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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幸福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
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经典力作。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联袂推荐。
湛庐文化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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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是合理的?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活下去?如果幸福不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还有什么用?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莱亚德向幸福发问,用15个问题直指我们个人与社会的心灵。本书结合心理学、经济学、脑科学、社会学和哲学,帮我们形成对这些问题的全新看法。书中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将对我们如何能过得更好这一问题作出全新阐释。
联合国倡导以“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莱亚德是这项提议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他将心理学、脑科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政策领域中,让幸福的科学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提升幸福感的指导方针。本书是对这项提议的全面解读,相信会给转型中的国人以启迪和开悟。
众多知名学者、专家推荐。英国著名记者安德鲁·玛尔:叛离正统,绝对坦率,比99%自称“刺激思考”的书更能激发真正的思考。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这本语言生动、充满趣味的新书,虽然不会让传统经济学家感到高兴,但的确会令所有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活下去。《观察家》: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不但要用眼读,还要用心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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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理查德·莱亚德
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提出并推动政府践行“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这一理念。
英国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团成员,工党“终身贵族”,被授予爵士称号。
联合国大会《世界幸福指数报告》起草者。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幸福行动力”运动已经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超过30 000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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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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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版序 新科学带来的启示
第二版序 幸福行动力
| 第一部分 |
幸福的难题
第 1 章 美好生活的源泉在哪
一旦维持生计所需的经济收入有了保障,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就不太容易了。通过整合来自积极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依据,我们将获得一个关于如何能更好生活的新视角。每个政府都应该重新评价自己的目标,每个人也都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
第 2 章 谁能给幸福下个定义
幸福是一种客观的感觉吗?幸福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吗?持久幸福的真正来源到底是什么?目前,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利用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征服自己,得到更多我们想要的幸福。
第 3 章 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都幸福吗
从 1950 年开始,尽管生活条件大大优于过去,但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相对来说,在接近温饱水平的贫穷国家里,收入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 4 章 为什么钱多了,我们却没有更幸福
从 1972 年开始,美国人的实际人均收入几乎翻倍了,但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十分满意的人数百分比却下降了。原因何在呢?其实,是社会比较和习惯化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知觉。
第 5 章 到底什么能让我们幸福
基因和成长经历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但这往往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正在经历的生活本身对我们的影响。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导致了彼此幸福感的差异呢?年龄、性别、智力对个体的幸福感有影响吗?
第 6 章 科技进步是幸福的杀手还是助燃剂
不丹是一个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高处的田园诗般的佛教王国。1999年,不丹的国王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允许电视进入不丹。人们很快便发现,离婚、犯罪和吸毒等情况急剧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吗?如今,它却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第 7 章 我们能够追求共同的利益吗
在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合作是每天的主题,人们愿意放弃短期的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集体目标。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了共同的长期利益,人类的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 第二部分 |
幸福治疗国家
第 8 章 人民幸福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吗
幸福是不言而喻的目标。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幸福很重要,我们无法说出什么外在的理由,很重要就是很重要。
第 9 章 经济学能指引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吗
在政府决策方面,经济学提供了精确的成本效益分析工具。但标准经济学的人性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它主要基于过时的行为主义。如果经济学能吸收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幸福将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
第 10 章 如何改善永无休止的竞争
社会地位对身体健康会产生影响,社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平均寿命要长4.5岁。对地位的渴望是完全自然的,但它给我们人类追求更幸福的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因为总的社会地位是不变的。
第 11 章 我们有能力获得安全感吗
相对于失去100元的痛苦,我们需要得到200元才能平衡。或者说,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是得到同样一件东西所获得的快乐的两倍。人们讨厌失去,喜欢安稳。
第 12 章 情绪可以通过训练积极起来吗
如果你想成为一位顶尖的小提琴家,你需要在18岁以前练琴10 000个小时,并有一位实力派的老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大脑,增加了相关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数量。同样,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快乐的能力。
第 13 章 药物能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吗
弗洛伊德在将近40岁时开始通过生理角度来理解并治疗精神疾病。即使在当时科学工具并不强大,对大脑化学机制的理解也很缺乏的情况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心理过程有其内在的分子机制。
第 14 章 关于幸福的 12 个真相
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新世界里,对于提升幸福感,有哪些是我们能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呢?一个威胁和压力更少,并能真正通过科学消除不足的更美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将目标转移为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我们应该采取些什么不一样的行动呢?
