家史蒂文? 卢克斯指出，思想和信念同样有助于塑造他人的*初偏好。按照达尔对权力的定义，我可以让你做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从而对你运用权力；换言之，我可以改变你的处境，从而使你改变战略偏好。但我同样可以通过决定你的需要来对你运用权力。我可以塑造你的基本或*初偏好，而不仅仅改变你的处境，从而使你为了实现自己的偏好而改变战略。
达尔的定义同样遗漏了权力的这一层面。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可能会精心挑选一件时尚的衬衫，穿到学校去吸引一个女孩子，但他可能不知道，那件衬衫之所以显得时尚，是因
为国内零售商*近为其做了大量广告。男孩自己的偏好和其他青少年的偏好都被一个看不见的行为体所塑造，这个行为体塑造着偏好的结构。如果你能够让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成为他人想要的结果，那你就不需要推翻对方*初的偏好了。卢克斯将此称为“权力的第三个层面”。
在确定人们选择偏好的自由度时，我们会遇到一些关于自愿选择的关键问题。在外界看来，并非所有的软实力都显得很软。在一些第一情况下，我们很难断定偏好是否是自愿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一个例子。遭到绑架的受害者在经历了创伤性应激后，开始对绑架者产生认同。绑架者有时会试图给被绑架者“洗脑”，有时会试着通过友好的举动把被绑架者争取到自己一边。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兴趣偏好很难断定。阿富汗妇女穿长袍是否是受到了压迫？在民主的法国，妇女戴面纱又算不算受压迫呢？有时，我们很难仅凭表象判断出选择的自由度。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会试图营造出一种无敌的氛围，以吸引追随者，东南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会屈从于这种氛围。当力量的运用产生吸引他人的敬畏感，这种力量就成了同化式权力的间接来源。但如果力量的运用就是直接的胁迫，权力就还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
一些理论家将权力的这三个层面分别称为公开层面、隐藏层面和无形层面，这种划分反映了权力的运用对象发现自己受到权力影响的难度。隐藏层面和无形层面体现了结构性权力。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安排。人类置身于复杂的文化、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受其影响与约束。一个人的行动领域
“受到与其没有互动或交流的行为体的限制，受到发生在遥远时空范围的行为的限制，受到并非以自己为明确目标的行为的限制”。有些权力的运用反映了特定行为体的国际决策，而有些权力的运用则是无意识的因果关系与更大的社会力量的结果。
表1–1 关系性权力的三个方面
A 通过威胁或报偿改变B 的行为，使其违背*初的偏好与战略。B 对此有所了解，并能感受到A 的权力影响
A 控制行动议程，限制B 的战略选择。B 对此不一定有所了解，也不一定能意识到A 的权力
A 帮助创建和塑造B 的基本信念、认知与偏好。B 不大可能对此或对A 的权力影响有意识
例如，为什么大量汽车充斥着城市的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的个人选择，但这些消费者的偏好是由广告、制造商的决策、税收鼓励、公共交通政策、筑路补贴和城市规划等社会历史因素所塑造的。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行为体过去在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不同选择，给今天的城市居民留下的是有限的选择空间。
据称，1993 年，克林顿的政治顾问詹姆斯? 卡维尔曾经开玩笑说，希望自己来世能够成为第一市场，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拥有真正的权力。我们所谈到的市场的权力，就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想要赚更多的钱来给上大学的女儿交学费，所以决定多种小麦。但是如果其他农民也和他一样增加小麦种植量（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他的收入会随着小麦价格的下跌而下降，从而影响到他女儿的教育前景。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个人没有定价权。但无数看不见的个人独立做出的决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决定了价格。这也是贫穷国家生产的商品经常遭遇大幅贸易价格变动的原因。但如果个人能够将卖方垄断要素（单一销售商）或买方垄断要素（单一购买者）引入市场，从而改变市场结构，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创造品牌忠诚度、选择专门销售地点等途径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从而获得一定的定价权。石油生产国则可以成立像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联合体。不同分析家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分析了复杂的因果关系模型，区分了个体选择与较大的结构。例如，与政治学家相比，社会学家对具体行为及结果的关注较少。与权力的第一个层面一样，只关注单独行为体的分析家显然无法充分理解并描述权力关系。但是，与权力的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一样，那些只关注广泛社会力量和长远历史前景的分析家对个体选择与意图的关注太少，而个体选择与意图在政策中至关重要。一些批评家认为我对权力的定义过于“以行为体为中心”，但我对权力的定义即使没有涵盖结构的所有方面，也对结构性力量有所考虑。
