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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约翰·伯格最深情的告白之书。本书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约翰·伯格的自传式小说,一部记忆之书、死亡之书、爱之书、成长之书,一部深沉无悔的告解。这本书引领我们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到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波兰……
2.和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一样美丽的地志学书写。约翰·伯格以精彩绝伦的想象力,赋予现代城市以个人化印记和魔幻气息,最私密的写作和最彻底的虚构,却仿佛写出了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情感。
內容簡介: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艺评家、公共知识分子约翰·伯格的自传性小说;一部记忆之书、死亡之书、爱之书、成长之书,一部深沉无悔的告解。
这不是一本传统的小说、回忆录、散文或传记,而是一种混杂了这些文体的崭新文类,即New Statesman所谓的“未来的文类”:“是虚构,但非传统小说;是作者的第一人称,但非回忆录;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自由穿梭的描述,但又始终是立足于当下;是一篇无悔的告解,也是对感知与情感的深刻挖掘。”
關於作者:
约翰·伯格,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个人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颇具争议性的艺术批评家。
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册,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小说《G》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08年,伯格凭借小说From A to X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
內容試閱 :
导读
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
梁文道谈约翰伯格之一
编者:您在为约翰·伯格《我们在此相遇》所写的推荐语中说:“约翰·伯格在这本书里再次证明了他果然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一手是投入公共领域的锋锐评论,另一手则是深沉内向的虚构创作。”为什么说约翰·伯格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
梁文道:从左派的代际问题上来讲,约翰·伯格跨越了两个世代,经历过两个很大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左派里面目前有他这种资历、还仍然活跃的,可能就只有历史学家霍布斯邦。他们两个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当年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对苏联有很大的好感。苏联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第一个依照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实现的乌托邦。也就是说,第一次有人依照一个理论来建立一个国家。当然你可以说美国也是依照某个理论而建立的,但是美国那个理论的依据是比较含糊的,除了自由主义传统,后面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路线。但是苏联不一样,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按照一个思想学说建立出来一个国家,这太惊人了,很令人兴奋。
但这些左派后来又集体地觉得自己被苏联欺骗了,英国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的,比如乔治·奥威尔。今天我们讲《1984》,大家都以为这本书在讽刺社会主义。其实不是的,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他这本书是在讽刺英国,他说的是右翼独裁搞到最后会变成这样;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恰恰相反。
编者: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误读。
梁文道:非常重大。乔治·奥威尔是左派。当然他也经历过对苏联幻想的破灭。整个西欧的左派都经历过对苏联狂热的幻想投入。他们到后来觉得苏联不行,觉得要放弃,不可以这样,苏联怎么能这么搞。
编者:这个幻想的破灭,主要发生在哪个时间段?
梁文道: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很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时候就幻灭了;有的人是后来,冷战期间,像伯格或者萨特。而伯格是挣扎最漫长的,因为伯格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东欧跑出来的艺术家,那批艺术家是为了躲避冷战期间东欧的那种恐怖统治而跑出来,他从跟他们的交往中,认识到东欧阵营的也就是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可是他直到1950年代年才正式跟那个东西砍断关系。
第二次大幻灭是什么时候呢?第二次是苏联垮台。苏联垮台为什么让他们那么难堪呢?虽然他们已经不喜欢苏联,也不喜欢东欧,不喜欢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实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距离感、怀疑、反感,甚至批判的,但是他们的处境又很尴尬。尴尬在什么地方?你们说你们是左派,现在有了左派的政权,依照马克思所规划的东西建造的政权。你是不是要那样呢?他们说我们不是。那你们是怎么样呢?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想象力。但是当年想象力这个说法还不完整,只有个别学者讲过,比如法兰克福学派里到了美国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就讲单向度的人,老批判现在资本主义,使得我们的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使我们失去了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指的是什么?其中一点就是我们要对社会制度有想象力,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看到的苏联就叫做马克思主义,你要想象出另一种不同版本的社会制度,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中国式的、东欧式的、古巴式的,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东西出来。
到了1989年,整个苏联阵营全垮掉,全球左派遭遇很大的打击,本来他们就不承认中国和苏联是他们觉得最好的社会主义形式,但是即便如此,大家都还在指责他们,你看你们的老祖宗完蛋了,你们怎么办。这时候就出现了福山那种历史终结论,就说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时期结束了,以后就是一条康庄大道,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就没问题了。在这个时刻底下,大家都发现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变成一种不可逃脱的视野与现实,大家都觉得经济的全球化是唯一的选择,市场经济是唯一的选择,全世界现在都走这条路。这时候,他们以前讲的那种想象力就变得更重要了:在现存的经济社会秩序之外,我们有没有能力想象一个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方式?他们要重新号召这个。所以这里面最激进的,像齐泽克、巴丢,比较温和的,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他们都在追求这个想象。而伯格跟霍布斯邦,比这些人年龄大多了,他真的是经历过两次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打击而活下来的人。这就是这一群左派,尤其是英国左派里面的老人们的一个经历。
编者:苏珊·桑塔格评价伯格说:“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虽然伯格说起来左派资历很老,但从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观看之道》,以及他对观看、对性的强调来看,是不是他更倾向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感性批判那一路?