| 第三部分 |
因“幸福”而起的争论
第 15 章 怀疑论者是对的吗
一方面,幸福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对幸福感的兴趣急剧增加;但另一方面,关于幸福的学术争论愈演愈烈,出现了很多的幸福怀疑论者。他们不是怀疑幸福本身,而是怀疑幸福是否可以通过个人力量获得。
第 16 章 转折的时刻到了吗
询问美国大学新生“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65%的人回答说“创造人生的意义”,有45%的人回答说“很有钱”。但到了80年代,两个数字调换过来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是时候减少物质主义,更关注内心生活了。
致谢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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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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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新科学带来的启示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热爱我的职业,它也很适合我。经济学将一个社会的购买力的变化等同于其幸福感的变化,至少大体如此。然而我从不接受这个观点,并且过去50年的历史也证明了它的谬误。
新的与幸福相关的心理学使我们能够重新构建一种新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基于研究证据而不是主观臆断。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是合理的?结合这门新的心理学以及经济学、脑科学、社会学和哲学,我们将形成对这个问题的全新看法。
一个勇往直前探索新视角的时代到来了!这本书将对我们如何能过得更好这一问题作出全新阐释,书中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虽然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这些观点仍有完善的空间,但我希望它们能够促进转变,使一个重视人们感受的时代早日来临。尽管这一转变已经姗姗来迟。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无私的帮助。心理学家、神经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当然还有经济学家,所有这些共同期望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人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我将在后面再一一致谢。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用的话,我希望它的作用就是创造更多的幸福。
理查德·莱亚德于伦敦
第二版序幸福行动力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2005年。到如今,幸福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并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现在,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开始质疑用财富来衡量生活质量的恰当性,已经有很可观的一部分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对生活发自内心的感受。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但至少谈论人们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不再会让人觉得好笑。关于如何衡量生活质量的争论正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着。
因此,是时候出这本书的第二版了。在这个版本中我陈述了自己对这个争论的观点,回顾了一些重要的新证据,并记录了幸福运动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我没有重写书的主体部分,而是在后面加了一个新的部分。
这本书再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我收到了许多信,有的表示感动,更多的表示欣赏。许多人问:“你在进行一项运动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不是,但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改变了我的想法。公众的观点虽然在转变,可是太慢了。仍然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痛苦没有受到关注,而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话题却吸引了巨大的注意。
现代科技使得动员人们进入正确的轨道比从前更容易了。所以,包括我的两个博学多才的朋友杰夫·马尔根(GeoffMulgan)和安东尼·塞尔登(AnthonySeldon)在内的我们一组人发起了一项名为“幸福行动力”(ActionforHappiness)的运动。我将在最后一章中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希望它成长为一支世界范围内的为幸福而战的生力军。我绝不怀疑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幸福的世界。有了你的帮助,我们一定会!
理查德·莱亚德于伦敦
第4章为什么钱多了,我们却没有更幸福
比自己妹夫每年多赚100美元的人就是一个富人。
H.L.门肯|H.L.Mencken
假如让你从下面两个物价一样的虚构世界里选择一个居住,你会选择哪个呢?