一些分析家认为，区分权力的三个方面是没有价值的概念抽象化，所有权力*终都可以归结为第一个层面的权力。然而，如果采纳这种观点，我们对行为的理解就会受到限制，从而限制政策制定者制定的用以实现目标的战略。命令式权力（第一个层面的权力）是很容易被察觉和了解的。它是硬实力的基础，是通过威胁与报偿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同化式权力比命令式权力更微妙，也因此更不容易被察觉。同化式权力可以促进软实力的形成，软实力是通过议程设置、说服和吸引等同化手段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常常只关注硬性的命令式权力，强迫他人违背*初的偏好行事，而忽视源自偏好形成的软实力。但当同化手段可行时，政策制定者既可以节省胡萝卜，也可以节省大棒。
在全球政治中，国家行为体寻求的一些目标更容易受到权力的第二和第三而不是第一个层面的影响。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阿诺德? 沃尔弗斯曾经对持有目标和环境目标进行了区分，持有目标是具体且通常有形的目标，环境目标是结构性且无形的目标。例如，获取资源、获得驻军权力或达成贸易协定都是持有目标，而促进开放的贸易体系、自由市场、民主和人权则属于环境目标。用我们前面使用的术语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拥有具体目标和整体或结构性目标。只关注命令式权力和权力的第一个层面会在如何促进目标实现的问题上对我们产生误导。例如，要促进民主，单凭军事手段不如将军事手段与软实力手段相结合更有效，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吸引和说服的软实力同时具有动因性和结构性。例如，一国可以通过公共外交等行为吸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示范的结构性效应或“山巅之城”效应达到同样的目的。
不能将权力的三个层面全部归结为第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会减少对网络的关注，而网络是21 世纪一种重要的结构性权力。信息时代，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行为体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可以成为重要的权力资源。例如，在轴辐式网络中，中心轴的位置可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如果你与其他朋友的沟通要通过我来完成，那么我就获得了权力。如果社交网络中的边缘节点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沟通要通过中心点来完成，这种依赖性就会塑造他们的议程。比如，很多前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仍然要通过法国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这就增强了法国塑造它们的议程的权力。
理论家们指出，在其他更复杂的网络中，阻止网络某些部分直接沟通的结构性空缺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或利用这些结构性空缺的行为体可以控制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从而将位置转化为权力资源。此外，网络的广泛性也与权力相关。广泛的网络纽带即使是微弱的，也有助于行为体对新的创新性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这些纽带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成功地将不同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强一国获得与他国相关而不是超越他国的权力的能力。经济学家肯尼思? 博尔丁将创建信任网络，使不同群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称为“整合力量”。心理学家则指出：“多年研究表明，在权力的获取与运用上，与武力、欺骗或恐怖手段相比，共鸣和社交智力更重要。”
政治理论家汉娜? 阿伦特曾经说过：“人的力量会在集体行动中迅速增强。”同样，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及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而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作对，来掌握全球权力。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约翰? 伊肯伯里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权力依赖于制度网络。这个网络约束了美国，但对其他国家却是开放的，由此增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的力量。这是我们评估当前国际体系下国家权力的重要一点，也是我们评估21 世纪中美两国权力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从权力的第三个层面来看，如果美国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沟通网络中，那它塑造偏好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首先考虑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权力，即争取通过偏好形成和议程设定来塑造环境，而不是一开始就试图运用第一个层面的命令式权力。简言之，那些坚持将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的权力归结为第一个层面权力的人会遗漏21 世纪日益重要的权力层面。
“美军进入伊拉克”与“美军入侵伊拉克”有什么不同
