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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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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第一次完整呈现人类运动5000年的斑斓历史。正史的严谨，图史的绚烂，逸史的风趣。诸多生动细节，200多幅精彩图片，5000年丰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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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沃尔夫冈·贝林格在《运动通史》中生动地讲述了运动的历史，从古希腊的奥运会到今天，各个文明各种运动的故事。
我们会看到人类运动5000年斑斓的历史，有赛车的法老、奥林匹亚裸奔的男神、中世纪双城的棍战、北欧的超级雪仗、印第安人的生死球赛、近代欧洲体育的规范化、现代体育的商业化，等等。
作者不仅仅讲述各个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千奇百怪的运动项目，更重要的是还讲述了运动与其文化背景互动的关系，例如古希腊奥运会与城邦政治、希波战争的联系，美洲原住民球赛与其宗教的关系，英国板球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关系，等等。
有一千种文化，就有一千种运动的观念，本书旁征博引，能够让人从运动史管窥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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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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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贝林格，德国萨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史，著名文化史学家。主要著作：《奥本多夫的萨满》《女巫与猎巫》《气候文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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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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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言 首先：不运动！ 00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竞技游戏 019
奥林匹亚精神 019
地中海地区奥竞会前的体育运动 028
泛古希腊运动实践 034
罗马的竞技游戏 046
奴隶与女人的体育 061
基督教的敌视运动 069
古代亚洲与美洲的运动 076
第二章 中世纪的骑士比武 087
对抗赛 089
从军事训练到运动 097
运动重构欧洲社会 101
城市的竞争推波团体的运动 113
冬季运动：北欧的天下 121
中世纪的终结 125
第三章 运动的复兴 137
从对抗到运动 137
重新打造身体 141
体育课 156
第四章 运动的发端 173
拿来炫耀的运动 173
王室的体育 180
体育场馆在城市中崛起 191
职业化 201
商业化 214
运动品味的转变 224
探索新形式 233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归来 240
第五章 当今的运动 265
英国在现代运动中的霸主地位 265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273
日愈“肥胖”的奥运会 288
从业余走向职业与商业 289
全球化 294
传统的运动项目 311
新的运动类型 322
野蛮而伟大的拳击 327
足球 337
精英体育 351
超级规模 359
奥林匹克视角 377
登顶的幸福 389
第六章 结束语：何谓运动？ 407
文献来源节选 424
人名索引 433
译后记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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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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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体育：奔跑的法老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王朝的埃及国王都喜爱运动。当然只有那些法老——世界秩序的担保人——可以胜出的运动项目才会得到艺术表现。他不可能是一名竞赛者，因为他当然总是赢家。法老登基时跑步成为礼拜仪式中的核心内容，它大概象征着对领土的拥有权，同时也是法老力量的展示。自从外族统治者希克索斯（Hyksos）在公元前17世纪从东部侵入尼罗河谷并统治下埃及后，对法老的艺术表现发生了变化。起初埃及人无力抵抗骑着战马、驾着战车并使用复合弓的外族人。外国统治者被驱逐后（第18王朝），法老们纷纷让艺术家表现自己在马拉的战车上抗击敌人的场面，这需要相应的体能（驯马、驾车、射箭等）作为先决条件。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古埃及历史上没有别的时期像这个王朝这样有过这么多表现体育场面的作品，因为反抗异族唤醒了他们的尚武精神。从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开始，埃及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每年都向邻国开战。使用武器像体育运动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射箭到底是体育还是军事训练也就很难分清了。