●第一个世界:你每年赚50000美元,而其他人每年平均赚25000美元。
●第二个世界:你每年赚100000美元,而其他人每年平均赚250000美元。
一组哈佛大学的学生回答了这个问题,结果大部分人选择第一个世界。只要相对地位更高,虽然更穷,他们也觉得幸福。其他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人们更关注相对收入,会乐意接受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只要相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地位提高了。
人们还会将自己现在的收入与过去的收入进行比较。当被问到需要多少收入时,更有钱的人总是觉得比更穷的人需要的多。
因此,你是否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取决于你跟什么对照群体比较。对照群体有两种:别人的收入和自己过去的收入。第一种情况,社会比较控制着你的感受;第二种情况,习惯化控制着你的感受。
这两种力量根植于人的本性,十分强大,因此经济增长很难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用来做比较的收入水平也会逐步提高。你可以从多年来美国盖洛普调查数据中发现这个现象。在他们的调查中,人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社区,一个四口之家生活所需的钱最少是多少?”图4-1展示了人们报告的“需要的收入”(数据根据生活成本进行了调整),和平均的“实际收入”。由图4-1可知,人们根据自己实际的生活水平快速调整比较的对象。难怪人们不会越来越幸福。
另一项调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从1972年开始,研究者询问美国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满意程度。虽然实际的人均收入几乎翻倍了(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校正),但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十分满意的人数百分比却下降了。
这些事实确实令人沮丧。为了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究社会比较和习惯化的机制。
社会比较
在家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和朋友、邻居一样或者比他们更好。当看到朋友开始举办更多华丽的舞会时,我们会觉得自己也应该那样做。类似地,当他们拥有更大的房子和车子时,我们会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拥有那些东西。当所有人都开福特车时,你会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当有些人有宝马车后,其他人会觉得自己也许也该有一辆。第一个开宝马车的人会感觉非常好,但是当所有人都有宝马车了,他们的感觉和所有人都开福特车基本一样。这个机制可以解释上一章提到的矛盾:在任何社会,有钱人都比穷人更幸福,但是长时间观察,更有钱的社会不会比更穷的社会幸福到哪里去。
类似地,上班时,只要听到薪水的事,我就会拿自己的薪水和同事比较。如果他们的薪水增幅高于通货膨胀,而我的薪水增幅与通货膨胀持平,我会抓狂。这个很明显的心理状态是正统的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它们认为,如果有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而没有人收入降低,那么情况就算变好了,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事实是,我会受伤。
薪水不仅仅是购买东西的工具。我们还会拿自己的薪水和别人比较,以此来看我们有多么地被别人重视以及我们自己有多么珍视自己。我们会和同事比较,也会和其他地方与我们拥有同样职位的人作比较。即使我们不知道他们确切的薪水,我们能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既在意自己的薪水与别人相比是什么水平,也在意绝对的数量有多少。
我们会乐意接受工资减少的唯一情况是别人的工资也减少。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对经济不满意的情况如此之少。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人们表现出极大不满,因为每个月大多数人的工资没有变化,但是也有一批人的工资却急剧增长,远远超过那些工资不变的人。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工资的对象是自己身边的人,而不是电影明星或乞丐。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你的“对照群体”会怎么样,因为你身边的人得到什么,你也可以得到,而汤姆·克鲁斯得到的你不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奥运会中铜牌获得者比银牌获得者对比赛结果更满意——铜牌获得者把自己和没有获得奖牌的人作比较,而银牌获得者却认为自己本可以获得金牌。更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个农民,上帝问他可以帮他什么忙,农民答道:“把我邻居的那头牛杀掉。”
因为比较通常发生在如此近的距离,有些最激烈的争端就发生在组织内部和家庭内部。
·幸福调查·
在组织里,唯一能让员工保持平静的方法就是不公开员工的薪水。在家里,研究发现,配偶赚钱越多,你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就越低。对妇女来讲,如果妹夫的收入比老公的收入更高,自己更可能会出去工作。
换句话讲,人们不仅仅关心收入的绝对数量,更关心与别人相比的相对水平。人们希望自己不落后于邻居,或者可能的话,超过他们。
