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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政治理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纵观人类跌宕的内心世界，正视今日之我的真实处境，憧憬政治共同体的无限可能
政治思想史的杰出之作，畅销数十载，历三次修订，邓正来经典新译
躁动的政治传统中，广博完整的梳理，审慎精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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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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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以来，在英美世界畅销七十余年，堪称经典大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甚至被誉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巅峰之作。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作了深入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上至柏拉图、下至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本书史料丰富，气势恢宏，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多年来在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中享有很高声誉，实为透视西方政治传统之自我认知的一面明镜。上卷“城邦与世界社会”包括“关于城邦的理论”和“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两编，着重梳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教会时代西方政治思想流变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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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乔治·霍兰·萨拜因 George Holland Sabine，188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迭顿城，1903年入康奈尔大学，1906年获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康奈尔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大学里任教，并为美国哲学协会、政治学协会的会员。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修订者简介
托马斯·兰敦·索尔森（Thomas Landon Thorson），1934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拉博特，1956年入印第安纳大学，196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教，为西方政治哲学界的后起之秀。
译者简介
邓正来，受聘于国内多所高校。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著作和译著有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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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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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编 关于城邦的理论
第一章 政治理论的背景
第二章 城邦
第三章 柏拉图以前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柏拉图：《理想国》
第五章 柏拉图：《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想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现实
第八章 城邦的衰落
第二编 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
第九章 自然法
第十章 西塞罗和罗马法律人
第十一章 塞涅卡和教父们
第十二章 民族及其法律
第十三章 有关授权的争论
第十四章 人的普遍性
第十五章 美男子菲利普和博尼费斯八世
第十六章 帕都亚的马尔西利奥和奥肯的威廉
第十七章 教会治理的宗教大会理论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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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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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邦
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各种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reflection）。但是，在漫长的政治思想史中，上述术语的含义却已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因而人们必须始终根据这些理想据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其间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来理解它们的含义。希腊城邦与现代人生活于其间的各种政治共同体有着极大的区别，因此需要用相当的想象力才能描绘出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希腊哲学家在当时所考虑的政治惯例与现代世界普遍盛行的任何政治惯例都极不相同，而且他们进行思考的整个舆论环境也与现代世界的舆论环境迥然不同。虽然现代社会也会遇到与他们颇为类似的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与现代的问题却绝非完全同一，而且他们评价和批判政治生活所依凭的伦理道德体系也与现在盛行的伦理道德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确切地理解他们理论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至少对下述两个问题有一番粗略的认识：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制度；第二，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citizenship），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理想，对他们为之写作的公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此而言，雅典的政体（government）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分是因为雅典的政体是最为著名的，但主要却是因为它是一些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所特别关注的对象。
社会阶级
与现代国家相比较，古代城邦（city-state）无论是在面积还是在人口规模方面都很小。阿提卡（Attica）的整个领土面积只比罗得岛（Rhode Island）的面积的三分之二略大一点，而雅典的人口也只能与诸如丹佛（Denver）或罗切斯特（Rochester）这样的城市相比。雅典的人口数字极难确定，不过三十万多一点这个数字可能是不会错的。由一个单一市统治一小块领土这样一种安排，便是典型的城邦。
城邦人口被分为具有不同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三个主要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的是奴隶，而奴隶制乃是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制度。在雅典的全体居民当中，也许有三分之一是奴隶。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奴隶制乃是城邦经济所特有的一种制度，一如工资制度是现代经济所特有的制度一般。当然，奴隶在城邦中是毫无政治地位的。按照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奴隶的存在是被视为当然的，正如封建等级制在中世纪被视为当然或雇佣关系在当下被视为当然一样。当时，人们有时候会哀叹奴隶的命运，有时候则会为这种制度辩护——尽管他们不会为其弊端进行辩护。
然而，由于奴隶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这个数量还被过分夸大了，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引起严重误导的荒诞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城邦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有闲阶级，因而它的政治哲学乃是一个不需进行有偿劳动的阶级的哲学。
这几乎是一个十足的幻想。雅典有闲阶级的人数不可能比现在一个与之同等规模的美国城市的有闲阶级人数多，因为古希腊人并不富裕，而且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也不多。如果他们比现代人有更多闲暇的话，那也是因为第一，他们接受了闲暇的生活——他们的经济机器运转得并不是非常高速；第二，他们的闲暇生活乃是以一种较低的消费水平为代价的。古希腊人的简朴生活实是现代美国人极难忍受的。当然，绝大多数雅典公民都肯定是商人、工匠或农民，他们依靠自己在各自行业中的劳动来维持生活。除了从事自己的行业以外，他们别无其他生计。因此，一如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古希腊人也只有在从事个人职业以外的闲暇时间里才能进行政治活动。诚然，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事实深感惋惜，并且认为，为了使公民们得以有闲暇投身政治，让奴隶来承担一切体力劳动实是一种可欲之举。姑且不论这种理想是否明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在描述当时存在的情况，而是在建议作某种变革以获致政治的改进。古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有时候把有闲阶级理想化了，而且在实行贵族统治的城邦里，统治阶级完全有可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是如果把像雅典这样城邦中的公民都想象成是典型的双手白净不事劳动的人，那是颇为不切实际的。
如果我们撇开奴隶不论，那么在一座古希腊城邦中的第二个主要群体便是由外邦居民（the resident foreigners）或 Metics（梅迪克人，外邦人）组成的。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的商业城市里，这种人的数量很大，而且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是过境商人。但是，由于当时并不存在任何法定的归化形式（form of legal naturalization），所以一连数代居留下来的外邦居民仍然只是公民群体以外的metic，除非他确实因官吏的疏忽或默许而被吸纳为公民。这有点类似于最早开拓美洲殖民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纳来自各国的移民但不赋予他们公民身份的情况。metic 和奴隶一样，不得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尽管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做法也没有任何对他们施以社会歧视的意思。
最后一个阶级就是公民，他们是这个城市或城邦的成员，而且有资格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根据出生而获致的特权，因为如果一个希腊人的父母是某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那么他也就是那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再者，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使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获致的乃是一种成员资格（membership），亦即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公共事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权利。这种最低限度的权利可能只是出席市镇会议的特权，而这种市镇会议本身的重要性则是因当时当地实行民主的程度不同而不同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有可能包括权利人适合担任多种公职或少数几种公职的资格。因此，在明确考虑雅典人具体实践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符合担任陪审团职务的那些条件便是公民身份的最佳判准。一个人是有资格担任多种公职还是只能担任少数几种公职，也取决于他所在那个城市或城邦实行民主的程度。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公民身份始终意味着对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的某种参与，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因此，这种理念与现代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理念相比较，其情感上的成分要大很多，而法律上的依据则少得多。现代社会认为公民乃是意指一个人的某些权利为法律所保障的观念，罗马人一定会比希腊人有更好的理解，因为拉丁语ius 这个术语确实部分地含括了个人享有权利的意思。然而希腊人却认为，希腊人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并不是一种占有权，而是某种被分享的东西，很像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资格。这个事实对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意味着，一如希腊人所设想的那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为一个人争取到他的权利，而在于确保他占据或拥有他有资格所处于的地位。用一种略有不同的说法来说，就是在古希腊思想家的眼里，政治问题就是去发现每一种人或每个阶级的人应当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所谓健全的社会，在这里是指一个社会被建构得可以使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工作都得以持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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