与国王的情况不同，在社会的其他阶层竞赛是可能的，而且也经常被表现。在第五王朝的一个墓碑上（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大臣石室墓，萨卡拉）就可见到青少年摔跤的场面，有的正在交手，有的在用过桥动作摔。纸莎草纸和浮雕上的摔跤场面一直到希腊统治时期都时常出现。位于贝尼哈桑（Beni Hassan）的古埃及州长 巴克提三世（Bakti III）墓中的摔跤场景最著名，它们就像一本摔跤教科书，展示的姿势不少于219种。摔跤手们除了一条专用的类似日本相扑的兜裆布外，别无所覆。
坟墓中表现体育比赛场面的作品可能意味着法老生前喜欢这类体育活动，但这类活动也可能是——像后来在希腊和罗马那样——作为一种荣耀专门在葬礼上为他举行的。因此，击棍似乎在死去的图特摩斯三世墓旁进行过。相应的图像在第十九王朝初才完成，然而它们仍就是迄今表现葬礼活动的最古老的作品。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让人在卡纳克（Karnak）阿蒙神庙（Amuntempel）玫瑰色花岗岩石柱上将自己刻成弓箭手，正在从一辆战车上向敌手射箭。1936年此石柱被发现，其局部画面被出版，这才使体育主题成为埃及学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在古埃及文物中，我们见到详细表现赛跑[16]、跳远、战车赛、射箭、拳击和摔跤[17]、击棍、爬杆、舞蹈和杂技场面的作品。球类游戏画面则是罕见的，但一些球被保留下来。水上运动场面则有游泳、潜水、叉鱼和划船以及一种水上比武，在德国它被叫做“渔夫打擂”：两艘船对开，双方船上的人分别用长竿子试图把对方船上的人打下水去。[18]与其他贵族社会一样，狩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掷矛和射箭，投镖（打鸟）和扔索套（捕公牛）技术至关重要。
这些运动项目中的大多数后来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广为传播，因此人们要问，后来的文明——如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或希腊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过埃及文明的影响。[19]虽然许多从古埃及流传下来的证据——大多数铭文和艺术作品是颂扬诸神或法老的，或是与死亡祭仪有关——来自礼仪范围[20]，但希腊人仍然视其为体育比赛。在最早的希腊文本中，如荷马，就有关于法老的射箭艺术的记载。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亲自去过埃及，曾报道过那里的各类比赛和体育仪式。此前一个世纪，甚至有一个由奥竞会组织者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智慧的埃及人那里，“以便听取他们对奥竞会竞赛规则的评价”。
古希腊运动：嘴的仆人？还是城邦英雄？
罗马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Vitruv） 嘲笑运动与运动员的百无一用时说，一位运动员在奥林匹亚的某次竞赛中能够保持不败纪录，这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
维特鲁威是在秉承一种悠久的运动批评传统。从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就曾怀疑专注于肌肉的功用可能会阻碍才智的养成。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剧作《奥托吕科斯》（Autolykos）中讥讽运动员，说他们因需要大量卡路里而成了“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他认为，希腊公民更该注意让自己的城邦有好的统治，而不是不断成群结队地涌向奥林匹亚，在那里向那些吃货们欢呼喝彩。出于纯粹的平民主义，政治家们不去促进人类的真正美德，而是允许这类胡闹继续下去。
与古典时代晚期不同，当时的人并非出于宗教原因批评运动文化，因为这些竞技比赛是在敬神节（Panegyris）期间在宗教敬拜场地为了对诸神表示敬意而举办的。奥林匹亚大概最初就是一个地方性的祭礼场所。自公元前11世纪始，人们就用动物作牺牲来供奉神明，多用牛和马，也有用羊和狗的。在古典文献中也总是提到这一带土地十分肥沃，在古希腊——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土地肥沃被视为诸神的馈赠。顺理成章，这里尊崇的是主掌丰收与生育的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或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得墨忒耳（Demeter）或大地之神盖娅（Gaia）。最晚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奥林匹亚就成了宙斯（Zeus）的圣地。除了宙斯神庙外，这里也敬奉其他神明，但这些神明的庙堂都是后来才建成的，比如赫拉（Hera）或神的儿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庙堂。
慕尼黑的古代史学者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在阐释奥林匹亚竞技游戏的意义时，是从关注希腊文化的几个特点着眼的。希腊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城邦，这些城邦非常在乎其政治独立性。即使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殖民时代，当环地中海和黑海建立起许多新城市时，希腊人也未建立大帝国，而是通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来抗击城邦的内外敌人。独立的城邦需要沟通场所，以保持其文化共性。诸神的圣殿便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场所。偏远的奥林匹亚的优势在于，它的崛起让希腊各城邦都无法占地利，其圣地地位在全希腊受到承认。[4]引人入胜的体育比赛提升了圣地的声望，反之亦然。无论是在古老的贵族文化中，还是在民主时期，公众和竞技比赛在大希腊（Magna Graecia）都起着重要作用。各城邦的竞争与其说是通过战争，还不如说是通过体育竞赛来进行的。文化史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竞赛体现了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塑造了竞争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是希腊文化的原动力：抗争、公开竞赛、成就、志向。