在美国，关注权力第一个层面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没有哪个政治家想要显得“软弱”，而国会也总是倾向于增加国防部而不是国务院的预算。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强化了这种偏向。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理解国际事务的传统主导框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伟大的思想家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现实主义认为，在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比主权国家权威更高的国际政府，主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策略来维护独立，当事态变得严重时，武力的使用是*后的手段。现实主义的世界是主权国家的世界，主权国家要保卫自身安全，军事力量是其*终的手段。因此，很多世纪以来，战争一直是国际事务中一个不变的层面。现实主义者内部也有分歧，但他们往往都认为，全球政治是权力政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些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设想过于狭隘，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理解。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会考虑到权力资源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说服和吸引。过去很多古典现实主义者对软实力作用的理解比一些当代现实主义者还要深刻。
现实主义为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全球事务中第一重要的行为体；安全不是国家寻求的第一重要结果，武力既不是国家实现目标的第一手段，也不总是第一手段。事实上，复杂的相互依赖是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先进的后工业国家间关系的典型形态。共同民主、自由主义文化和跨国联系的深层网络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与现实主义的预测明显不同。在这样的状态下，巧实力战略更多地融合了权力的第二和第三个层面。
软实力并不只是在先进国家间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信息时代，沟通战略变得更加重要，塑造结果的不仅是战场上的胜负，还有新闻报道的较量。例如，在反恐战争中，通过新闻报道打动主流公众并防止其被激进分子所利用是极为重要的。在平叛战斗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必须辅以软实力手段，以赢得多数人心（塑造偏好）。
巧实力战略必须包含信息和沟通要素。国家为了获得规则制定权而展开争夺，议题制定越来越重要。例如，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BBC （英国广播公司）是议题的制定者，但在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半岛电视台在报道议题塑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议题塑造不仅仅是宣传。美军在2003 年3 月的行动既可以被描述为“美军进入伊拉克”，也可以被描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两种描述都是真实的，但它们对于偏好的塑造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样，关于国际制度的制定，由少数特邀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设定的议程与由平等的受邀者组成的二十国集团设定的议程是不同的。这只是表明权力的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在信息时代的全球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些例子。
甜美的微笑要用对地方
一些批评家抱怨说，普遍流行的软实力定义已经变得含糊不清，因为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将胡萝卜和大棒的经济手段，甚至军事实力都包括进来……软实力现在似乎意味着一切”。但这些批评家错了，因为他们混淆了一国寻求想要的结果的行为与用以产生这些行为的资源。很多类型的资源都有助于软实力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行为都是软实力。武力和报偿的使用，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某些议程设置，都是硬实力。行为目标认可的议程设置、积极吸引和说服属于软实力行为范畴。硬实力是推力，软实力是拉力。全面定义的软实力是通过议程构建、说服和积极吸引等同化手段影响他人，从而得到偏好结果的能力。下图是对权力行为范畴的说明。
硬命令→胁迫威胁报偿制裁设定议程说服吸引←同化软
总体而言，与硬实力相关的资源包括武力和金钱等有形资源，与软实力相关的资源常常包括制度、思想、价值、文化和政策合法性认知等无形要素，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第一。爱国主义、士气和合法性强有力地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威胁使用武力虽然是硬实力，但却是无形的。
如果我们记得权力资源与权力行为的区别，就能够理解在某些情境下，由于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不同，通常与硬实力行为相关的资源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行为。例如，行为体可以运用命令式权力创建制度，而制度未来又能为行为体提供软实力资源。同样，同化行为可以促成军事联盟或经济援助，从而形成硬实力资源。在不同的运用方式下，军队等有形的硬实力资源既可以产生命令式行为（通过赢得战争），也可以产生同化式行为（通过吸引）。由于吸引取决于行为对象的思想认知，因此，既定资源*终产生的到底是硬实力行为还是软实力行为，行为对象的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海军既可以赢得战争（硬实力），也可以赢得思想和人心（软实力），这取决于海军力量的运用场合与对象。2004 年东亚海啸后，美国海军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救援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印尼人的吸引力。美国海军2007 年海洋战略中不仅提到了作战，还提到“要运用海上力量在国家间建立信任与信赖”。同样，像中国这样成功的经济表现既可以产生制裁和限制市场准入的硬实力，也可以产生吸引和仿效成功样板的软实力。