如果人们选择更优秀的对照群体,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幸福感。现实中的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客观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主观上,人们感觉更糟糕了。一个例子就是东德,1990年后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飞速进步,但是他们的幸福感却降低了,因为德国统一后,东德的民众不再与其他前苏联的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与西德比较。另一个例子就是妇女,相对于男性,她们的收入和工作机会得到了显著增加,但是她们的幸福感却没有相应提升。实际上,美国妇女的幸福感相对于男性而言降低了。这可能是因为,现在她们更直接地与男性进行比较,更关注与男性之间仍然存在的差距。
但是,对照群体在一种情况下是确定的。处于财富顶端的有钱人,他们的对照群体最可能是比他们更穷的人。同时,接近财富底端的穷人,他们的对照群体最可能是比他们更有钱的人。这就解释了有钱人总体上比穷人更幸福的现象。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社会比较影响深远。想象一下最极端的情况,人们只关注相对的收入,而不关注收入本身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除非人们只跟社会地位比自己更低的人比较。但是,如果人们比较的对象保持不变,同时每个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一样,那么每个人的幸福感会保持不变。一个人会因自己比别人更有钱而更幸福,因自己比别人更穷而更不幸福。但因为相对收入保持不变,这两个效果会相互抵消。
那么,与其他人的收入相比,一个人的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呢?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水平,我们可以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
·幸福调查·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其他人的收入都增加1%,你的幸福感会降低13,这等同于当你的收入比其他人增加1%时,你的幸福感会增加的幅度。因此,如果所有人的收入同步增加,你的幸福感会提升,但是如果只有你的收入增加,你的幸福感会提升更多。
另一项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考察了影响你幸福感的真正因素:是你的实际收入,还是你感觉到的相对收入?你“感觉到的相对收入”比实际的收入更重要。这些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
瑞士的一项同类研究发现,你的幸福感仅仅取决于你的收入与期望的收入相比的水平,而你期望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你居住的地区的民众的平均收入。
这些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别人收入的增加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这个基本的心理机制削弱了经济增加提升幸福感的能力。它还引发扭曲的诱因。因为,假如我更加努力工作,然后收入提高,这会使其他人不高兴。但是,当决定用多大精力工作时,我并不会考虑到这一影响。所以,我会更努力工作,超出社会需要的水平,其他人也一样。
等一等,假如我干少些,多休息,其他人会不会因嫉妒我休息而更痛苦呢?不会的。本章一开始提到的哈佛大学研究者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中还给学生们提供了另外一组可能的世界:
●你有2周假期,而其他人有1周。
●你有4周假期,而其他人有8周。
结果,只有20%的学生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说,人们不会相互比较休息的多少,但他们会相互比较收入,而这种比较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人们愿意牺牲更多的休闲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这个问题。需指出的一点是,社会比较对某些人的影响会更大。在一项实验中,被试们和实验主试的代理人坐在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代理人任务完成的好坏对被试的心情影响有多大。毫无疑问,如果比代理人做得更好,被试的情绪变好。但是只有不幸福的人的情绪在自己比代理人更差时情绪会变坏。因此,幸福的秘诀之一就是不要和比自己优秀的人比,相反要永远和比自己更差的人比。
很明显,社会比较是幸福不随经济增长而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习惯化。
享乐适应症
当我拥有一个新家或一辆新车时,我起初会很激动。不过慢慢地我会习惯,我的情绪又恢复到拥有这些东西之前的状态。现在,我觉得自己需要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如果让我回到以前有老房子和车的时候,我会比之前感到更不高兴。
就我自己而言,我成长在一个没有中央空调的家庭里。那时我觉得挺好的。有时候,我会在火炉边烤火取暖,或者用热水泡脚,而我的心情很不错。40岁时,我家有了中央空调。现在如果让我像以前一样抵御寒冷,我会感到很痛苦。事实上,我离不开中央空调了。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活水平就像酒精或药物。一旦你有某种新的体验,你就需要更多这种体验来维持你的幸福感。你就像在“快乐跑步机”上,只有不停奔跑,你的幸福感才会保持不变。
·积极心理学观点·
心理学上把这个过程叫做习惯化。如果完全习惯化,只有持续的新刺激才能提升你的幸福感。一旦你的境况保持不变,你的幸福感会回到先前的水平,无论最初的变化是更好还是更坏。
习惯化在自然界中十分普遍。当事情变糟糕时,这个过程是个很好的“保险措施”。但是当事情变好时,这个过程最终可能会降低你的幸福感。
有些东西人们可以完全习惯,但是,也有些东西人们始终无法习惯。比如,人们始终无法习惯守寡的痛苦、强烈且不可预期的噪声,或者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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