希波战争时，在最后时刻，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结盟，使战争发生了转机，首先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取胜，然后于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Plat?a）再胜。得胜将军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于公元前476年参观了奥林匹亚，在那里他被人们当作英雄来拥戴，很多运动员因被他抢去了风头很恼火。由于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成功地抵抗了来自波斯的危险，人们想出一个主意，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圣殿设立一个仲裁法庭，来和平解决希腊内部的纠纷。考古挖掘出的文献中就找到公元前476和472年的两个冲裁判决。
奥林匹亚成为所有希腊人和睦相处的象征。在此背景下奥竞赛首次出现术语“神之和平”（Ekecheiria [握手言和]）。公元前476年在历史上是奥林匹亚圣殿的关键年。这一年的意义在于人们开始兴建全新的宏伟的宙斯神庙，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它会成为奥林匹亚的圣地。
古希腊时间：奥林匹亚运动会纪元
随着希腊向地中海区域殖民和抵御外敌越来越需要政治上的协调，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来协调不同的希腊纪元。生活在西西里陶尔米纳（Tauromenion）和雅典的希腊历史学家提马埃乌斯（Timaios）将公元前300年的绝对零点时刻与一份奥竞会获胜者名单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创了以奥竞会纪元的先河。不久，数学家和史学家昔兰尼（Kyrene）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就用臆想的奥竞会之起始时间来纪元。自从公元前776年奥竞会定期举行后，人们就找到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参照框架。历史学家桑索理努斯（Censorinus）和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甚至用第一次奥竞会的举办来标识绝对纪元。这样奥竞会就成为整个希腊史学的基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原来的祭祀节日或泛希腊体育赛事，如所谓的公元前276年的《奥竞会年鉴》（Olympische Chronik）所记载的。[8]奥竞会的开始作为时间长河中的中流砥柱，在希腊纪元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基督教纪元中基督的诞生。甚至罗马人在协调希腊和罗马帝国纪元时，也使用古典的奥竞会纪元。此奥竞会纪元方法流行了数百年，直到古典时代晚期它都影响着人们的时间概念。
体育一开始就和商业暧昧：人民的体育，人民的生意
泛希腊、区域和地方比赛数目之多，以及体育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都表明，在古希腊体育不是小众的事情，而是必须汇集大量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子。这支队伍绝不局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如青年贵族或下层市民。哲学家柏拉图就建议所有的年轻人——当然他指的是男子——参加五项全能比赛，这意味着必须定期参加跑、跳、投掷和摔跤训练。竞技教师还必须掌握心理学和雄辩术。系统培训（Gymnastikos）当然需要专职教练（paidotribai）。诗人品达列举了五种竞技体育专家。在古希腊晚期流行一种被叫做“四体系”（Tetradensystem）的训练方法，四天为一个单元，训练强度各有不同，同时运动员还要吃规定的运动饮食（anankophagia）。希腊的体育场显然对公众开放，在罗马，群众性体育运动则是在巨大的露天公共温泉浴场和帝国时期的私人浴场进行的。这些地方开展的首先是球类游戏，当时还没有各类专用的球类运动场。[30]
公众对体育赛事极感兴趣。公元前5世纪观众座位就已经是阶梯式逐渐升高的了，以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运动员。而在下一个世纪，至少体育场的看台都是由石材搭成的。至于观众对体育所表现出的热情我们知道许多例子，一个有代表性的是来自利姆诺斯（Limnos）岛的诡辩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的描述：“他们尖叫，从自己的座位上蹦了起来，这里有人高举双手，那里有人从地上一跃而起，还有人高兴得和邻座抱在一起，因为真正令人兴奋的比赛，观众是不会保持镇静的。”[31]这位作者本人就得到过殊荣，雅典市为他在奥林匹亚塑了全身像。[32]菲洛斯特拉托斯著有“论希腊人竞技”的论文，重点描述奥林匹亚竞技会，但与其上述形象化描述不同，该论文很长时间仅以片断的形式流传下来，直到19世纪全文才被重新发现。这篇论文的写作时间得以确定，因为文中提到成绩斐然的运动员喜力克斯（T. Aurelios Helix），他曾是213和217年的奥运冠军，219年他又摘取了罗马卡比托利欧（Kapitolien）运动会的双料冠军。[33]
体育热的持续不仅导致体育设施的兴建，也出现了“体育用品制造业”，此行业制造比赛和训练必需的器械。如果说跑步时——因为运动员是裸跑——还不需要什么装饰品，五项全能中跳远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带把手的助跳器（halteres）是专门为跳远制作的。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表明，这种助跳器有铅质或粘土的，其重量在1.5和4.5公斤之间。同样，铁饼也是纯粹的体育器材。它们——在形状相似的情况下——重1.4至4.8公斤。估计在同一场比赛中，运动员使用的铁饼是一样重的。标枪比赛中使用的标枪比战争中使用的长矛要轻得多，它们大约有指头那么粗，长度相当于身长，其顶端被磨钝，以免发生意外。
