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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堪舆学，是易学发展途径的"象数易"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易经为理论依据，把易经的辩证原理，应用到了实际的人生活动，居住环境，是易学的应用学说。
堪舆学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得是天地人合一。五千年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对于环境地理的无限研究，最终形成了这一博大精深的综合人居环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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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孔令伟：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易经协会副会长
北京普乐通传媒集团董事长东方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易经研究会会长《中国CEO》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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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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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第一章
《周易》与《风水学》5
一、风水学的历代发展5
二、风水学的易理依据18
第二章
风水学理论的科学意义24
一、风水的科学性24
二、风水的（古今）科学运用33
三、科学风水原则40
第三章
中国风水中的天、地、人46
一、中国风水“术”47
二、风水中的自然环境72
三、风水中的社会环境104
四、中国风水术的理想环境119
第四章
中国风水的分支与流派141
一、分支——玄空风水142
二、流派145
第五章
走出中国的世界风水150
一、东方国家与地区151
二、欧洲各国156
附录：风水学经典奇文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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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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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风水学》
【天地人合一】
【第一章《周易》与《风水学》】
一、风水学的历代发展
中国的风水学起源很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聚落遗址时代，从产生开始，到商周时期臻于成熟。风水学一直以来在民间社会广为流行，因为风水学在民间一派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在生活实际上运用较多。所以在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被称为“堪舆术”。
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是选择合适的建筑地点的一门学问，也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又称青鸟、青囊，但是学术性的说法依然习惯称为堪舆。
风水学的渊源来自易经，虽然对风水学后来的运用众说不一，但是这并不妨碍风水学的越来越普及并且蓬勃发展。
《卜辞》有记载：“甲子卜，宾贝，我乍邑？乙卯卜：争贞，五乍邑，帝若？我从，之唐。”从夏、商、周时期，人们就有了对风水的研究，并且重视其在生活中的作用。在文明荒凉的年代，对于大自然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人们在残酷艰辛的抗争中，能依据的只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地理风水的意识产生在文明萌芽时期，“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古人先以树木为巢舍，后来在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便对居住环境进行了改造。
在西安的东郊发现的半坡村遗址，其时间大约在距近六七千年前，这个原始的村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村落遗址：“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遗址就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
在长期的生存竞争实践下，人们学会了择地而居，懂得了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大自然，才能求得可以繁衍发展的生存之地。因而人们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对地理环境和风水知识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懂得居住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也正是如此，风水学慢慢地渗透到了生活中，人们找到了其可以寻觅的规律性。这大概就是风水学的萌芽和开端吧。
到了殷周时期，已有卜宅之文。《诗经·公刘》描述周朝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普遍的认为是，比较完善的风水学应该是自战国时代起，而战国与先秦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这个时候的风水已经是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理论多用作城镇及村落选址、还有宫殿建设。在中国流行土葬的时期，风水学便也向寻找丧葬地形这一方向发展了。