梁文道: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虽然他在1970年代做了《观看之道》那样的电视片,当时很轰动,在那个年代的新青年看来很激进很厉害,而且与《单向度的人》所号召的对资本主义想象的颠覆看起来很像,但他比当时流行的那些青年反抗运动更老。说他老是什么意思呢?一来他年纪大,1926年生人,而且我们不要忘了他特别早熟。他十多岁就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他十多岁就在读罗莎·卢森堡,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时代就已经在情感上投向左翼的人,比很多同龄人都早熟。今天我们会注意到他的艺术评论家或者是作家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写过大量的时事评论跟政论,1950年代的时候他帮《新政治家》写过很多政治评论,那都是真刀真枪硬碰硬的。与此同时伯格的文章很细腻,他写很多小说讲性爱,写很多充溢着诗意的句子;另一方面他又关怀弱势群体,关怀劳工,尤其关怀移民问题、农民问题。对许多老派人来说,一个人要兼具这两方面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这是真正的左派。这两者怎么调和呢?其实对他来讲,或者对那一代的老左来讲,这从来不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能那么早熟,使得他继承了或者接上了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小传统。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左派意味着你要对你身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批判,你要能够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社会,你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乌托邦之类的世界。另一方面,你同时觉得这个世界不只是在社会制度层面跟现在不一样,甚至连生活方式、感觉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艺术上、文学上、文化上你都要有一个跟现存的传统,跟当时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到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的东西,你要颠覆它、打破它。所以曾几何时,现代主义这个艺术文学潮流里面,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左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苏联,我们都说现代文学理论最早的奠基者是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要干的是什么呢?帮文学找到它的主体性,这是非常激进的。这一帮人那么激进地改造文学理论,要为文学找到最激进的新的理论基础。再看画家,早期的俄罗斯的前卫艺术多厉害,那帮人也是左派。建筑师里面,包豪斯那帮人是左倾的,所以不见容于纳粹。而毕加索思想上也是一度左倾,其实只要看西班牙内战你就知道了,一整代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去参战,都去帮忙西班牙共和军对抗佛朗哥将军。这帮艺术家、文学家都是同情左翼的。
再举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鲁迅。我们今天对鲁迅的认识就是,鲁迅忧国忧民,批判社会,写杂文,写《阿Q正传》、《狂人日记》,批判国民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鲁迅当年写这些小说轰动的理由,不只是因为他的社会批判,而且是因为他的形式。他根本是给中国文学带来崭新的形式。所以这就是现代主义跟左翼中间的一个隐秘的联系。那个联系的关键是想象力,我能不能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包括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和艺术上。伯格就是这一代人的殿军,因为他其实不是那个年代活跃的人,但是他看到那个年代,因为他早熟,他接上了那个东西。
编者:那么到现在,所谓的左派是不是已经有所变化?比如说其所代言的主体。原来的左派,面对的是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兴起,诗人和艺术家要为这个主体寻找新的语言。但是到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伯格的《抵抗的群体》一书如此解题:“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说的相关话题往往是谎言。”我发觉修辞上面有一个变化,从前讲颠覆,讲革命;而现在变成了要聚集所有的多样性和所有历史性的东西,抵抗一种平面的、抹平一切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所谓的左派,其代言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了。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而变成了全世界各地分散的、多样的、不同诉求的被压迫、遭损害的群体。读伯格新近的作品,与读他1970年代的《观看之道》,感觉很不同。曾经还有一个读者看完《抵抗的群体》之后问:伯格为什么要和马科斯副司令通信呢?