罗马的野蛮：角斗士游戏
在社会学意义上，如果试图从一种游戏或某种特定的运动项目来解释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希腊的奥竞会、巴厘岛的斗鸡或是美国的棒球比赛（见引言）——那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游戏（Gladiatorenspiele）[此词来源：gladius=剑；gladiator（角斗士）=剑客]则是不二选择。在罗马帝国的核心部分和外省，大斗兽场（Kolosseum）及其他圆形竞技场与圆形剧场（Amphitheater）首先是为这种游戏建造的。许多罗马作家质疑希腊竞技赛或是罗马戏剧，但即使在共和时期，更不用说在帝国时期——除了哲学家塞内卡[45]外——没有著名作家拒绝过角斗士游戏。甚至连古罗马晚期的基督教作家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担心角斗士的灵魂能否得救，但却不敢撼动角斗士游戏，因为它是罗马众口一词受到称赞的伟大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到底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礼物）大概起源于罗马之前的伊特鲁里亚。为了荣耀死者，伊特鲁里亚人的殡葬仪式包括“死亡游戏”。输家必须付出生命作代价，穆内拉在一定程度上是献给神明的祭品。后来这种游戏变成了送给参加纪念活动者的礼物，再后来更成为给公众的礼物了，输家也并非一定要死了。它们纯属私人创意，从来都不是官方祭礼的组成部分。公元前264年，罗马的一次葬礼上有三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这是最早的角斗记载。这种习惯受到青睐并首先由贵族采纳，各家族之间争相举办场面最壮观的角斗士游戏。公元前216年举行的李必达（M. Aemilius Lepidus）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根据维特鲁威的见证，约公元前200年在罗马广场改造时就已经考虑到举办角斗士游戏的需要了。[46]凯撒（Gaius Iulius Caesar）于公元前46年为庆祝其胜利所举办的角斗士游戏，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其辉煌程度上都是登峰造极的。这场庆典是以其妹妹的葬礼为借口举办的。罗马角斗士游戏的举办者其实对其祭礼缘由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让此游戏与葬礼脱离了关系，而是用它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他们竞选某个重要职位（市政官、财务官、行政长官）的话。
在共和时期角斗士游戏的重要性已有增加，这在以下措施上可见一斑：自公元前105年起，为了提升部队的斗志和效率，角斗士被接纳为罗马军团的教官。公元前42年开始，一些地方行政官开始允许在官方举办的活动中插入角斗士游戏。公元前22年，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重新颁布了全国所有大型活动的实施办法。他规定，角斗赛每年由行政长官组织举办，参加的角斗士数量不得超过120对，以结束举办者间的割喉式竞争。至此，角斗士游戏与葬礼的关系正式终止，它成为罗马人的民族体育，这种国家娱乐项目为罗马的节日日历提供了框架。克劳狄（Claudius）皇帝最终将举办年度角斗士游戏的工作委托给财务官委员会。公元80年，图拉真皇帝为庆祝战胜达契亚（Daker）人举行的角斗士游戏无疑是成本最高的，123天内投入了1万名角斗士。[47]
帝国时期说起“面包和娱乐”，娱乐首先指的就是角斗士游戏。为什么这种游戏对罗马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角斗士实际上是由一些这样一些人充当的：即奴隶、战俘和重罪囚犯。当然也有志愿者，他们宣誓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一种类似奴隶的身份。他们这样做有时是有难言之隐，但更多情况下是出于冒险欲望，想一举成名。志愿者和其他角斗士一样要在训练营接受培训，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罗马的ludus magnus（大角斗培训学校），它可同时容纳2000名角斗士。此外，帕加马（Pergamon）、亚历山大和卡普阿（Capua）亦有大型角斗士学校，但仅罗马一地就拥有其他几个培训中心。角斗士们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斗士。这些体魄健壮的运动员魅力无比，有妇女为了角斗士宁愿抛弃原有的家庭。这项运动本身也非常有吸引力，以致一些罗马上流社会成员愿意以角斗士身份出场。年纪较老的皇帝提比略（Tiberius）把所有自愿充当过角斗士的骑士阶层和元老院成员从罗马驱逐出去，然而，年轻的皇帝康茂德（Commodus）作为一国之君甚至亲自上了擂台，因为他想“让竞技场赢家的光彩再沾些帝王气”。[48]无论是用捕网（retiarii ）和三叉戟的运动员，还是用短剑和圆盾（mymillones ）的运动员，进行这种搏斗其实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们可能终生致残，在自愿弃权情况下——每个角斗士都可以举手中断搏斗——由角斗场的观众决定角斗士的生死。他们并非总是投票让角斗士去死，这一点从一位角斗士的墓碑上可以看出，这位名叫弗拉摩（Flamma）的角斗士曾四次获释，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做角斗士。在他位于西西里的墓碑上写着：“弗拉摩，轻装角斗士，活了30年，参加过34次角斗，赢了21次，平了9次，输了4次，他是叙利亚人。德里卡图斯（ Delicatus）让人立此碑纪念他这当之无愧的战友。”[49]
对奴隶、罪犯和战俘而言，被光荣释放的激励——如果他们存活3年以上，就保证能获得自由——通常却只是个模糊的前景。因为作为角斗士每年必须大约赢得两到三次博斗，这意味着在赛场一共要胜出六至九次。此后还得在训练营再服务两年，但不用再去角斗场。作为获释者他们是享有最低权利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或服兵役。这种限制的原因之一是：成功的角斗士——犹如今天的体育明星——人气太盛，又拥有财富，会成为一种政治因素。作为英雄他们体现着罗马民族的美德。能够获胜的角斗士拥有勇气和勇敢、纪律和战术、推断力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正是罗马秩序优于其敌人的地方。游戏的组织者和观众在获胜者身上寻找认同，用他们的英雄行为验证自己的想象。游戏自然是为了提供娱乐，但同时观众在共同经历的惊心动魄以及随后的评判仪式中又可以体验一种归属感，即对罗马、皇帝或各省精英的认同。也正是因此，角斗士搏斗——连带其相关建筑竞技场——能够在整个罗马帝国传播。它与罗马帝国是并荣并衰的。
