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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1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著名漫画家邝飚创作配文漫画。
◆ 中国人的经济学启蒙书。领导者洞察改革的透视镜，企业家穿越竞争的指向标，老百姓关注经济的入门图。
◆ 陈志武作序推荐：“不知是陕北口音的讲故事魅力，还是天赋，反正只要经过张维迎教授一讲，深奥的市场经济逻辑既通俗易懂，又让你感到‘经济学离我好近！’ ”
相关推荐：
※《市场的逻辑》（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波金斯倾力推荐。张维迎内部视角解读中国经济。）
※《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张维迎“企业理论四书”之一：企业家应该有其中心地位，不理解企业家，就不能理解市场经济）
※《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张维迎“企业理论四书”之一：走出公司治理的理论误区。为中国提供一个“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精装纪念版。）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张维迎“企业理论四书”之一：人类的发展全靠企业家精神！重新思考企业运行的逻辑，构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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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其经济学深入浅出，他擅长将繁复艰涩的经济学理论、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用形象的比喻、寓言阐述出来。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一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三位年轻经济学者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令人以便捷、轻松的方式，了解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更了解中国经济，了解中国。
本书特邀著名漫画家邝飚创作配文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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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岑科 人文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出版作品《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茅于轼》、《大家的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等。
傅小永 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研究中心总经理，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邓新华 媒体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搜狐财经副主编。
邝飚（漫画） 港澳传媒集团艺术总监。职业漫画撰稿人、漫评人、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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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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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陈志武）
作者前言
上篇 体制改革
【市场与政府】
杯水和井水—财富瓜分与财富创造
重组“老夫少妻”—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假如让狼照看羊—社会保险有危险
砍了小树当柴烧—企业为何不讲信誉
警惕“卖拐”—管制带来大问题
把美女画成猴子—“市场失灵”是误判
【改革道路】
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市场化先于民主化
村长悄悄换斑马—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碍
转换“价格温度计”—市场发展的关键一步
盖不住的一筐烂柿子—企业改革争鸣与波折
保姆何以糟蹋主人的家—企业改革争鸣与波折（续）
充满希望的囚徒和恐惧的自由人—怎样为改革“提气”
先怀孕，再保胎—改革需要冒险精神和行动力
华盛顿夫妇解放黑奴—既得利益者如何变成改革者
【宏观经济调控】
幸运的拖拉机—从金融危机评价制度优劣
敞开大门让你偷—美国金融危机教训
“柳传志”对“周小川”—经济转型靠什么
三天岂能治好慢性病？—政府刺激政策的是与非
被淹死的皇后—巿场信仰和现实抉择
下篇 企业命运
【企业与市场】
月光下与树影下—为什么是老板监督员工？
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为什么会有职业经理？
和尚与庙—市场的声誉机制
找不到别人的错都是你的错—市场的责任体系
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约束与激励
送一筐果子给邻居—产权保护与产权分享
电视机与土豆—越容易欺骗消费者的商品越需要品牌
【国企弊病】
变压器理论—“国资委”主任算不算企业家？
假如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被误会的“科斯定理”
乾隆皇帝的生产率—国企赚钱靠什么
牢固的钉子和摇晃的墙—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
精神病医院里生活的正常人—国有上市企业带坏了民营企业
如果赌资可以报销—中国股民为什么愿意陪庄家玩
18岁小伙娶80岁老太—越要死的“壳”越值钱
为吃果子砍倒树—国企要么改革产权，要么消亡
正常人被捆绑，残疾人去参赛—国企与金牌无缘
蒸不熟的馒头—上市公司被迫欺骗股民
【企业转型】
自己凿洞才能当菩萨—企业急需打造核心竞争力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市场秩序靠大家
枣死三年不算死，桃活四年不算活”—活得久才算活得好
从耍猴到马戏团，再到剧院—电子商务的成长
做品牌犹如“叠罗汉”—价值链就是责任链
老大与老二的不同命运—绿色经济靠市场
后记 四两如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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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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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悄悄换斑马
——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碍
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作是同一样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家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转变。
这是张维迎在2008年中国改革30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个寓言 。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有重要启示。
阻碍改革的习惯观念
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包产到户作为中国改革启动的最重要标志，是由安徽小岗村几十户农民冒着生死风险发起的。但这项改革出现后招来许多非议，民间有顺口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政府中有官员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甚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群中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普通干部，还有一般群众，他们反对改革的原因不是结成了什么权力、利益联盟，而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1980 年代初随着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关于雇工劳动是不是剥削的争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反对改革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保持现状的本能。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满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汉人不愿意留辫子，可是强制实行几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时要剪去辫子却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和政策执行，捍卫公有制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和本能。这就是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
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 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 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
“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 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 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 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 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 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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