梁文道: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他这种人是经历过几个时代的左派。到了今天的左派里面,仍然要讲工人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是因为整个阶级政治在今天的左派里面被弄得很复杂了。首先是身份政治的冲击。1968年之后很大一个变化在于,女性主义来了,同志运动来了,环境保护运动来了,各种各样反抗运动的出现,很难把它们都说成是无产阶级。这个抵抗不再只是依据阶级的抵抗,还是依据某种身份的抵抗,直到今天这还是左派的一个大难题。身份政治的关键是要承认,你要承认我的身份,我的主体性。阶级政治强调的是再分配。Recognition跟Redistribution两个Re,谁重要?或者两个政治之间怎么协调?这是一个很难调和的东西。而伯格现在有这样一个转向,我觉得是因为他也看到了1989年之后,冷战结束,左派曾经被人认为没戏了,但是从2000年之后左派又有点回头了,就是过了十一年,左派又看到了新希望,这个新希望就是西雅图起义,WTO在西雅图开会遭到数万人聚集示威,从那时候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运动最好的总结,其实就是《帝国》那本书,他呼唤的不再是无产阶级工人主体,而是“杂众”(multitude),多元的杂众。这些多元的杂众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诉求,除了工人运动之外,还有农民运动,还有各种的新社会运动,都夹杂在一起。大家不必然分享共同的利益背景,不必然有共同的阶级,但是大家可以串联在一起,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反抗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秩序,就是要对抗这股抹平一切的力量。
所以伯格现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跑去跟马科斯副司令对话,因为马科斯副司令被认为是这种运动的佼佼者,反全球化运动里面的一个英雄偶像。
还有一点就是他讲的这个“抵抗”。当然你可以问这个抵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都叫抵抗的话,那还有什么是不抵抗的呢。但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的左派还包括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用霍布斯邦的说法,左派包含一种精神气质,用英文来说就是ethos,气质的倾向、情感的倾向、伦理的倾向。左的ethos就是总是激进的。因为从字源上,我们知道左派是法国大革命国民会议里面坐左边的那一帮人,左边那帮人主张更平等的参政权,同时也更激进。从那时候开始,激进、不满现状、抵抗现状,就变成了左派的精神气质的传统。谁要是今天出来说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现在局势大好,这人一定不是左派。所以抵抗从来都是左派的一个关键词,右派是不抵抗的。
编者:如何评价约翰·伯格的写作(包括小说、艺术评论跟时政评论)的整体价值?我们现在阅读约翰·伯格的意义何在?
梁文道:虽然我们不断在说伯格的左,但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家是不会受到政治光谱的局限的。撇开意识形态立场不谈,伯格目前在几个领域里都是不可不读的大家。例如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你能不看《观看之道》和《毕加索的成败》吗?假如你研究摄影,你能不读他的《另一种讲述的方式》吗?假如你喜欢当代英语文学,你一定会在主要的书评刊物读到其他人评介他的新小说。更妙的是,他随便写一篇谈动物的文章(见《为何凝视动物》,载于《看》),也被人认为是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的奠基文献之一。综合起来看,他就和苏珊·桑塔格一样,是那种最有原创力也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不在学院,也不按学院的格式写作,却创造出了很多名牌大学教授一辈子也弄不出来的观念。而且他还要写得那么美,拥有那么多读者。反过来说,今天我们中国也很流行讲“公共知识分子”,但很惭愧,我们似乎还没有人及得上伯格这一流,还没有谁会有这样的知识上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