一些分析家将软实力误解为文化的同义词，从而低估了其重要性。例如，历史学家尼尔? 弗格森将软实力描述为“诸如文化和商品的非传统力量”，仅因为“它是软的”而对它不屑一顾。诚然，人们吃麦当劳或穿印有迈克尔? 杰克逊头像的衬衫并不能自动表明美国的软实力。敌对民兵力量可以在穿着耐克、喝着可口可乐的同时与美国人作战或犯下残暴罪行。但是，这些分析家的批评混淆了产生行为的资源与行为本身。权力资源的拥有能否真正产生有利的行为取决于情境及行为体将资源转化为行为结果的能力。人们吃寿司、买卖神奇宝贝战斗卡或像波士顿红袜队一样雇用日本投球手，并不一定就能增强日本的实力。这并不是软实力资源所独有的特点。实力占优的坦克部队也许能帮助一国在沙漠战中获胜，但在沼泽战中就不一样了。同样，甜美的微笑也许能成为一种软实力资源，如果每次见面时我都对你微笑，你可能就更愿意为我做些什么，但如果我在你母亲的葬礼上微笑，不仅不能形成软实力，反而会破坏它。
为什么说反恐战争的真正较量在新闻编辑室里
正如前言中所说，2004 年，为了反驳“单凭软实力就可以形成有效外交政策”的错误认知，我提出了“巧实力”概念，将其定义为将硬实力资源与软实力资源结合为有效战略的能力。与软实力不同，巧实力是一个可评估的描述性概念。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软实力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这取决于其运用方式。巧实力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评价指标。那些认为“可以被称为软实力2.0 版的巧实力已经在美国对外政策词典中取代了软实力1.0 版”的批评家是错误的。更为准确的批评是，由于巧实力概念（与软实力概念不同）包含有规范层面，它更适合做口号，尽管情况并非一定如此。
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获得巧实力，它并不是美国的专利。例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很多小国家已经制定出了巧实力战略。只有500 万人口的挪威通过使其维和与发展援助政策合法化，在作为积极有效的北约成员国的同时，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人口数量与挪威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在经济与军事实力资源增强的同时，为使其硬实力在周边邻国眼中的威胁性减弱，已经有意识地决定进行软实力资源投资，从而制定巧实力战略。
巧实力是权力转化问题的核心。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和行为体可能在权力资源上占有优势，但却不能十分有效地将全部权力资源转化为能够产生想要的结果的战略。
一些人认为，18 世纪低效的政府结构使美国权力转化能力低下。其他人则响应说，美国的力量主要是在政府之外，通过这个国家开放的经济和公民社会所形成的。或许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资源有盈余，可以承担因为错误而付出的代价时，权力转化就会容易一些。但是，制定巧实力战略及有效的权力转化战略的第一步，是要全面理解权力资源，意识到在不同情境下有效结合各种权力资源会遇到的问题。硬实力与软实力有时相互加强，有时又相互削弱。要区别两者在不同情况下的互动，良好的情境智力至关重要。但是，
如果我们思考信息活动时误解了软实力的实质，那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中的软实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会选择军事实力。但是，巧实力表明，第一两者都要。“军方要认识到，就军事力量的运用而言，掌握软实力更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军事力量的运用显得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如果软实力杠杆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军方通常是很难单凭自己的力量创造有利环境的。
2006 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谈到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争时说：“在这场战争中，一些*关键的较量可能既不在阿富汗的深山里，也不在伊拉克的街道上，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里。”对此，《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是：“不久以前，他还简单地把对‘软实力’的关注看作软弱的表现，认为它是‘老欧洲’对恐怖主义的绥靖政策的一部分。”现在他意识到了赢得思想与人心的重要性，但其“演讲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关注于美国如何才能通过更娴熟的公关打赢宣传战”。不幸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广告业的头条法则：如果你没有好的产品，即使是第一的广告宣传也没有用。他同样也忘记了，布什政府笨拙的权力转化战略同时浪费着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制定更有效的巧实力战略，要从更全面地理解权力的类型及其运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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