当然，在先秦时期，风水理论起初还是比较简单的，理论体系也并不十分完善，远没有发展成一种学科理论，人们还处在根据地理环境，进行择地而葬，或选择人的居住所在，他们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有时候也能够得到应验。
但是风水理论在民间效用依然比较广，政府也很重视，据《孝经丧亲》记载：“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对阴宅的风水论述。又据《尚书·召诏序》记载：“成五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的记载。
在周代人们为了安宁吉祥，就开始用相宅的方式选择住宅。春秋时，《尚书》中有“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的记载。周代已经有了相土尝水等用于实际的方案。如《诗经》有云：“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周人的先祖公刘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的阴阳向背，选择合适的居外营建居住房舍，于是山坡上的建筑栉次邻枇；他和军民一起开垦种植，田地庄稼丰收在望，人们其乐融融，风光无限。
西汉时期，风水理论趋于成熟。据《史记》中的《轩辕本纪》记载： “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帝问之以经制。”证明风水最初是与地理有关的学问。而风水又称“青乌”和“青鸟”。“青乌”是古人对太阳的尊称，而“青鸟”是青鸟氏，是当时的天文历法官，因而就把“青乌”和“青鸟”合称，反映出中国古代风水的两大特征。又有《淮南子》中：“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
汉代对风水很讲究，他们不但阳宅择地而居，阴宅相地而葬，而且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实际运用的例子也很多，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了樗里子（秦孝公子严君疾）利用观察风水地理预测未来的事迹。《史记》记载，他晚年的时候，自选墓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来夹我墓”。果然在他卒后百岁，刘邦建立汉朝，于渭南建宫殿，其中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印证了预言的真实性。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选择住宅和墓穴的选择规律。
于是，后世的堪舆家皆奉严君疾为风水相地术之正宗。到了秦代，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时期，人们已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对宇宙总体框架认识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初步的临场校察地理风水的理论。风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民俗学及建筑学的角度均有研究的价值。风水学由以前只是用于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升华到理论阶段。
风水理论在此时已经包括了择日等理论，如《论衡》中王充对择日的论述甚为精辟，有了“太岁头上不敢动土”的理念。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乎？……堪舆家曰不可”的记载。在《论衡》中，风水已经联结了时间、空间和人物重要因素，形成了一种衰败和昌盛判定的系统。
而在秦汉时期，风水学开始与民间方术联系起来，和五术的命、卜、相皆有所关联，而且基本构成源自《易经》的卦象，分为看门、主、灶的阳宅相法与看阴宅的相法等现称玄学术数的民间信仰。出现了一些专著，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也开始出现了各有所长的诸多流派，如三元法、三合法、九星法、阳宅三要法、八宅明镜法、玄空法等。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水理论已经逐渐完善，如被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郭璞的《葬书》。据说风水一词正式出现，也正式在《葬书》中。《葬书》建立了哲学与形象之间的关系，其：“葬者，乘生气也。”可说是风水的理论基础。“气承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把抽象的“生气”观，落实到可以观察、可以捉摸的风与水，而好的乘生气的方法就是藏风、得水。而紧接着的“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自然界的风和水，要藏风、得水，就要有一定的地理环境，此上句指风下句指水，正提示了良好的山川形势法则。其实这几句的具体解释可理解为，风水就是为考察山川地理环境，包括地质水文、生态、小气候及环境景观等等，然后择吉建筑城郭室舍等。
《葬书》全篇所讲的都围绕着形势、形法，可以看作是形势峦法的纲领：“地势原脉，山势以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宛委自复，回环重复，若踞而候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工，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为万金。即可窥见一斑。”
虽然《葬书》起初是专对故去的人而用的风水，但因其博大精深，涉及面广，所以后代的阴阳两宅，基本上都是以此为蓝本而建，直到今天的自然科学、地理环境等科学也不例外。
对于郭璞此人，传说也很有趣。据《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乃河东闻喜人,公元276年出生，父乃尚书都令史，以公正著称。而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辞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个精通卜筮的人即传说中的青乌子来到他的家乡，郭璞慕名拜师，于是青乌子传授给他一套《青囊中书》。从此，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 郭璞精通风水堪舆理论，善于认形察气，找寻生气。
