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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北大教授钱理群“退思录”之七，发表“向学术告别，向青年告别”宣言以后的最新结集，以鲁迅为原点，重新反思当代中国的命运与未来。
百家小集，名家云集。百家小集第二辑收入钱理群、十年砍柴、傅国涌、萧默、单世联、王学典、来新夏、陈行之、程映虹、周志兴等名家思想随笔。
百家小集：历史的倒影（十年砍柴 著）
百家小集：秋风吹不尽（萧默 著）
百家小集：无语江山有人物（傅国涌 著）
百家小集：一个人的战斗（单世联 著）
百家小集：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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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与鲁迅面对面》为钱理群教授发表“向学术界告别，向青年告别”以后的最新文章结集，是钱理群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之外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是为“退思录”之七。全书纵论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志愿者、中学语文教育创新、农民工、知识分子本分等问题。《与鲁迅面对面》体现了钱理群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把自己“烧在里面”的解剖，以鲁迅为原点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命运与未来，力图超越现实，呼唤生命的意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与鲁迅面对面》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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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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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1月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北京大学毕业，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2002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论北大》《鲁迅九讲》《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我的精神自传》《生命的沉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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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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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与鲁迅面对面
002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026 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辑二.给生命以意义
048 给生命以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081 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099 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105 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114 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121 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 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130 最适合坚守的人—— 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辑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156 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63 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在《国士——牟宜之传》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68 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182 “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
189 赞“胡说八道老来风”——在《林鹏随笔》出版座谈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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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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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我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引发了许多思考。下面就具体地谈谈我的学习心得，和诸位分享。大概有七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结果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反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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