斗兽
在角斗士游戏的文化框架下，不那么受欢迎的田径比赛也在罗马举行，摔跤手和拳击手们登场表演，当然还有受欢迎的追猎以及和充满异国情调的非洲大型哺乳动物格斗，如狮子、豹子；河马、犀牛和长颈鹿则比较少见。这类表演对物流有很高要求，因为先要在非洲内陆捕获动物或是在北非动物市场购买它们，然后再用船把它们运往意大利。途中以及在目的地的喂养和照料都需要专家，因为这些昂贵的精彩节目的“演员”不能在演出前就死掉。这类演出的重要性从一点上即可看出：帝国时期在圆形竞技场为运输这种大笼子修有专门通道和提升系统，这一方面昂贵和费时，另一方面也要求有相应的新技术作为解决方案。异国情调的动物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会因新奇引起轰动，对观众来说，它们的强壮和高大会形成刺激，而它们的异国情调则可成为帝国辽阔与皇帝伟大的明证，是皇帝让人们能享受到这种乐趣。
首次追猎游戏（本为狩猎，后来变成在人工条件下对动物的斗杀）是在公元前186年，罗马还处于共和时期。当时对与国家祭礼有关的游戏进行了拓展，为了娱乐观众，让63只非洲猫科动物、40只熊和几头大象互相厮杀。[50]很快这类表演就发展成人与兽的搏斗。独裁者苏拉（Sulla）统治时曾把100多头狮子放进一个临时的圆形竞技场，让非洲弓箭手射杀它们。他的门生庞培（Pompeius），凯撒的对手，曾在五天内送700只动物去搏斗。此时这种大型活动与国家祭礼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叱咤风云的凯撒组织的斗兽长达5天，对垒双方各由500名男人、20头大象和300名骑手组成。尼禄发明的condemnatio ad bestia（被罚给动物）则是人兽大战，为了娱乐观众，把判处死刑者放到圆形竞技场中让野兽咬死。这实际上是用动物来行刑。
罗马帝国的兴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直接反映在斗兽的规模上。皇帝奥古斯都在其长达41年的执政期一共送了约3500只动物去参加斗兽，而提图斯皇帝仅为庆祝斗兽场落成一次就动用了5000多只动物。公元106年为庆祝战胜达契亚人，图拉真皇帝送11000只动物去圆形竞技场，这一巨型活动标志着此项体育运动的高潮。到皇帝普罗布斯（Probus）于公元281年庆祝胜利时，动用的动物仅有600只。虽然皇帝君士坦丁一世（Konstantin I）在公元325年就颁布了第一道禁止斗兽的诏书，但由于民众和罗马贵族一致反对，经过几十年这道禁令才得以贯彻。在最后一位罗马皇帝退位后仍有斗兽活动举行，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斗兽是公元523年由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h der Gro?e）组织的。
随着大型圆形竞技场的建造，斗兽固定在露天竞技场举行。在举行大型角斗士游戏时，一般第一天上午留给斗兽活动，也就是与动物有关的内容。首先让尽可能具有异国情调和危险的动物互相厮杀。中间可插进对极为珍贵的动物的展示，尽量以驯兽的形式进行。还包括喜剧性穿插表演，由演员披着兽皮——如熊皮——出场。上午节目的高潮是斗兽，由专门一类与动物搏斗的角斗士（bestiarii）出场表演。这种表演与斗牛最接近，在西班牙的一些地区和拉丁美洲如今仍在举行这类活动。上午的压轴戏是死囚入场，由野兽来行刑。真正的角斗士游戏下午才开始。
整个角斗士游戏中斗兽无疑属于不那么受欢迎的部分，同样，专门与动物搏斗的角斗士也不是最受爱戴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表演危险度较低，因此他们所体现的罗马美德在程度上就不够。帝国时期马赛克地板上对追猎场面的表现逐渐增多，这似乎表明追猎越来越受欢迎。角斗士的斗兽事迹在整个帝国被荣耀地展现在马赛克地板上，从北非到黑海或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在一些保存得格外完好的著名别墅中，如罗马的博尔盖塞别墅（Villa Borghese）或德国萨尔州摩泽尔河畔的嫩尼希别墅（Villa Nennig）[阿尔卑斯山北部现存的最大马赛克地板]，斗兽在众多主题中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然描绘动物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发挥空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主题的选择不可能没有委托人的同意。
大斗兽场，即椭圆形露天竞技场（Amphitheater）会成为罗马帝国受欢迎的体育竞技场，这显然是维特鲁威未能料到的。在他最后一本书中不太重要的地方，在论述机械装置时提到大遮阳天篷，这种篷保证了在罗马炎热的夏天能够启用竞技场。拉丁词arena（比赛场地）来源于“沙”这个字，因比赛场地要撒一层沙。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第一次提到Amphitheatron，实际上指的是“双剧场”或“由两部分组成的剧场”，其意思是：由两个半圆形古典剧场（theatron）合并成一个大椭圆形的建筑。
令建筑史学家们感到惊奇的事实是，比较完整的椭圆形露天竞技场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出现了，因此他们提出以下问题，公元前3世纪起是否一定有作为原始形态的临时性木结构建筑存在过，它们在表演时可以在市场上搭起来，演出后再拆除。作为基本类型，一种是在地上或岩石上挖建的宏大椭圆形露天竞技场，像希腊剧院和体育场一样它们利用自然地形。两处最早的露天竞技场属于这种类型，它们分别挖地而建（公元前70年，庞贝[Pompeji]）或凿石而建（公元前50年，苏特里[Sutri]）。后一种类型如弗莱文露天竞技场，直到公元8世纪它才因其宏大规模被称为大斗兽场。