对于郭璞的对风水理论的实际掌握程度，民间也有传闻。在他尚未声名大振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选了一块河附近很平常的地安葬母亲，人们都认为这块地相当的不好，因为山洪到来的时候常会被大水淹没，所以一些人就建议他另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安葬其母亲，然而郭璞一笑置之。令大家想不到的是，一年多过去了，那片地不但没有被淹，反而变成了上等的良田。这件事令他声名鹊起，许多人远道慕名而来，请他给讲解风水，并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
唐宋时期，《葬书》非常的流行，罗盘开始被广泛使用。而《青囊奥语》的诞生，使风水学有了独立的理论，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流源，成为了一门科学。
隋朝也是一个对风水术十分重视的时期，萧吉著有《相地要录》等书，书中记载的风水事迹比较神奇，曾经风靡一时。
隋末初唐时，李播、李淳风父子作《天文大象赋》《大衍历》、李淳风负责编纂《晋书》《隋唐·天文志》，其中的天文志等诸多的天文书籍，定下了三垣二十八宿的名称，并且对天上各大星座作了详细的描述，使风水学与天地相对应。在地理学上则兴起了对山川地形进行考察的热忱，从而促进了风水学理论应用于对山川地形的踏勘。另一著名人士为高僧一行在公元710年就提出了“磁偏角”的叙述。
唐代佛、道盛行，与风水学互相渗透，尤其是道家“气”的学说，以及《易经》、太极、阴阳、八卦等理论，奠定了后期风水学的理论基础，并成为了后期风水学的理论核心。
唐朝是我国古文化最发达的时代，风水更加盛行，出现了大批杰出的风水人物，如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廷翰、曾文遄等，他们是唐代风水学家中的佼佼者，由此百花齐放的风水理论导致了两大流派的出现。一是江西派称为形势派，也叫峦头派；二是福建派称为理气派，也叫宗庙派。前者以山川起止为主体。以龙、穴、砂、水、向相配为内容，其鼻祖为杨筠松，简称杨公，在“地理术”方面独树一帜，著有《疑龙经》《撼龙经》《十二倒杖》《青囊奥语》等。其中《十二倒杖》把理想的山水形式综合而为十二种，以便于识别；《青囊奥语》则结合了星象的观念。由此可见，到了杨筠松时期的晚唐，具有包容性的一套新的系统已经出现，为后世的风水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筠松，唐僖宗时掌灵台地理事，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在宫庭、仕大夫上享有盛誉，广明元年，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占据潼关，攻入京城之后，杨筠松与仆都监携禁中地理秘籍书外逃，辗转到了赣州雩都并定居下来。他之所以后来在民间童叟皆知而享有盛誉，正是因为他善于阴阳宅选址、纠正葬俗恶习，平息当地争讼之风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作为，于是后人给予了他很多的名号，如行业人士奉他为风水仙师、老百姓赠他名救贫仙人，即后来三四百年挂人口熟人耳的杨济贫。杨筠松弟子盈门，遍及大江南北，直到现在世界上的华裔堪舆（地理）师大都还是奉杨筠松为祖师，而港澳台每年有许多从事堪舆行业的著名人士到雩都观光访问，其实际都带有寻找“杨公地理”真谛的想法。
到了宋代时期，风水更加成熟发展。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宋之名家近唐之倍数。又据《宋史·艺文志》中，堪舆著作有70余种。确实可考察的联系汉唐和明清风水学的可靠典籍《重校正地理新书》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室中。据考证，此书为宋仁宗命司天监等官员根据宫中地理旧籍，抉讹摘误，修订而成。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他十分重视风水，因而此时的风水名师也特别多，赖文俊赖布衣、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蔡元定、历伯韶等都是相当有名的人物。而其中的赖布衣、陈抟、吴景鸾因其风水事迹神奇而久负盛名，被后世称之为“风水宋三杰”。
元代的赵枋著有《葬书问对》，书中认为“乘生气”确实是葬理之所在。还有五行与行法有关，为乘生气之机；肯定接受了五行的体系……这些理论对风水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到明清时代，风水发展到了极点，走的是集大成的路线。明清王室建立了庞大的陵区，使风水地理的运用几达顶峰。此时常有地理命名的堪舆书籍，如萧克的《地理正宗》、徐继善的《地理人子须知》、蒋平阶补传的《地理辩证》和叶九升的《地理大成》等等。
《明史·艺文志》中，列堪舆书籍25类，其实为著作中的九牛一毛。首先与明末的《地理人子须知》中载有的80种参考书，只有少数重合，而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20几类竟然没有几类是重复的。明朝的名士有前期的刘伯温及后期的蒋大鸿。刘伯温在一次南游中行至大屿山一带，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奇哉大屿山，日后定可富甲天下！”（大屿山，就是香港的第二大岛。）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推断是准确的。这精湛的预测，靠的自然是对风水地理的堪舆。后世流传的重要的风水著作《堪舆漫兴》（后附文），据载正是刘伯温所作。在这本著作中对中国风水发展到明朝的繁盛可见一斑，已经颇具理论基础并臻于成熟。后文将援引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详细地看到当时的风水理论的研究水平。蒋大鸿把风水直接上推至《周易》，与图象理学家连上关系，使用先天八卦与六十四卦讨论相法。其《地理辩证》，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著作。清末沈竹礽著《沈氏玄空学》，对蒋公的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著述，已被尊为当今风水理论的重要经典。
到了清代以及近代，出现了大批风水名师，如范宜宾、陈梦雷、沈竹礽等都曾经闻名一时，其中以沈竹礽最负盛名，著有《沈氏玄空学》，现在的玄空风水术大都是以该书为蓝本而著。
