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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 为世界重新发现中国抗日的另一种力量
采访历时三个月 对象从军政最高层到普通民众
揭开延安神秘面纱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全面展示
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爱泼斯坦
封面照片：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归国华侨中的众多爱国青年前来学习。在这里，抗大将军事训练与文化活动、思想教育紧密结合，为抗日战争培养输送人才。图为抗大学员在高唱抗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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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访问延安：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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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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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是爱泼斯坦早期作品。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记者的身份，赴敌后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并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传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此次采访报道，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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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唯一一部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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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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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爱泼斯坦的报道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爱泼斯坦均亲身深入采访
《我访问延安》已入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目录
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 为世界重新发现中国抗日的另一种力量
采访历时三个月 对象从军政最高层到普通民众
揭开延安神秘面纱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全面展示
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爱泼斯坦
封面照片：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归国华侨中的众多爱国青年前来学习。在这里，抗大将军事训练与文化活动、思想教育紧密结合，为抗日战争培养输送人才。图为抗大学员在高唱抗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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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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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政府是怎样开会的？
1944年7月13日于延安
今天，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有机会看到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样板是怎样运作的，像这样的政权在敌后15个解放区都已建立起来。
政府和常委会都是由本地区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联席会议的好处是可以使委员们了解情况，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最远要骑马走上十天——去传达。在27名委员中，今天出席的有22名，开会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谷仓的大屋子，墙上挂的画像有孙中山、蒋介石、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另外二十多幅画像都是工农“劳动英雄”，因为工作出色而获这项荣誉，成为本地区的精英。委员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四边。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同室外的一片农村气氛倒是很协调的。
作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这些与会人士显得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人还是骑马来的。他们的成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在抗日、改革和建设的旗帜下，团结本地区一切群体和阶级。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在任何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共产党所占席位不超过13），这些委员中只有八名是共产党，其他人中，一名是国民党、一名是救国会（中国各地都有的一个团体，主张抗日民族大团结，是重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两名是“无党派人士”（其中一人曾任县长，另一人曾任本省国民党民团司令）。
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两名地主、六名较小的士绅（来自共产党宣布统一战线政策后才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那里不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一名医生、一名士兵、一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农。他们的年龄最小35岁，最大82岁。他们之中除五人外都是本地人。
边区主席林祖涵（共产党人）正在重庆参加谈判，所以会议是由64岁的副主席李鼎铭主持的。这位开明士绅曾为发展地方教育而努力了三十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说，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两大问题，一是对付日本进攻西北的威胁、准备反攻，二是增加生产。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很多，从国际形势、战局到教育和植树造林，这最后一项在本地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这里经常受到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威胁。与会者的发言都围绕着这份报告来谈，这些发言的共同特点是讲求实际、生动有力，有时甚至言谈粗鲁。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艰难，靠自己奋斗求生，所以他们不喜欢好高骛远的空话；中国共产党七年来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对日作战，所以他们也很讨厌“党八股”——就是只会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而脱离实际。
我进会场的时候，政府委员（非共产党）、62岁的老农民刘培芝（译音）正在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
他说：“政府发了一些关于种树的命令，这很好，但没有说明怎样去做。担负这项工作的官员都只会做花架子，没有实际经验，老百姓不相信他们。结果是树种了不少，但大多死了。有些人因为无知或者马虎，甚至于把毛驴拴在小树上，让它们把树叶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种树，那就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情：（一）对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必须种树；（二）把这事交给村里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管，而不是让学生娃来管；（三）印发一些小册子，说明有效的种树方法；（四）由懂行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老人重重地哼了一下鼻子坐下了，接着站起来发言的是绥德县长何祝三（译音）（国民党员）。他说，据他看来，边区各项政策都必须是为了使各阶级团结对敌。他虽然是个地主，但他认为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农民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交了租什么也剩不下（碰上坏年成还不够交租），他们就没有心思好好种地，他们光顾自己活命，也不会关心打仗或任何别的事情。政府也规定，实行减租之后，农民仍应按章交租。这同样应该贯彻执行，以取得地主们的支持，他们也是能为抗战出力的。有些干部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太“左”，由此又偏向另外一面，结果造成混乱。政府应该使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必须统筹兼顾。
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马圣福（译音）的发言提纲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他说，自从边区在1940年颁布了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之后，许多过去外逃的穆斯林已经回来了。所有穆斯林社区都自行选出官员。但他们仍然希望政府多帮助各处的伊斯兰小学，多派医务人员去疫区消灭传染病，多派兽医去医治牲口，还要把造林和护林的工作组织好。他们也希望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林祖涵提出停止边境纠纷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入侵经常使穆斯林蒙受损失。他还问道，日寇已迫近潼关，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不调往前线？
教育部副部长（救国会成员）说，部里根据大家的批评检讨了工作。事实是，虽然经过八年的工作，边区的文盲所占人口比例仍然很高。边区的小学数已增加了十倍，达到2000所，但没得到人们足够的支持。由于耕作增多、人力缺乏，强制入学遇到了困难。“现在学校除了放寒暑假，还放农忙假。同时，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教育的要求也会提高。一些像劳动英雄这样的人被选担任负责工作后，对他们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处，感到非常痛切。补救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政府已决定把所有小学都交给村民委员会自办，自行聘用教师，这样可使学校教育更适合人民的需要。政府只是在它们提出要求时才给以帮助和指导。试办的几处民办学校已取得很大成功，人民表示支持，对学校里教的实用性课程很感兴趣。”
前国民党民团首领、现在经商的高嵩山（译音）说，他不懂政治，但他清楚地看到边区是在实行三民主义，因为它集中力量于国防、民主组织、用发展生产来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开发水利、改进医疗卫生和兽医工作。
他说，当然还有许多缺点，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境摩擦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举了几起事件为例，包括最近发生的5月17日对户县的袭击。
“蒋委员长曾说过，中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他自己就感到如坐针毡。我们在边区也有同感。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蒋介石添光彩，如果全中国都像我们这样做，他就更光彩了。在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帮助委员长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这犯法吗？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考虑人民的需要，发愤图强，中国才能赶上更先进的国家。难道他喜欢他的信徒们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而不是把人民动员起来为国出力的人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打我们而不是感谢我们？我们真希望林主席能在重庆把事情说清楚，停止摩擦，团结一致。”
休会的铃声响了，与会者——他们都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或棉布制服，我在边区还没见到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的——松开上衣领子，分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
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陕北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压迫和战乱，损失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耕地。在1941年，陕北人民因为得不到外界的供应而陷入深重的危机。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向他们提出，现在只有三条路：饿死、缴械投降、用自己的双手来发展生产。陕北人民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技术人员一起想办法。他们缺乏劳动力，但他们用一种称为“变工”的农业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个困难，在农忙时节把人力和畜力集中使用，这是个体生产无法做到的好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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