罗马的第一座露天竞技场于公元前52年——还在共和时期——由一位元老院议员提议修建。其命运不详，因为直到公元前29年在罗马玛尔斯区（Marsfeld）修建下一个露天竞技场时，人们只知道古罗马广场上有一些为游戏搭建的临时性木结构建筑。如果皇帝奥古斯都确实已经计划修建大型露天竞技场，像御用史官苏埃托尼乌斯说的，不可思议的是，其建筑师维特鲁威对此设想并未给予关注。公元57年尼禄让人重新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竞技场，但几年后罗马大火时被烧毁。直到弗拉维王朝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皇帝时期才终于建成了斗兽场。公元80年首次投入使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它一直是斗兽游戏的观赏场地，如今人们还能欣赏其遗迹并在里面举行一些文化活动。这座巨型建筑可容纳5万名观众，在古代世界它是最大的露天竞技场，完全由砖石砌在平坦地带，在技术方面也堪称是壮举。它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有房间、走廊、起重装置、升降装置和水箱，它们不仅保证了在观众看不见的条件下运送沉重的布景和兽笼，而且甚至能将水引入表演区，形成一个湖，表演海战的场面（Naumachien）。[62]
斗兽场是意大利建筑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并成为后来所有露天竞技场的蓝本。这种类型的建筑在1世纪时很流行，主要见于帝国拉丁部分的北非-不列颠-潘诺尼亚（Pannonia） 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帝国的希腊东部原有的体育场和跑马场已经是现成的体育设施，并有相关的运动项目。在希腊东部想要引进罗马角斗士游戏的地方，有时会对已有的剧场进行改建（如在多多纳[Dodona]和科林斯），但新建的露天竞技场则比较少见。相反在帝国说拉丁语的西部，露天竞技场成为新体育设施的主导形式。共和时期约有15座露天竞技场，帝国时期又增建了数百甚至上千座露天竞技场。即使在意大利较小的城市，如庞贝、波佐利（Pozzuoli）或维罗纳（Verona），赛场中也能容纳两到三万狂热观众，卡普阿的露天竞技场甚至能容纳四万人。
但这种巨大的体育设施不仅存在于意大利，今天很多地方还能见到，如法国（阿尔勒[Arles]、波尔多、布尔日[Bourges]、利摩日[Limoges]、尼姆[Nimes]、尼斯[Nizza]、巴黎、桑斯[Sens]、图卢兹[Tours]），西班牙的卡塔赫纳[Cartagena]、科尔多巴、梅里达[Mérida]、塔拉戈纳[Tarragona]，英国的切斯特[Chester]、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多切斯特[Dorchester]、伦敦、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德国的如特里尔、克桑滕[Xanten]，瑞士的阿旺什[Avenches]、奥格斯特[Augst]，奥地利的佩特罗内尔-卡农图姆[Petronell-Carnuntum]，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克罗地亚的普拉[Pula]、索林[Solin]，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Durr?s]，保加利亚的希萨里亚[Hisarya]、普罗夫迪夫[Plovdiv]、索非亚、旧扎戈拉[StaraSagora]，当然还有北非。如今在突尼斯艾尔迪约姆（El Djem）仍旧保持得非常完好的露天竞技场同样能容纳3万名观众。利比亚的昔兰尼[Cyrene]、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托勒密[Ptolemais]和萨布拉塔[Sabratha]，阿尔及利亚的歇尔谢尔[Cherchell]、兰姆贝斯[Lambèse ]、泰贝萨[Tebessa]、提帕萨[Tipasa]，摩洛哥的里可苏斯[Lixus ]，叙利亚的布斯拉[Bosra]，黎巴嫩的巴特伦[Batroun]和今天的土耳其的帕加马。至今可算保存完好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遗址大约有230处。[63]
基督教的敌视运动
德尔图良说，竞技是对魔鬼的崇拜
清教徒在17世纪初烧毁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体育之书》，因为把一周中唯一闲暇的礼拜天用来进行体育运动，这在他们看来是蔑视神圣的[64]，他们这样做是在继承基督教敌视身体的悠久传统。北非作家特图里安（Quinto Septimio Florente Tertuliano） ，在教会史中以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名字（Tertullian）著称，在其《论游戏》（De spectaculis，约写于公元200年）中，把所有古希腊罗马体育场馆——体育场、跑马场和露天竞技场，也包括剧场——中的训练和游戏都称作魔鬼的。德尔图良的论文在随后的1500年中成为评判所有休闲娱乐的基础，他对希腊和罗马文献了如指掌。他既知道每项运动种类，也清楚它们在什么地方进行，因为在改信基督教之前他曾亲自观看角斗士的搏斗。他具体提到跑马场中的赛马和战车比赛，露天竞技场中的角斗士游戏和追猎，体育场中田径选手们的跑、跳、投比赛。所有这些活动——也包括戏剧表演——均被等同于邪神崇拜（idolatria），因为它们的产生与异教的偶像崇拜有关，而且希腊和罗马竞技比赛的地方仍旧是恶魔的栖居地。因为异教的神明对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就是恶魔。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奥竞会——和其他一切体育活动一样——不外乎是对魔鬼的崇拜。[65]
德尔图良的论文今天读起来可能在许多方面显得深奥，但它不仅写得精彩，实际上它确实探讨了一些核心问题。一些基督徒的认为上帝的话语中并未明令禁止游戏，所以也该允许去露天竞技场、跑马场和体育场看各种比赛和游戏。但德尔图良继承了希腊哲学和拉丁神学的雄辩滔滔，甚至可说是强词夺理。德尔图良首先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证：希腊和罗马竞技游戏都源于敬拜异教神明的节日或异教的死亡祭仪。尽管对死者的祭奠后来又加上了对活人的庆贺，但它们仍旧难脱邪神崇拜的色彩。第二他从神学上进行论证，指出所有举行比赛的地方都是异教神明的圣地，因此比赛也是为了对这些神明表达崇拜。第三他在希腊情感论——当时的心理学——基础上从道德角度论证，体育以及戏剧活动容易引起强烈的感受，如暴怒和痛苦，这有悖基督教的规矩：“如果我们不该暴怒的话，那我们就要远离任何类型的演出，也包括赛马，在那儿暴怒是家常便饭。瞧瞧那些来看这种比赛的人吧，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冷静了，他们喧闹狂吼，疯疯癫癫，更因下赌注而激动万分。”[66]