综上所述，中国的风水学源远流长。文明蒙昧时期，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因此人们从各方面产生了一些对风水的误解、曲解，使得风水被视为封建迷信。但是近年来，由于自然科学、生态学、地质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重新认识到当代自然科学与我国古代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风水重新受到重视并且被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大到整个自然的地理堪舆，小到一个大城市、乡村城镇的规划等，风水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风水的运用范围相当广泛，因而已日渐成为对现代人类以及现实生活做出更新更多贡献的学科。
二、风水学的易理依据
在古代，堪舆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特定环境在不同方位、不同时运的灾祸和幸福的一门学问。其核心内容是气和气的运行。表现形式是空间方位和时间流转的统一。
《周易·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在此，风和水，指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风和水，“风水”指的就是巽坎二卦之象。又有《周易·系辞传》又有“一阴一阳谓之道”之说。
《周易·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意思是说，八卦中的乾卦代表天，被尊称为父亲。坤卦代表地，大地被尊称为母亲。《系辞》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才能变化而完美，阴阳雌雄两性交合，万物才能产生变化”。《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先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合才能化生万物，有万物才能产生男女、夫妇、父子、上下、礼仪，万物离开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古人非常尊崇天地，敬重礼拜天地。
在科学文明还很蒙昧的古代，天象问题主要指的是星系之间的引力场作用、太阳引力和风暴、由月亮引力引起的潮汐、大气环流、海洋环流等给人类带来的综合性的空间影响问题。对于一些自然灾害人们无法理解，于是便把日夜居住的环境与命运联系在一起，包括天象、人生八字、水象、财路、仕途、地质结构、住宅之间、庙宇、建筑结构等等，再加上古代的风水先生以此谋生，便把这些天灾搬来作为掐算依据，于是一部分风水误入了迷信的框子。
但是，不管是古代人类还是现代人类，对于住宅选址考虑房屋的朝向，庭院与树木，门与门之间的对称，采光，房屋的排列、高低，生活物品及其对住宅的影响等因素都是有其一定的科学性的。这个在下文有所论述。
中国的风水之阴阳学说是其基本概念，讲究“一阴一阳谓之道”之精髓。毛泽东称之为“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
阴阳五行学说的概念起源于夏朝，其依据是成书于夏朝的《连山》一书。《连山》书中已出现阴爻“— —”和阳爻“——”。《山海经》称：“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说《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阴阳概念成为阴阳学说是周朝以后，特别是《易经》对阴阳进行了全面概括，成为系统、完整的阴阳学说。
阴阳，是指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两个方面，具有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特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五行是古代哲学理论中的“木、火、土、金、水”5类物质，并以其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来认识、解释自然的系统结构的方法论。
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人在接触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实践中，通过观察与思考，建立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5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5种物质相互孶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五行”可以说是最早的“矛盾论”。“相生”是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存在着催生、促进、帮助和生成的积极关系；“相克”是物质间存在着反对、压迫、消耗和克制的消极关系。相生相克，正是当代哲学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人民所独创的一种学说，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各个领域。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中国风水的各个方面均遵循这一原则。
如北京的紫禁城的五行意象：
从总体布局上来说，紫禁城像历代宫殿一样，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即南方，从火，主大，故作施政场所。
从具体位置看，紫禁城内凡是属于文化、文治方面的宫殿设施，多在东侧，从木，从春；属于兵刑、武备方面的宫殿、设施，多在西侧，从金，从秋。
从总体色彩看，紫荆城宫殿及垣墙以红、黄色为主调。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红、黄并用，表示着皇帝居至尊至大为天下中心。
故宫太和殿明代开间为9间，因多次着火，清代复建时，改为11间。在洛书里，9对应的是离卦，属火；1对应的是坎卦，属水，水可克火。另外，太和殿屋脊两头的鸱吻象征龙，龙为水神，所以，鸱吻也表示以水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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