尽管德尔图良的小册子中有不少激进观点，但也有一些论据我们今天仍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比如涉及备受尊敬的比赛明星的悖论：一方面男人们愿意为他们奉献自己的灵魂，女人们则愿意奉献自己的身体，可在法律上他们却受到贱民的待遇：“一个多么颠倒的世界！他们喜欢那些被羞辱的人，不尊敬他们为之鼓掌的人，他们庆祝艺术，却给艺术家打上耻辱的印记！”[67]德尔图良首先抨击的是，人们将那些人送往斗兽场喂野兽的行为：“谁能向我保证，这些被判与野生动物殊死搏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赴死的人一定有罪，难道这种惩罚不会落到一个无辜者身上吗，无论是法官公报私仇，还是辩护不力，或是严刑拷打下的屈招？”[68]此外德尔图良对体育粉丝们的心理变化的观察也值得注意，比如他们（或我们）在体育场所发生的自相矛盾的变化，“同一个人，在街上看到动手打架会去劝，或至少鄙视这种行为，但在体育场中却会对重拳相向而鼓掌。”[69]对这种平常少见的偶像崇拜、狂热和残忍的杂糅，其他教父们同样清晰地进行过谴责。这里引用同样生于北非的奥古斯丁的一段话：“他们如魔鬼一样渴望争斗的上演，他们用自己的呐喊挑逗别人互相厮杀。”[70]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晚期的神学大家们却会使用体育中的隐喻，以便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例如，出生在特里尔的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ius）谈到神职授任时说：“你已经成为受膏者，就像是上帝的一名运动员，像一个即将挑战这个世界的摔跤手。”而教父奥古斯丁则使用了相同的隐喻：“膏油象征着，我们是与魔鬼搏斗的摔跤手。”[71]
基督教终结了古希腊罗马的竞技
基督徒最初在罗马帝国只占少数，其神学家们的观点也少有影响。就连3世纪末的自然灾害，如一次大地震也未给奥竞会带来任何损害。那些昂贵的祭拜中心的基础设施不断得到维修、保养和扩建。公元300年左右，为了改善运动员和观众的卫生条件建了一个新的澡堂。随着基督教越来越受到认可，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反对也逐渐有了成效。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认为战车比赛要好过角斗士游戏，因为它不那么强烈地让人想起异教祭礼。在其新建的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即帝国的首都，他扩建了古城拜占庭的社会中心——跑马场，使之成为一个长450米的巨大体育场，可容纳10万观众（即现在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皇室可通过直接通道从附近的皇宫进入皇家包厢（如今那里矗立着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俗称蓝色清真寺）。作为跑马场的装饰曾有一座镀金的青铜马车雕塑，它由四尊真马那么大的马匹雕像拉着，1204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时这座雕像被偷偷运往威尼斯。今天它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的正门上方。从建筑结构上看，这座竞技场更类似于罗马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而不是像希腊的开放式战车赛道，整个中世纪它都是君士坦丁堡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社交中心。[72]
在皇帝朱利安（Julian）治下——他再次恢复了多神信仰，这导致了异教祭礼的繁荣发展——奥竞会也经历了最后一次辉煌。当然基督徒们也参加比赛。奥竞会最后一位我们所知道的留下名字的金牌得主，是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王子瓦拉斯坦茨（Varazdates），在385年举行的第291届古代奥运会上他赢得了拳击冠军。[73]可能后来还举行过一两次奥竞会（估计在389年和393年），但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
总之，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391和392年多次颁旨禁止任何形式的异教祭礼，394年则明令禁止奥竞会。[74]此禁令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就是这位皇帝在390年曾耗巨资让人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运到君士坦丁堡，安放在跑马场中，至今它仍旧矗立在那里。他想藉此继承君士坦丁皇帝的传统，让战车比赛成为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支持的事，从而使这项运动不怕教会的攻击。
狄奥多西一世揭开了晚古时期的新篇章，因为他实际上将基督教作为新的国教加以引进。因此在基督教史书中他获得“大帝”称号。他在去世前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拉丁西部和希腊东部，从此这两部分彼此分离，两部分对运动的态度也有了不同发展。[75]393年禁止奥竞会的法令在东罗马帝国并未取得决定性效果，所以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426年不得不再次禁止奥竞会，并关闭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毁了圣殿。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反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禁止建设新的犹太教堂，并于438年下令将所有犹太教堂转变为基督教教堂。另一方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没有受到迫害，只要体育锻炼与异教神明崇拜无关，就不受干扰。皇帝本人死于一次骑马意外事故，摔断了脊椎。[76]
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从大约400年起有象征意义的奥林匹亚圣域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大概哥特人的战争活动就已经给这片圣地带来破坏，他们的国王亚拉里克一世（Alarich I.）率军在希腊征战时曾一路掠夺。宙斯神庙虽然没有受到破坏，但此后从前的宗教圣地建起了工匠们的住房和作坊。基督徒们在奥林匹亚落户，他们在一个用以前的行政建筑改建的专门大厅里举行礼拜仪式。已有的基础设施——水管、浴室和厕所——十分诱人。其中一间浴室被改造成基督徒的酒窖。在中世纪早期奥林匹亚又成为拜占庭帝国西部边境的军营。在民族大迁徙的混乱时代，该地先后被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斯拉夫人占领，在6世纪的地震和洪水后最终变得无法居住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片荒芜的圣地曾被泥沙掩埋。
在罗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三世再次禁止竞技游戏，角斗士游戏和追猎延续到5世纪。最后一次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举行的战车比赛是在549年。[77]
拜占庭：永远的战车
尽管奥竞会和其他与异教祭礼有关的体育比赛遭禁，但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面包和娱乐”口号仍在继续。跑马场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该城的社会中心，直到奥斯曼帝国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具吸引力的是战车比赛，四个车队定期举行对抗赛，比赛由不同的派别（demoi）赞助，为了彼此区别，他们各有属于自己的不同颜色：蓝派（ venetoi），绿派（prasinoi），红派（rousioi ）和白派（leukoi）。跑马场不同派别的颜色影响着粉丝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饰，就像今天伊斯坦布尔的三大足球俱乐部加拉塔沙雷（Galatasaray）、费内巴切（Fenerbah?e）和贝西克塔斯（Be?ikta?），与这种派别相关的还有政治，有时甚至是宗教问题，但体育赛事一直占有核心位置。每个团队可以拥有两辆战车，所以定期有八位车手参加战车比赛。比赛吸引了大批群众前往跑马场，并让他们群情激昂，赌注也很大。
和罗马的情况一样，跑马场的赛事不仅仅是体育活动，它们把皇帝、皇室、帝国掌权的政治家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民众可以在跑马场的巨大背景下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满意或不满。体育赛事作为框架为政治讨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立的绿派和蓝派是首都势力最大的两个派别，晚古时期它们分别把白派和红派变成了自己的小伙伴，它们一再作为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出现，从而引起很多骚乱或暴动。
最严重的骚乱是532年发生的尼卡暴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是“蓝派”的粉丝和支持者，他上任后以惊人的强硬手段镇压了抗议增税的闹事者。531年绿派和蓝派的几个成员因谋杀在一场战车赛后被捕，两名首领随后被处死，532年1月13日一群恼火的民众来到跑马场辱骂皇帝。在第22次战车比赛后，绿派和蓝派一致呼吁释放被监禁的粉丝们。高喊着“尼卡，尼卡”（“胜利，胜利”）他们冲出跑马场，袭击了市府大厦。当第二天的战车比赛被取消后，骚乱开始，跑马场的木制长椅和售货走廊被付之一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包围了皇宫，市政大厅、帝国广场和皇宫均遭火焚，大火烧毁了部分城市，街上还爆发了巷战。叛军宣布拥立叙帕提乌斯（Hypatius）为皇帝，他是前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的外甥。查士丁尼已准备出逃，但据说他的妻子，影响力强大的狄奥多拉（Theodora）皇后——她的父亲是跑马场蓝派的训熊师——说服了他，她说王冠只要没死就不能放弃。[78]然后皇帝委托他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去进攻跑马场的叛乱分子。人缘不错的太监纳尔塞斯（Narses）带着一袋金子来到跑马场，他提醒蓝派的首领，皇帝一直支持他们这一派。而反对派皇帝叙帕提乌斯则是支持绿派的。此论据再加上黄金作用很大，让蓝派离开了跑马场。皇帝的军队开进跑马场血腥镇压了起义。据目击者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kopius）的记载，这次战斗共有3万人丧生。出于谨慎和对首都居民的惩罚，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在跑马场举行战车比赛。[79]
但不久后，跑马场的派别和战车比赛重新获得其影响力。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Maurikios）于 602年死于叛乱，起义部队争取到绿派站在自己这边，并让蓝派保持中立。皇帝与他的全部家人一起被杀，哗变的首领福卡斯（Phokas）当上了皇帝，他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篡位成功者。当福卡斯试图削弱绿派的影响力，转而支持蓝派时，其立场的变换导致了帝国内战。跑马场各派别的权势在拜占庭帝国的马其顿王朝 掌权后告终，该王朝在9世纪改组了跑马场的管理。马其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ios I.）因狩猎受了重伤而死于高烧。[80]13世纪时——在城市经过欧洲军队掠夺后——战车比赛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跑马场也日渐荒芜，只是偶尔用来举行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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